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进入中国，大量商行开放
海盗的名声，因为《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上映，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拯救。当索马里作为一个国家为海盗提供“大后方”的国际报道为世人所知后，整个世界的好奇心再度被激起。
甲午战争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从道(注：日本明治时期的陆海军大将、元帅)告诉沈翊清：“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海军还是海盗，从乔治·安森开始，界限并不是很清楚。
1856年《巴黎宣言》之前，西方国家雇用海盗或纵容海盗行为已呈常态。当时提到打击海盗，恐怕说的只是打击那些“个体户”。
1667年，亨利·摩根(HenryMorgan)受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委托去“抗击西班牙人”。这位威尔士浪荡子把海洋当成了渔场，他“自由”地攻击多国船只，洗劫沿岸村镇，其中包括巴拿马城。所到之处，他指使手下把无辜市民吊起来拷打，直到他们供出藏匿财宝之所。西班牙人曾要求在北美和加勒比水域出现的船只，必须事先征得他们同意。这一要求让其他国家不知所措，于是，众多船队就以反抗西班牙人的名义，像海盗一样运作起来了。
麦克雷(EdgarMccrea)在《美洲海盗史》中写道：“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确立以后的头一百年时间里，海盗、奴隶主、私营武装船队甚至政府海上巡逻队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妙。有时候，彼此完全混淆不清。这段时间里，武力就是海上的公理。当他们国内的政府彼此交战时，或者当政府相安无事，殖民地的水手都可以大捞一把。”1671年，传奇式海盗亨利·摩根抢劫巴拿马城，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刚刚签署完《马德里条约》。西班牙第一次承认了英国在加勒比的殖民地，后来，两国都同意对海盗进行打击。
摩根后来怎样了呢？1674年，他获得了英王查理二世的表彰，获骑士勋章，并被指派为牙买加副总督，名下地产超过六千公顷。
尤其是战争时期，有钱人经常投资海盗船，让其袭击敌方的船只，然后瓜分赃物。这个英国海上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SirFrancisDrake)的时代。1696年，苏格兰人威廉·基德(WilliamKidd)和英王的侄子贝拉蒙公爵成立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内容就是：操纵海盗船只，袭击任何国家的商船，获取战利品。据此，英国至少有六名最有权势的人投资了这个集团，其中包括英国海军大臣，甚至国王本人也可以分10%的利润。利益几乎让人血脉贲张：只要基德船长一年内捕获两条大船，前期总共投入的六千英镑就将滚成一百多倍的大雪球。更加激励基德的是，如果他夺取的战利品超过了十万英镑，大家集资购买的“冒险”号就将全部属于他了。
基德捕获的第一条商船是“圭达格”号，上面装有上等衣物、丝织品和宝石，价值四十多万英镑。这艘船是美国船只，船员都是莫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徒。狡猾的基德事先挂起了法国旗帜，待“圭达格”号上的军官出示法国文件时，基德旋即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对方为合法战利品——1695年，英法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在抵达马达加斯加之前，基德又捕获了另外一艘船，手风甚劲。漫长的航海生活，最终使其部属发生了哗变，基德的回程时间差不多晚了两年。这其间，东印度公司投诉说，“圭达格”号实际上是莫尔人的船只，也就是说，基德犯下了海盗罪。
被等待折磨得有点儿焦急的幕后投资者们动怒了，可能也以为他带着大家的投资逃跑了，于是宣布基德为海盗。但基德本人以为，仍然可以在英法两方之间都游刃有余。1699年7月1日，他在波士顿港被自己的投资人之一贝拉蒙公爵逮捕，并押送回国审判。1701年5月24日，他被执行绞刑。
在基德被绞死的第二天，国务大臣索默承认自己在其船上有投资。但他又声明：“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违法之处。该船所有的投资人都损失了他们的投资，没有分得任何利润。”
与历史上诸多统治者一样，清廷对科学的态度谨小慎微。进入19世纪后期，西方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但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从秦汉到清朝，最大的科学是“五德终始论”，听起来像“伍德斯托克”。此理论认为，王朝依据五行轮回，各自对应不同的颜色：从女真的黑，到民国的青……每个王朝的最后阶段，统治者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制止这一法则生效的工作上。
当时的中国，忽视基本科学的精神随处可见。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日常生活时间概念很模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至于对年代的记录则有独立的一套“模糊数学”。比如用甲子纪年，六十年一个轮回。这个时间段基本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有效长度，客观上暗示一个人只需关心此生此世。当然，加上皇帝的年号，即便是相同的天干地支年号，后世也能明白具体的年份，只不过需要简单的计算。
且来看看当时的中国人给西方来客的印象吧。一位外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人谈话，后者宣称自己住在九十里外，最终传教士发现，实际上这个中国人说的是来回九十里。有一次，一个驿站的邮差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六十里，他抗议说，自己跑过的路段绝对不止这个数目。长官重新测量，发现是八十三里。
让外国人疑惑的距离丈量方式还有很多。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立德
(ArchibaldLittle)通过长江三峡时，有一段里程顺水标注九十里，逆水就是一百零二里了。在平地，一里说成两里是寻常的事。比较陡的地方，一里说成五里；很陡峭的地方，一里等于十五里。
不管是如何丈量距离，通过一定空间需要一定时间，这是常识。1880年底，清政府因收回伊犁的问题准备与俄国开战，运输兵员和粮草辎重成了大问题。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经天津进京觐见，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栝则在于急造铁路”。建议借用外资，先建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段，以利漕运。这是清廷官员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建筑铁路构想。
1866年，英国公使请求建筑一条短途铁路，以便把海运至吴淞的货物经铁路运至上海，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75年，英商怡和洋行控制的“吴淞道路公司”将铁路器材从英国运至中国，开始自行筑路。1876年6月，英国人先修成上海至江湾段，7月初该路段正式通车，轨距七百六十二毫米，钢轨每米重十三千克，由一台“先导”号机车牵引客货车辆。建筑期间，沿线居民强烈反对外国人在本国土地上修筑铁路，并捣毁“公司”的江湾办事处(这实际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开行不过一月，列车不慎轧死一位在铁轨上的行人，更是引发群众事件，“公司”被迫停驶列车。在此背景下，1876年10月，清政府积极运作，与英公使签订了《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但“公司”方面仍继续筑路，直至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