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康生就插手中央党校，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变本加厉地残酷打击迫害党校的同志，弄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中央党校成了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校长，副主席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胡耀邦受命于历史大转折的时候，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任务艰巨。当时客观形势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有胆有识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决定把复校后的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胡耀邦以身作则地坚决贯彻中央这个决定。同年8月，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他就郑重地向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宣布，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此，我们除了要认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袋子(档案)。这就是很快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胡耀邦提倡的“四不主义”。
这个“四不主义”显然很有针对性，它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过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使近几十年来的“言者有罪”“以言定罪”“按思想划阶级”等等“左”得吓人的错误，能够得到拨乱反正。但是，由于那些“左”的错误为害时间之长、流毒之广、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之大、对受害人造成的创伤之深，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所以，我们不能设想胡耀邦一宣布“四不主义”，大家就相信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和工作人员中多数是老同志，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以后历次运动中，不少人吃过“钓鱼”的亏，“言者有罪”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无怪有的人说：咱们中央党校即使现在可以实行“四不主义”，可以不装袋子(档案)，但不可能不装进脑子。如果政治气候一变，来一个什么“最高指示”，让大家凭着回忆，互相揭发检举，“错误言论”材料一凑就出来了，我们还会挨整。所以不管你胡耀邦同志出于多么好的用心，我们实在是难免心有余悸。
胡耀邦说：同志们心有余悸，实际上是心有余毒。被过去党的“左”的错误做法整怕了，这个余毒未尽，是可以理解的。但同志们应该相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得到拨乱反正，过去那种随意整人的“左祸”很难再生(当然不是说不会再生)。大家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同志之间、人民之间如果连真话都不能讲，还谈得上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吗？
由于耀邦同志大力提倡讲真话，中央党校校园内很快出现了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然，一个民主的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纠正一种积习已深的错误作风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1978年初，某省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个厅局级干部，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他所在省的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问题。这本来是理论联系实际，敢讲真话的好作风，是应该提倡的。可是与他同来学习的另一位带队的同志，写信告诉了该省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很恼火，便对这位讲真话同志的妻子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警告他“不要讲真话”。果然，这个妻子就写信劝告丈夫：你在中央党校埋头读书，好好学习就行了，不要管闲事，特别不要对省里工作说三道四，能保住你的职位就不错了。这件事被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知道了，当时校委负责人冯文彬在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公开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是关系到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今后谁再这样搞，我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当然也包括那位省委负责人)。”从此，学工人员更加相信胡耀邦代表中央主持的中央党校是真心诚意坚决实行“四不主义”的，是真心实意让大家讲真话的，大家应该同党一条心，为了党的事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段时间，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大家思想也非常活跃，学习的收获也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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