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夫子画像
在介绍程朱理学之前，我们先介绍创造程朱理学的三个人程颢、程颐和朱熹。
说起程颢、程颐兄弟，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成语，那就是“程门立雪”，这个故事出自《宋史？杨时传》。说是，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想重新考取国学高级研修班。于是，他就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了，他自己也40多岁了，但仍一心向学，于是又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块儿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继续深造。偏偏赶上程二先生正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俩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候。等了大半天儿，老先生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做)还站在门口，非常感动。因为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杨时、游酢身上自然也是一片洁白，几乎成了圣诞老人。于是程二先生赶快让人给两位办理了入学手续。
当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程颢、程颐兄弟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程颢、程颐兄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北宋中期。他们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俩人小时候，在姥姥家——湖北孝感董湖读书。二程在孝感学习、生活了十八年之久，平时即读书于其台之楼上，故这地界儿被称为程子读书台。又名“凤凰台”，因相传在晋穆帝永和四年有凤集于东岗，产九子于其上而得名。台上有座楼叫夜月楼：“虚窗晃明，美景澄清，无屋舍烟火之凑密、儿童鸡犬之声杂，其澄心悟道，深究理学，伊洛学派亦肇基于孝感”。程颐十八岁后，游伊洛、进太学，受业于周敦颐，著《颜子好学论》等书，逐步创立了北宋著名的理学流派，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朱理学”。他们的学说受到当时许多大儒的推崇。后来，孝感百姓为了纪念二程，在程子港建起了二程祠，明末祠堂被毁。清顺治十八年(1661)，孝感知县张擢士重建于东岳庙侧，形成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夜月”。可惜这座名楼毁于“文革”时期，现在仅存遗址。
说起二程兄弟，还有一个高深莫测大忽悠的故事。说是有一天，哥俩应邀参加一个party。酒席上，有几个漂亮的歌伎在陪吃陪喝陪唱，三陪之外还另加跟客人零距离接触。刚出道的程颐被她们闹了个大红脸，本来程二哥的豪言壮语是：“人心贵乎光明洁净。”可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既不光明也不洁净。在别人眼里秀色可餐，可此刻他却连桌子上的美食都难以下咽了。程二哥越想越气，一甩袖子就走了。可他哥程颢却若无其事，还在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至于醉酒之后的行为他就不负责了。
第二天，程颐气哼哼地跑到程颢的书房，埋怨哥哥昨天的行为不但有辱斯文，甚至还有点儿下作。没想到程颢却一本正经地对他兄弟说，昨天，我虽是喝了花酒，但却是座中有妓，心中无妓。昨天你是因为没有定力，怕被人拉下水才落荒而逃的，到今天还想着这事儿，说明你是家中无妓，心中有妓。你在治学方面的功力跟你哥差远了，坐怀不乱方面的定力差的就更远了。傻兄弟，修行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呀！
不过，程大先生这套“心中无妓”的高深理论，糊弄自个的傻兄弟还行，可糊弄不了“扫黄办”的同志。呕，你在那搞“三陪”，还让我们抓了个现案，回来一审，你说自己是座中有妓，心中无妓，串皮不入内，就没事了？还说，自己精神世界是光明洁净的，想用您那套高深莫测的哲学来忽悠咱哥们，跟我玩漂移，来个元宵不叫元宵白丸儿(玩)？姥姥！就是刑事拘留免了，罚款你也得给我补上，要不我们年底的罚款指标谁来完成？
说到朱熹，他是徽州婺源人，婺源现在属于今天的江西省。因为父亲曾在福建做官多年，所以朱熹就出生在那儿。少年时代的朱熹，学术上就有所创建。十九岁登进士第，开始踏上仕途，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管理一个县的文书簿籍。后来，又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做地方官。当时东南地区是农业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国家的分裂、土地兼并的加剧、赋税的沉重、生产力的衰退，不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反对对金人屈辱求和。
朱熹的父亲朱松就是一位抗金派。他敢于上奏章，反对秦桧的求和主张，后来遭到排斥和打击。朱熹认为南宋王朝必须励精图治，抵抗金兵南下，收复北方失地。他说：“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又说：“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他的政治态度是明朗的，主张抗战，坚守阵地，反对割地赔款。他甚至主张断绝和谈，任用贤能，振兴纪纲，整改风俗。如此数年之后，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当时，汤思退、洪适等主和派先后任宰相，他们对朱熹的抗金主张根本不买账。因此，朱熹不愿在朝廷任职斗气，多次辞去官职。他同爱国诗人辛弃疾、进步学者陈亮等人都很有交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主张抗金的。朱熹称赞辛弃疾“今日如此人物，其可易得！”辛弃疾对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更是非常敬佩，他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1200年，朱熹病死在武夷山，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中写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意思是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就被学者所承认了。
陈亮和朱熹的交情也是很深的，因为两人都是著名哲学家，所以免不了在学术上有争论。陈亮的观点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也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不同意朱熹把王道和霸道、天理和人欲根本对立起来。不过在抗金北伐这个大是大非面前，陈亮和朱熹倒是完全一致的，没为姓王姓霸的理论问题，耽误正事。
朱熹还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明确提出“天下之物，莫大于恤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他在《井田类说》中，揭露了“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残酷现实，提出“宜以口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他极力主张清丈土地，按人口数給于田地。他在福建做地方官时，曾率先践行自己平均地权的设想，但遭到了当地官僚和豪绅的强烈反对，没能实现。在封建经济体制下，朱熹的主张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不能否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朱熹的思想中还有平均地权、实现平等的亮点。
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时，很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淳熙五年也就是1178年，他在江西南康军任职时，“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究荒政，多所生活。”每遇早稻田地久旱，他就劝导农民改种荞麦和大小麦，防止饥荒。过了一年，他根据南康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发布了《劝农文》，推广一整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耕作、施肥、除草、水利、蚕桑副业等诸多方面。
朱熹还提出了“劝业”即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认为只有“用力勤，”才能克服水旱灾害和农民流亡。他想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防止农民聚众闹事、破坏和谐。
他还主张推行“社仓”制度，对农民办理救济，防止受豪强地主高利贷的敲剥。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讲了建立“社仓”制度的好处。山地贫苦农民，终年没有余粮。在青黄不接之时，要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地主借贷粮食。但是官府仓库里的粮食，甚至“红腐不可食”，因此他主张凡是要求借贷粮食的农民，政府都要借给，农民出十分之二的清息。不愿借贷的，决不勉强。如遇饥荒，要减轻利息，甚至全免。朱熹在《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说，这种社仓制度跟王安石的青苗法相比，有更加合理的地方：一是贷谷而不是贷钱；二是借贷出于农民自愿，而不是强迫；三是由乡村社仓办理而不是由官府办理。
以上这些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说明朱熹还是能够体恤百姓，也是主张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的。
由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又有较精细的哲学眼光，所以在注释古书，整理文献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并重新做了注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教科书。朱熹对儒家的经典的解释，被奉为后来各代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几乎使用了700多年，若是据此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他老人家肯定会发大财。
朱熹不但重视理论建设，也同样重视生产实践。比如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沿江安抚使刘子羽对朱熹有养育之恩，所以，朱熹经常出入刘家，辅导刘家公子刘玶的功课。绍兴十一年，刘子羽的老婆卓夫人想为儿子谋一个叫“干官”的职位，这是负责采办朝廷所需物资的肥差，只管花钱，没人监督，油水甭提有多大了。套一句文明话这叫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跟眼下管工程、管高铁、管政府采购、管干部提拔的一样，如果对自身要求不严，很容易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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