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是偶像，可他想死后继续当偶像，而结果，死后的偶像没当成，连活着时候的偶像地位也搭进去了。
死了一个革命党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不革命，岂不就只剩下请客吃饭了吗？
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刚开头，湖南桃源的积雪还未完全融化，国民党人宋教仁就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袁世凯发的，电报的内容，名义上很堂皇：共商国是。
实际上谁人都清楚，无非就是各方面的几个人物私下里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往事，然后拉拉家常。
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吗？认识啊！他是我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那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吗？太认识了，我们前几天还一起吃饭来着，他跟我一个村的，这人喝酒不行，半斤酒吐得稀里哗啦。对对对，上次我们一桌吃饭，他做东，我们都还没来得及灌他，他就自己先醉了。哈哈哈……，那个某某事，老哥你看？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啦。
就这样，中国的很多事就办成了。
接到电报后，宋教仁很兴奋，他也想就这么简单地把孙中山和黄兴几十年没办成的事给办成了。因为当时的形势，国民党经改组吸纳了几个小党派顺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根据《宪法》，国会第一大党有权组织内阁，派人出任总理，并提交各部部长名单，说白了也就是他们现在掌权，这新做好的蛋糕如何分由他们说了算。既然如此，兴奋的人自然就远不止宋教仁一个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国民党内那些长期失业的高干们此时情绪极高，因为一旦宋教仁当上总理重组内阁，他们不但可以成功实现下岗再就业的宏伟目标，还很可能竞争到各部部长的高位，过一把“学而优则仕”的官瘾。所以，当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登车前往北京的时候，在上海的国民党大佬如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无论出于党谊私谊都来为他送行。在车站外，大家徘徊良久，依依不舍，宋教仁也频频与同志们握手挥别。
然后一行人像流水般缓缓涌向站台，可谁知这时冷不丁从宋教仁身后闪出一个人，此人不容分说，对着宋教仁的腰部就是一枪。由于凶手是斜向上开枪，子弹从宋教仁的腰上部直入下腹部，贯穿腹腔。
枪响后宋教仁应声倒地，车站人多，而且是在赶火车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枪响，现场顿时一片混乱，等送行的国民党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了。
问题很严重，国民党人很愤怒。
能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持枪行凶，既不图财也不图色(无色可图)，杀的又是一个头角峥嵘的政坛新星，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十有八九就是传说中的政治谋杀了。那么，到底是政治阵营中的谁要杀宋教仁，而且一定要置于死地呢？
宋教仁的才华在国民党中数一数二。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大约就相当于诸葛亮在刘备，吴用在宋江那里的地位。当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要颁布一部《临时约法》，规范领袖行为，可这些年革命党人一直忙于打仗，干着脑袋别在裤腰上的事，至于文字上的小节自然就忽略了。但现在事到临头非要不可而且时间还不多的情况下，领导们思前想后决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交给宋教仁，宋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像现在的大部分党政秘书一样，只熬了一个通宵，稿子就奇迹般地写出来了，而且这部稿子倍受好评，被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一部良法。
难怪那个一向被人称为“疯子”的章太炎就说过，孙中山不该当民国总统，这个位子“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而且据说，袁世凯不怕孙黄(孙中山、黄兴)，就怕宋教仁。
对于宋教仁，他曾有意无意地拉弄过，一次他曾十分大方地送了宋教仁一本空白支票，任其支取。宋教仁从农林总长的位置上下来后，袁世凯又主动要给他50万金作为退休补助，被宋婉拒。
精于人生的人曾说，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意思就是，国家的宝贝不能够轻易拿出来让别人看，看到了很可能就会引来灾祸。同样的道理用在人身上，那就是有才华的人不一定会受人嫉妒，但假如一个人既有才华又锋芒毕露那结果就很不好说了。
几天前，从家乡湖南桃源赴京的路上，宋教仁革命本色不变，指陈国事，意气飞扬。在湖北，宋教仁批评现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绝于人民。在南京，宋教仁把现政府所施之政统统说成是恶政，并说现在社会之所以乱七八糟就是因为这个恶政。
小时候，笔者“面聆诸长辈教诲”：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意思就是东西乱吃大不了生场病，话说乱了说不定就是死，而且这死有时还会牵连到一大帮人。
宋教仁的批评话语说出还没几天，在上海火车站这个意气风发也被人说是“意气发疯”的国民党人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打了一枪。联系前后因果，即使宋教仁锋芒毕露看不惯他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很多，但无疑被他抨击的对象嫌隙最大，而且宋教仁死了，获利最大的也是这个被他抨击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又会是谁呢？很不幸，这个对象就是给他发电报要他前往北京一起吃全聚德烤鸭的袁世凯。
不过破案讲究的是证据，而不是肾上腺激素。但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原理，肾上腺激素也一定会有肾上腺激素的作用，那就是在肾上腺激素的刺激下，人的潜能会10倍、100倍地冒出来。
两名学生在浏览当时报纸报道的宋教仁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后，充分发挥课堂上老师传授的联想能力给警方提供了很强大的线索。他们说，有一个跟他们同住在六野旅舍的流浪汉曾向他们借钱，并说等过几天杀了人就还钱。
当时主政上海的是国民党人陈其美。因为同是党内同志，在各方面的影响下，一直苦无线索的陈其美破案压力很大。当得到这条消息后，陈其美如获至宝马上报请巡捕房，前往六野旅舍抓人。不巧的是，抓人的时候疑犯不在，但在疑犯租住的房间内还是发现了一点线索，一个人的名片，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应桂馨也是国民党的党内同志，跟宋教仁、陈其美这些大佬比起来属于典型的革命小将，这人陈其美貌似也认识，但因为其辈分太低，出道太晚，陈其美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既然在疑犯房间里发现了名片，那说明这个党内的革命小将至少应该认识疑犯。现在，国民党死的不是一般党员，而是党内正如日中天的BOSS级人物，那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就绝不是党内矛盾党内消化这么简单了。更巧的是巡捕在逮捕应桂馨时又在应的卧室内发现了大量应与当时国务院一位秘书洪述祖的往来文件。而且文件显示，洪述祖才是应的背后指使者，而且洪还不是最大买家，最大买家另有其人。洪在文件中说这笔买卖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均让他干的，在文件中洪还说，他曾就此事向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汇报过，总统听了之后很兴奋。有了这些“铁证”，本来就对袁世凯心存芥蒂、十分不满的国民党人在长沙的宋教仁追悼会上便众口一词，一口咬定杀宋的最大幕后黑手就是袁世凯了。
半个多月后，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孙先生的臂膀，跟宋教仁素来友善的黄兴在巨大的悲愤之中写出了一副非常有名的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此联一经传播，坊间舆论大哗。
国民党的另一大佬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寻思着招商引资事宜。但在得到宋教仁惨遭毒手的消息后，3月21日，即立刻停止在日行程，提前回国。3月25日，坐了4天轮船的孙中山刚到上海，就马不停蹄地召集党内诸同志在黄兴寓所召开了一个国民党高干会议。
会上，国民党的高干们各抒己见，黄兴主张走司法程序，彻查真相，用法律手段解决。孙中山则力主动武，并说要打到北京去，消灭袁世凯。可当时国民党人也面临着十分尴尬的问题：查，政权不在手上，而且此案涉及最高领导人，难保司法不公；打，手中无兵无枪，敢跟老袁动粗、吹胡子瞪眼不啻于以卵击石。
与会诸人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一向偏激的戴季陶附和孙中山，认为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其他人则大多表示在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皮之前，黄兴的法律解决方案未必不可一试。孙中山是个有些牛脾气的人，主张武力讨袁不改。黄兴也不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咬定老袁不放。讨论了一夜，党内诸同志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于是大家口头上说“下次再议”，而实际上双方都在按自己的想法一步步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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