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一起
安德烈·马尔罗来拜访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本来是来拜访刘少奇的，要向他递交戴高乐给中国国家元首的一封信，但是，那天下午的情况却事与愿违。
马尔罗进入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大厅，厅里没有装饰着拖拉机和炼钢炉的照片，而是装饰着传统画卷。马尔罗一进入大厅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并向他走去。中国的几个部长跟刘少奇并肩而立。
毛泽东单独站在他们附近，像是一位教练带领着一群杂技演员。
马尔罗跟刘少奇说了话，并把戴高乐的信交给他。刘少奇没有作答。是毛泽东开始和马尔罗及其同事——法国驻中国大使交谈起来：“听说你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没有机会插嘴说一句话。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待着。”毛泽东含糊地说。就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人不是他的同事而只是沉默的见证人。
在1965年夏天的这个下午，毛泽东的谈话不断有长时间的停顿，而且常常是转弯抹角。对谈及的问题他态度很悲观，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一种局势在握的意识。
在马尔罗眼里，他似乎像个帝王的铜像。一个僵硬的、有压倒一切之势的人物，像是传说中刚刚从坟墓里回到人世的泰坦。
当谈话转向法国独立于美国，中国独立于苏联时，马尔罗偶尔用到“同盟国”这个词。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一动不动，只用右手把香烟从嘴边移到烟灰缸磕磕烟灰。但是这时，他突然把双手举向天花板，然后又猛的放下来。“我——们的同盟！”他用略带讽刺的语调慢吞吞地说着这个中文词，“你——们的，还有我——们的！”［1］
毛泽东也没有让巴黎来的自由主义者们听到关于中国状况的任何乐观的说法。“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说，“作家们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马尔罗谈话的法文和中文记录显示，毛泽东对马尔罗的乐观态度的不赞同，甚至比马尔罗的记录中所写的更尖锐。［2］
法国大使试图在这种诊断中注入某种希望，他冒险说，中国的年轻人似乎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为他们制定的路线。
“你到这里多久了？”毛泽东反问。
这位早有准备的外交使者详细讲述了他基于最近华南和华中之行的乐观印象。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毛泽东回答说，“你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
毛泽东远没有把中国理想化，对它目前的状况，他几乎像20年代反旧传统时那样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位高尚的、努力要扮演伏尔泰而对中国表示敬佩的高卢人来说，所受到的对待也就是这样了。
毛泽东回忆柯西金在苏联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提高生活水平。”他嗤之以鼻地说出他的反感，“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难道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忘记夺取政权要达到的那些伟大目标了吗？
“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毛泽东对这几位法国人补充说。
毫不奇怪，刘少奇在那个下午始终保持沉默。
这些就是1965年冬天临近时毛泽东谈论的话题。毛泽东是个失意的人，然而，某种傲慢自大又回来了。
在离开38年之后，他悄悄地又去重访井冈山，并且在那里填了一首很能“言志”的词。开头的几行说出他未尽的渴望：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但是，在《重上井冈山》里也有大胆的希望：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毛泽东仍然觉得，凡事都取决于主人自己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3］
“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4］无论毛泽东的期望有多高，他都不指望党来完成。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爆炸性地补充道，“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5］
直接的障碍是刘少奇，他跟他资本家出身的、会讲英语的妻子住在紧邻毛泽东的一座优雅住所里。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少奇现在是个地位很高的人。在党内，他被看作几乎跟毛泽东相当。刘少奇是个瘦高、满头银发、总是很有尊严的人，从1921年在安源煤矿遇到毛泽东之前，他就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现在他似乎是其首席执行官。刘少奇的一本书名极具权威性的小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62年再版到1966年这一期间售出1500万册，超过了那个时期毛泽东的任何著作的销量。60年代的报刊社论敦促干部们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出版《刘少奇选集》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甚至对外国人——刘少奇是他的自然接班人。［6］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凸显出来［7］；这是一场在农村提高政治觉悟的运动。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十条》草案，跟他自己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一脉相承。刘少奇以较温和的态度看待社教运动，认为它是一场在英明的中共密切领导下反对腐败和行政管理不力的运动。
《十条》第二和第三个修改稿出来了，加进了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很多重要意见。有些低层官员开始纳闷：社教运动是否只是一个政治足球，在毛泽东和抗拒他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之间踢来踢去？毛泽东认为，第二稿和第三稿形左实右。他在1965年初出台了新的草案——扩大成《二十三条》——明显地把矛头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8］
刘少奇不肯支持这个《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他。［9］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林彪看上去更像个童子军，而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久经沙场的元帅。他比毛泽东个子矮，有一只对中国人来说很大的鼻子。林彪说话嗓音细而音调高，总是戴着帽子以掩盖他的秃头，身上的军装就像挂在挂钩上。他57岁，身体很差，在公共场合不是很引人注目。
但是，林彪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个卓越的指挥员，虽然毛泽东在长征期间曾对他发火说：关于军事战术，“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10］
林彪已于1959年从倒台的彭德怀手里接管了国防部。
与彭德怀相反，林彪不反对跟苏联决裂。林彪很高兴把意识形态工作在人民解放军各项工作中提到很高的地位，而彭德怀不愿意这样做。
甚至比彭德怀和林彪之间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危机之后得出了关于党的灰暗结论。在庐山上失去的，是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制。从那以后，党成了一部被争相控制的机器，而不再是高于一切个人和争议的整体力量。
毛泽东一步一步地开始认为，自己的个人权威可以跟共产党的权威分离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承担起令人吃惊的作用。当党的官僚系统在60年代初把毛泽东当作“亡人”对待时，军界把他当作自己活着的恺撒。林彪就是一个奥列弗？克伦威尔，他的人民解放军就是17世纪40年代英国人纯洁而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其部队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组成合唱队歌唱毛泽东的思想和“四个第一”。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早在1962年就在第一版以花边框和黑体字发表毛泽东的语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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