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浪人拥有松花江的冰块专卖权，更有甚者，拥有全市打扫烟囱的独占权，借此大发横财
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于1932年3月1日建立之后，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便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政府和军部除了抓紧健全政治、军事体系，以加强对满洲国的控制之外，另一个重要侵略措施就是向东北大批移民。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东北地区的日侨便由以前的几万人增加到15万人以上，而且仍呈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日本浪人也相继来到满洲国，以图在这块土地上实现他们的种种野心。
满洲国成了日本浪人的乐土。
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领导机构，这个机构的全称叫做帝国在满洲的政务机关。
政务机关虽然由日本驻满领事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三个组成部分，但是，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厅长官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而日系官吏的任命和政治指导，也由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因此，这个政务机关其实是由日本军阀所把持的。
政务机关迅速委任了一批顾问、咨议，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大陆浪人。日本军阀之所以任用这些熟知中国情况的浪人，目的是对中国人民加强统治。渐渐地，这些浪人统统发了大财。
既然一纸委任状可以使不名一文的浪人很快成为富翁，颁发委任状的人当然也不愿错过发财的机会。不久，关东军司令部便规定，凡欲被委任做顾问、咨议者，必须先交纳一笔费用，说穿了就是交上一笔买官费。
尽管买官费数额巨大，愿意买官者仍不乏其人。因为只要买到一个官做，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搜刮民脂民膏，转眼腰缠万贯。
浪人吉野原无正当职业，他出50000元买到了一个警务部高级顾问的肥缺，两年之后，他便拥有大量的财产，并且在银行里存了30万元巨款。
一个名叫卫下内的浪人，连任了三年警务部刑事科的高等顾问，每年献给关东军司令部的赃款高达10万元，可想而知，他私人从中国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数额是何等巨大。
有一种形同敲诈的搜刮钱财的办法，就是所谓的户籍调查，几乎每过一个月，报上便会登出一个公告，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民的门牌号数需要更换，一个新门牌需征收一块钱。这种门牌是一块薄薄的马口铁做的，实际上只值几分钱，而且是一用再用。随着门牌的不断更换，那些花钱买官做的浪人便富得流油了。
关东军司令部不仅靠卖官牟取巨利，而且靠出售名目繁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专利捞钱，使那些来满洲国淘金的日本人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
哈尔滨的居民家中多有冰窑，以此在冬季贮存冰块供夏季使用。每逢冬季，松花江畔的居民到江面上敲取冰块，然后用雪撬运往哈尔滨及其近郊出售。日本人当然也可以随意到松花江上去敲冰。
但是，到了1933年的冬天，松花江上的冰决便不再是可以随便敲取的了。因为有个叫高桥的日本浪人，向关东军司令部交纳了10000元，获得了松花江上的冰块专卖权。
关东军司令部收下了高桥的钱，便派兵驻守在江边，保护他的专卖权。从此，中国百姓如果要到江上敲取100公斤冰决，需向高桥交纳5角钱。松花江上的冰块取之不竭，浪人高桥也因而大发其财。
浪人矶田原先开了一个出售玩具和漆器的小商店，但是由于商店无利可图，矶田便想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他把商店卖掉，然后跑到关东军司令部，声称他愿交纳10000元，取得哈尔滨市打扫烟囱的独占权。所谓独占权，即哈尔滨的烟囱不可由别人打扫，别人一打扫，就触犯了他的利益。
关东军司令部居然答应了矶田的要求，在收下他的10000元后，派了10个宪兵去听他的指挥。于是，哈尔滨市打扫烟囱专利社隆重开张营业了。
从此以后，隔不多久，哈尔滨每家每户都要上演一幕相同的场景：
一个宪兵、一个翻译，再加一个华工，组成一个打扫队，来到一户居民家门前敲门或揿门铃。门敲开之后，是一番千篇一律的对话。
请问你们找谁？居民问。
我们要见这家的主人。翻译说。
我就是，有什么事，请吩咐。
我们是来打扫烟囱的。
打扫烟囱？我家的烟囱很干净，用不着打扫嘛。就是需要打扫的话，我也可以随便请谁来帮忙呀。
先生，你这就错了。哈尔滨的烟囱，除了我们打扫烟囱专利社可以打扫之外，谁也没有资格干这项工作。你还是老老实实让我们进去打扫你家的烟囱吧，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宪兵在这里，你要是不让打扫，他不但要叫你出打扫费，还要叫你缴违警罚款。你看着办吧。翻译态度强硬地说。
打扫费要多少钱呢？居民软了。
两块钱。
好吧，我给你们两块钱，请你们走吧，烟囱要不要打扫，就不用你们管了。
紧接着，这幕闹剧又在第二家门前上演了。
沈氏做梦也没有想到，早已作废的借据，在日本浪人的手里又重新生效了
哈尔滨最出名的骗子，要数浪人山崎。他曾经加入过基督教，但基督并未能够使他行善，与基督的教义相反，他倒是无恶不作。
山崎看别人靠买取专利大发横财，也心生一计。一天，他到关东军司令部去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要开设一个专收债券、借据、期票和各种债务契约的事务所，只要军方肯与他合作，他愿意将净利的四分之一交给他们。他的想法得到军方的赞同。于是山崎便在中央大街和六道街转角处挂牌营业了。
山崎的业务开展得很顺利，他不问债券是真是伪，或者欠与不欠，也不顾到不到年份，一律按照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二至五的低价收进。一些手握债券却无法收回债款的人，觉得与其让债券成为废纸，不如卖给山崎，这样多少还可换回一点钱用。
但是，这些没有用的债券到了山崎手里，却恢复了应有的价值。他在日本宪兵的配合下，渐渐地按照票面的全数收回了许多债项，并且外加从3分到36分不等的一年的利息。这种骇人听闻的重利是满洲国的法律所特许的。
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山崎杀人不见血的盘剥手段是如何高明：
哈尔滨著名的放印子钱的鲍勤，以700元的代价，将25000元票面的期票卖给山崎，这些期票，有的是假的，有的已经付清，有的已经过期多年。其中有一张200元的借据，是寡妇沈氏三年前写下的，沈氏早已将本利一齐还清。还款时，鲍勤推说借据遗失，只给沈氏一张收条，证明款己还清。
沈氏万万想不到，时隔三年之后，还有人上门逼债，而这笔莫须有的债务足以叫她倾家荡产。
这一天，山崎带着一名保镖来到沈氏的住处，口气很温和地用中国话问沈氏：请问，你就是沈太太吧？
我就是，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沈氏见两个日本人突然登门，不禁心中忐忑。
你是否还记得，三年前你曾经向一个叫鲍勤的人借过200元钱吧？
记得，我是向他借过钱，不过我早就把这笔债还清了。
沈太太一定是记错了，请你看看这是什么？
山崎说完，狡狯地一笑，向沈氏出示了她亲笔写的借据。
沈氏看了借据，镇静地说：这张借据是我写的，但我的确还清了那笔钱，我这里有鲍勤的收据。随后，沈氏从箱子里翻出了那张鲍勤写给她的收条。她为三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张收条而暗自庆幸。
谁知山崎接过收条，草草看了一眼，便不屑地掷还给沈氏，说：我现在不看这个，我只按我手中的借据讨还债务，你必须还清本洋200元和三年来按每月5分计算的利息。他顿了顿，接着一板一眼地说，另外还要付给我845元的手续费。
沈氏听了山崎的话，大吃一惊，急忙争辩说：先生，你可不能不讲道理呀，我的确已经还清了鲍勤的债，而且我手里还有他写给我的收据。
山崎脸色突然一变，蛮横地说：我已经跟你说过，我现在不看这个，你必须在三天内把所欠的钱和手续费凑齐，送到我的事务所去。
先生，我
沈氏还要辩解，山崎却向保镖一摆手说：不要听她口罗嗦，咱们走！掉头出门而去。
山崎走后，沈氏在家中呆坐良久，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蛮横无理的敲诈，简直如飞来横祸，她这个可怜的寡妇带着一个女儿，仅有一间小屋藏身，即使把全部家当卖掉，也付不出这笔巨款。她在满铁当雇员的女儿下班回家后，见母亲满面愁容，便问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沈氏忍不住失声哭泣，说出了日本人山崎上门敲诈的经过。女儿听了，不知如何是好。母女俩抱头痛哭一场，一夜无眠。
三天过后，山崎带着一名打手和两个日本宪兵来到沈家，质问沈氏，为何不按时将债款送交他的事务所。沈氏又是辩解，又是哀求，说她的确已经还清了鲍勤的债务，而且家中毫无积蓄，实在无法拿出钱来给山崎，请他高抬贵手，放过她孤女寡母。
山崎吼道：拿不出钱来也行，我把你的房子拍卖抵债！
山崎的公开敲诈，令沈氏的邻居们感到愤怒。但是，山崎有宪兵撑腰，大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谁也不敢站出来为沈氏打抱不平。
后来，围观的居民中有几人出来为沈氏求情，要山崎再宽限几天，容大家帮沈氏想想办法，山崎才答应再给沈氏三天时间，到时如拿不出钱来，他就将她母女赶出家门，将房子和家产拍卖抵债。
山崎走后，沈氏母女俩一筹莫展，别说三天，即使是再过三个月，她们也凑不到这笔钱。但是，时值隆冬，如果房子被山崎拍卖，她娘俩将无处藏身，到那时，恐怕只有死路一条。热心的邻居们一起为沈氏出主意，有的说，事到如今，只有由亲友们凑一笔钱给山崎：有的说，干脆豁出去，到宪兵司令部告山崎敲诈良民
但是，沈氏在哈尔滨并无亲戚，邻居们的生活也很困难，凑钱抵债，行不通。至于到宪兵司令部去告山崎，就等于到土匪头那里去告他的部下抢劫，不仅得不到公道，说不定更加遭殃。
后来，有人说，沈氏的女儿在满铁供职，不妨求满铁的日本人出面对山崎施加压力，以日本人压日本人，也许能行。
沈家母女觉得也只有如此。翌日，沈氏的女儿上班后，即向她的上司求助。但她一连找了几个人，他们都说山崎的债券事务所有宪兵司令部做后台，他们不好出面插手此事。后来沈女几经奔走，终于说动了一位在宪兵司令部有朋友的日本官员，这位日本官员通过他的朋友，出面与掌管专利部门的日本人交涉，对山崎施加压力，沈氏才免遭敲诈。
不料，半月之后，山崎却指使几个口本流氓，深夜闯进沈家，将其家用大部分捣毁，并将沈女轮奸。
山崎诸如此类的恶行举不胜举，他倚仗宪兵这座靠山，盘剥到了无数的房屋、店铺、土地和各种各样的产业。
无论在长春、哈尔滨，还是在奉天，饭馆、咖啡店、酒吧间的老板们都对日本浪人畏之如虎，他们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成群结队地闯进华人或俄人所经营的店里，令全班侍役放下所有的工作来伺候他们。这些人大吃大喝一通，酒醉饭饱之后，分文不付，抹抹嘴扬长而去。老板若是胆敢要钱，轻则遭一顿打，重则被砸毁店铺。
吃完就走的浪人，还算是好对付的，有些人临走时见了中意有用的东西，便顺手牵羊，将其带走，大到金银器皿、留声机、无线电、安乐椅，小到一张台布、一瓶酒，都在拿走之列。一些浪人归国时所带的这样那样的纪念品，十之有九是靠掠夺而来。
在东北乡村，日本浪人敲诈勒索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浪人携带着数十本日文小学课本，到乡村强迫村民购买，每本索价50元。村民如不愿买，浪人们就说他们有反日情绪。村民深知，这个罪名一旦被告到日本宪兵那里，就会被抓去坐牢或服苦役，甚至被酷刑折磨而死，只得东借西凑，花上50元买下一本毫无用处的东西。
浪人们除了卖日文课本，还到各地强卖御影。所谓御影，便是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画像。御影的价格，要视买主的财产而定，穷户一般需出价三四元，富户则要出价四五十元。百姓们若不愿买，浪人们便说他反对日中亲善，这一罪名，足以吓得百姓心里发毛，赶紧掏钱。
出售日文课本和溥仪像的浪人虽系敲诈，总还有个借口，有些浪人连借口也赖得找，干脆跑到村里，找村长纠缠，硬说他遗失了东西，被村人拾去，要村长赔偿，并且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实行王道政治，国民应路不拾遗，哪能随便乱拾东西？直到村长按他的要价，凑钱给他，才算了事。
一家小商店的老板遭到浪人绑架，等到老板娘筹来赎金，老板早在两周前就魂归西天
在满洲国，绑票的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中国百姓被绑票者勒索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因拿不出巨额赎金而惨遭杀害。
这种残酷的敲诈行径，常常是日本浪人与宪兵勾结起来干下的。
由于大批的日本移民和浪人涌入东北，由浪人为主体的恐怖组织也应运而生。在沈阳，拥有相当势力的鹤鸣会，即是其中之一。
鹤鸣是双关语，在日语中，鹤鸣同革命一词的发音相同。该会的首领是一个崇尚暴力活动的浪人。在他的指挥下．，这个恐怖组织以各种方式迫害中国人，绑票剪径、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
梁永昌是沈阳一家小商店的老板，一天深夜，鹤鸣会的六个日本浪人闯入梁宅，将他绑架，关在铁西区一处废弃的厂房里，然后派一个中国流氓到梁家传信，要梁妻限期拿出3万元赎金，否则便将梁永昌杀死。
梁永昌做的是小本生意，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为救丈夫，梁妻拿出了所有积蓄，又四处求告，向亲友借钱，东拼西凑，仅筹到万余元。
绑架者的头目中野良朋，见梁家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有钱，同意将赎金降至15000元。但其中一名叫铃木的浪人却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他对梁永昌家的经济状况已了解清楚，他也许拿不出3万元现款，但他只要将商店拍卖出去，就可凑齐这笔赎金，而在沈阳，梁永昌的商店还是很容易找到买主的。他说：我不相信他会把金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你如果让我来办这件事，我一定会叫他拿出3万元。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会让你满意的。
中野听铃木说有把握诈出3万元来，便说：好吧，就看你的了。你要能叫那个姓梁的拿出这个数，除了你应得的一份外，我再赏你2000元。
铃木听说诈出钱来就能领取重赏，更加来了劲头。当天夜里，他和两个打手来到关押梁永昌的一间水泥小屋里，逼他写信叫妻子将商店拍卖掉。
商店是梁永昌一家的生存之本，他当然不愿轻易把它卖了。
梁永昌不愿写信，铃木便用烧红的铁块灼他的手脚，后来竞灼他的面孔。梁永昌因剧痛难忍而发出惨叫时，铃木就叫打手掐住他的脖颈，使他不能发声。结果梁永昌被他们活活掐死。而他们却认为他是昏厥过去，仍然用烙铁灼他的皮肤，要把他烫醒。
当他们发现梁永昌已经死去，才不再烧灼他的尸体。他们用刀割断捆绑梁永昌的绳索，将尸体拖到墙角，随便捞过一条破毡子盖上，然后若无其事地在外间坐下来，悠闲地饮酒。
中野良朋听说梁永昌被铃木等人折磨致死，十分恼怒。他当然不是反对铃木对肉票运用酷刑，而是为无法再向梁家进行敲诈感到遗憾。
当他向铃木发火时，铃木却满不在乎地说：谁叫他把钱看得比命还重昵？他只要给他老婆写一张字条，事不就完了吗？其实我只是吓唬吓唬他，他就死了。你放心，像他这样的货色奉天城里有的是，只要你说句话，我马上再给你绑一个来。
梁永昌的尸体在充满焦臭味的屋子里摆了一天。第二天夜里，中野为了消灭他们的罪证，命铃木等人把尸体运到野外抛弃。铃木等人觉得尸体太沉，竟将其砍成四块，运到郊外，扔在一条水沟中。
此后，中野等人一直隐瞒梁永昌已经惨死的真相，并日．仍让人叫梁妻凑款赎票。赎金由3万降至2万，直到梁永昌死后的两个星期，梁妻才把好不容易凑到的两万元交给绑架者，想赎取她丈夫的自由。
浪人间谍们不仅贩卖妇女，而且还买一些顾问、咨议、指导官的头衔四处行凶作恶，行径令人发指
朝鲜于1910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人开始在那里开办起贩卖妇女株式会社。这种株式会社，是全靠以迫使妇女卖淫而牟取利润的。
随着满洲国的建立，日本人将贩卖妇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便有成百上千的日本和朝鲜女子被运达中国东北，以供给各妓院、茶馆、舞厅与酒楼之用。后来，日本人便在东北各大城市相继成立了贩卖妇女的专利公司。
贩卖妇女专利公司广招天下客，无论什么人种、什么国籍的人都可以光顾，可以当场提货，也可以留下订单，预订一个或一百个女子均可。
这类专利公司经营的妇女分为不同的档次，有供达官贵人用的上等妓女，有供普通人泄欲的普通妓女，还有供咖啡馆雇用的艺妓或舞厅所需的伴舞女郎。
专利公司的门口有日本宪兵守卫。顾客光临时，由衣着考究的秘书接待。他把顾客引入一个房间，里面的布置是半西式的，很是华丽。然后，秘书便问顾客，想要多少女子、供何等场合之用。
顾客说完要求后，秘书便带他到另一个较大的房间，给他看大本的像簿，内有许多女子的照片与说明，如是否是处女、身高多少、胖瘦如何，是何文化程度、有何技能、是精于弹唱还是善于跳舞等等。顾客选定后，双方便开始议价。讲定价格和期限后，顾客便先付二成半的定金。
过了10天或半月，顾客便会接到银行发来的通知，他所定的女子已到，付清余下的七成半定款后即行点交。顾客接到通知后，前往银行付清余款，取得付款凭证，再拿去交给专利公司的事务所。于是便有一名雇员带他到新运来的女子所住的旅馆提货。
从此时起，这些女子便成了这位顾客的私有财产。他对她们可以随意处置，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干涉。被专利公司卖出的女人，如果在期限未满之前逃走，警察便会像对待逃犯一样对她们进行缉捕。如被抓获，仍然交还给买主。那些残酷的妓院老板，便会对她们施以种种稀奇古怪的刑罚，使她们再也不敢动逃走之念。
由于有贩卖妇女专利公司不断向满洲国输送女人，东北各地的妓院、茶楼、酒吧、夜总会如雨后春笋。到了1936年，吉林、黑龙江两省领取开业执照的妓院就有550余家，共有日本妓女7万余名。
贩卖妇女专利公司的大部分货源，都是由日本浪人提供的。他们先是从日本拐骗或购买妇女，后来他们又与汉奸勾结起来，将一些中国妇女投入火坑。
这些浪人大都是把一些乡镇的少女少妇强奸后，再转给专利公司拍卖。有两个浪人在锦州先后强奸了11名中国少女，并且为了不付买这些少女的钱而将她们的父母杀害。1945年中口战争结束后，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浪人，被沈阳日俘侨遣送站交给战犯法庭审判。
日本在满洲的政务机关，既然把顾问、咨议、指导官等头衔标价出售，那么对于肯出高价买官的人以往曾经干过什么，当然也就从不过问。于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日本浪人只要花上一笔钱，便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高踞于各行政长官厅之上的人物。
日本浪人中村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典型。
中村的全名为：康士坦丁伊万诺维奇中村，从这个奇怪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曾加入俄国正教。但是宗教并未能改变他作恶的本性。
中村作为一个无业游民，在朝鲜混过几年，然后来到哈尔滨的新安埠开了一个理发店。挥霍惯了的中村，当然不指望靠一把剃刀挣钱糊口，理发店不过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行当是贩卖吗啡、海洛因和鸦片。此外，他还在距理发店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妓院。
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当局虽然为求苟安，对日本人出售毒品、贩卖妇女视若无睹，但是在日本人犯罪过于猖獗之时，往往也采取一些措施。中村由于上述罪行，他的名字已三次出现在哈尔滨警察局的档案中。
1923年，中村买了一个俄国女人为妻。这个女人是个寡妇，有一个11岁的女儿。数月后，中村竞强奸了女孩。
俄国女人向哈尔滨警察局起诉中村的兽行，结果中村被警察逮捕，并引渡给日本领事馆处置，但是日本法庭却判中村无罪。依照日本法律，他买那个俄国女人时，同时连她的女儿也买进了，因此这女孩便是他的私产，他有随意处置的权利。
中村被无罪释放后，又来到中国继续干他的营生。他除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外，又多了一个谋财的项目：那就是用麻醉品劫盗来他的店里理发的顾客。
1926年，一个衣着考究的俄国人到中村的理发店理发，中村估计此人颇有钱财，便在理发时将他麻醉，然后将他身上的500元钱全部掏下。俄国人醒来后，身上的钱已不翼而飞，料定是中村所为，即到警察局投诉。
像前次一样，中村的案子仍由日本领事来办理。处理的结果，仍然是中村无罪。理由是，那个俄国人并未被中村麻醉，而是他自己喝醉了酒，至于那500元钱，当然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丢了。
这一次，中村又得以逍遥法外。
1928年，中村又因在他开设的妓院里蓄养12岁的雏妓受到指控。但结果和前两次一样，他又被无罪释放。
东北变成满洲国之后，中村用贩毒开妓院劫盗来的钱买了一个俄侨事务局总顾问的头衔，并且当上了俄侨学校督察员、符拉基米尔大学的名誉副校长。这个大学其实是日本人用以向俄侨出售文凭而骗取钱财的没有教员的空头大学。
浪人中村，从而又有了更多的招财进宝之路。
浪人竹恒喜次郎，在中国活动多年，对汉语颇为精通，满洲国建立后，他在长春花钱买了一个咨议的头衔，为日本宪兵服务。
竹恒仗着宪兵的势力，在长春豢养了几个浪人，充当他的打手，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竹恒经常指使他的手下用绑架手段敲诈钱财，然后将这些钱挥霍在妓院、酒馆和赌场里。后来，他觉得嫖妓已不够刺激，便诱奸或强奸良家妇女，只要被他看中的女人，他很少放过。被奸淫过的有俄国女人，有朝鲜女人，然而最多的还是中国妇女。
一天下午，竹恒喜次郎正在和几个浪人饮酒作乐，忽从窗口看见一位30多岁的中国妇女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从街上走过。那位妇女体态丰盈，风度典雅，小姑娘娇小玲珑，面庞秀丽，竹恒顿时动了邪念。他对几个浪人向窗外呶了呶嘴，说：看样子，这是娘儿俩，货色不错。各位想不想开开心？
几个浪人应了一声，一拥出门，窜上大街，追上那母女俩，将她们猛然架起，拖向屋内。母女俩遭到突然袭击，刚发出恐惧的惊叫，脖子便被浪人用胳膊勒住。
浪人们将母女俩拖回房间后，竹恒叫两个浪人先将失魂落魄的母亲轮奸，然后逼着母亲看着竹恒和另外三个浪人轮奸她的女儿。
不幸的母女俩被竹恒等人蹂躏至天黑以后，才被放出。她们当即到附近的一个日本宪兵值勤所报告其可怕遭遇。
但她们哪里知道，竹恒喜次郎将她们放出后，即派一名浪人尾随其后，看她们是否向宪兵报告。当那个浪人看到母女俩走进宪兵值勤所时，立刻返回竹恒的寓所，告诉了他的主人。
这个值勤所内有一个下级军官、两个宪兵和一个翻译值勤。那个下级军官听完了母亲的哭诉后，用叽诮的口吻问：你说你们被人强奸，可有什么证据？
我可以指出那间屋子的所在，而且医生也可以检查出来。母亲说。
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下级军官拿起话筒，听到对方是竹恒时，立刻嘻笑着问他下午过得是否开心原来他们很早就是朋友。
竹恒明白宪兵军官问话的含义，回答说：那两个娘们跟我们玩得很够劲，不过，我们可是付了钱的。我这话的意思你懂了吧？
那母女俩收了竹恒的钱，就等于是卖淫，而对于妓女，竹恒他们怎样做都不算过分。竹恒的意思，宪兵军官当然明白。末了，竹恒下流地说：那一老一小，味道很好，送上门的货，你们可不能不尝一尝哦。
宪兵军官嘿嘿地笑了两声，放下话筒，然后对那位泪水未干的母亲说：我们这里就有医生，现在就让他来给你们检查，请两位到屋里去。
母女俩跟着宪兵军官走进与值班室相连的房间内。结果，两名宪兵轮奸了母亲，宪兵军官和翻译（也是日本人）则轮奸了已经不省人事的女孩。等他们发泄完兽欲之后，宪兵军官宣布了母女俩的罪名，说她们是无照卖淫，将她们在宪兵值班室里关了一夜，第二天将她们送进了满洲国监狱。
母女俩失踪一个多月后，那不幸的父亲才得悉妻女的下落。他被迫拿出500元，从监狱里将她们赎回。母女俩被放出之后，日本宪兵警告他说，若有一个字提到日军，就要把他枪毙。
至于竹恒喜次郎，仍然当着他的咨议，仍然唆使他的打手们毫无顾忌地于着绑架敲诈、奸淫妇女的罪恶勾当。
一些下层浪人花不起买顾问、咨议之类头衔的巨款，但他们出上三千两千，买一个指导官的缺，也照样可以为所欲为。
在当时，东北各县都有日本人充当指导官。所谓指导官，其实是日本军方的爪牙或密探。他们肩负着监视满洲国中国地方官吏的使命，因此他们虽然不过问地方上的具体政务，却掌握着一县文武官吏的生杀大权。这些官吏如果不向指导官进贡行贿，便寸步难行。如果谁得罪了指导官，便会有性命之虞。因为指导官向宪兵司令部报告一声，说他是共产党或反日分子，轻则锒铛入狱，被关上三年两载，重则被处以死刑。
这样的指导官，当然比什么地头蛇、贪官污吏都要可怕十分。
很多日本浪人还干着一种很吃香的行当：给日本宪兵当密探，监视中国百姓的活动。很多人因此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日本浪人们除了可以当顾问、指导官，可以贩毒、走私、绑票、开设妓院、赌场外，还可以干一种很吃香的行当，那就是给日本宪兵当密探。这里所说的密探，与间谍有所不同，间谍的任务主要是刺探敌方情报，而密探的任务则是专门监视中国百姓的活动，从中发现歹人，然后向日本宪兵司令部或特务机关报告。
所谓歹人，便是指那些有反日言行的人。密探们每发现一个歹人，便可以从上司那里领取一笔赏金。
日本为了对满洲国加强控制，在东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布置了无数的密探。密探为了向上司领取赏金，经常捕风捉影，任意乱报假情况，而中国百姓一旦得罪了他们，他们便私仇公报，捏造罪名，暗中告密。因此，死于密探之手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因说句话、写几行字而遭杀身之祸的例子不胜枚举。
吉林省四平市个叫陈老三的老人，一天带着12岁的孙子上街办年货，孙子遇见他的一位同学，两个孩子便亲热地闲谈起来，对话完全是日语，连表情动作也像口本孩子。陈老三在一旁越看越生气，训斥两个孩子说：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不料，他那天真无邪的孙子却说：中国人的不好，日本人的好。老师说，中国人是和猪一样蠢的东西。老人愤怒地把孙子拉到路旁，边打边骂，叫他以后见了人不要再说鬼子话。
这时，恰好有一个浪人密探走过来，见陈老三在打骂孩子，便上前制止道：大爷的火气咋这么大？孩子有啥错，对他好好说嘛。
陈老三见他不仅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连衣着举动也完全像个中国人，便不加提防说：不是我火气大，这些孩子都被日本人给教坏了。
怎么个坏法呢？
陈老三把孩子刚才的表现和说过的话对浪人学说了一番，叹息道：唉，照这么下去，孩子们别说自己的国家，连祖宗都不认了。日本人这一招，毒哇！
浪人附和了两句，便转身离去，向在附近巡逻的宪兵报告了陈老三的言行。
几分钟后，陈老三便被两日本宪兵带走，作为反日思想犯押送到小丰满集中营。后来，陈老三被日本人几次严刑拷打，又被强迫服苦役，结果因身体受到摧残加上过度劳累，惨死在雪堆里。
辽宁省凤城九寨峪中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在办公室内贴了两张标语，一张的内容是：青年人生当如流水，遇到障碍越过去。另一张写的是：青年如夜入深林，须左手提灯，右手提剑。
一日，一个浪人密探推销日文课本来到九寨峪中学，看了标语后，夸赞说：这两副标语写得好，体现了青年人的志向和气魄，书法也很不错，但不知是何人所写，我很想和他交个朋友。
校长不知他心怀恶意，便告诉他是国语教师韩佐周所书，并介绍韩老师与他见面叙谈。他又当面将韩佐周奉承了一番。
不料，这个浪人回风城后，立即向日本宪兵告了密，第二天，韩佐周便被日本宪兵逮捕。
在监狱中，口本人硬说韩佐周是反日分子，并要他供出同党。多次对他使用酷刑，逼其招供。但韩佐周宁死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分子、有什么同党。后来日本人对他运用了一种叫作灌凉水的酷刑。
这是日本人用来逼问口供的许多酷刑中的一种。他们把犯人捆在一个特制的木凳上，凳子的一端，有一个槽，刚好可以放下-人头。犯人被脱光衣服，绑在凳子上，头部也用皮带勒住，使其无法转动。然后，打手便将犯人头部上方的水龙头打开，没有水龙头的，则用一把大铁壶往下灌凉水。另一名打手用一种特制的内有铅心的橡皮棒，在犯人肋骨上拼命抽打，使其因剧痛而张嘴喊叫。两三分钟之后，犯人便被凉水灌得背了气。当犯人昏死过去之后，打手们便用一根粗木棍，在他的腹部碾压，使凉水从口鼻中喷出来，人也因此渐渐苏醒。
韩佐周被灌了三次凉水，仍无任何供词。打手们便把他拉到井台旁，脱光他的衣服，将他按在石头地上灌凉水。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结果韩老师被活活冻死在地上。接着，打手们又用铁铣往上起，他的背上又生生脱下一层皮来。
黑龙江省某县有位名叫王祖耀的大夫，曾被抗日义勇军请去治过病。义勇军将领因此送给他一张名片。后来，一个前来找他看病的浪人密探无意中发现了这张名片，随即报告日本宪兵司令部。王祖耀于是被日本宪兵以勾结叛匪罪逮捕。
日本宪兵将王大夫抓去后，把他的衣服脱光，塞在一个钉满铁钉的木箱里，放在街头强迫每个过路人推起来滚动三下。木箱每翻动一下，王大夫便在箱中发出惨叫，从木箱缝隙处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街面，日本宪兵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不到半天，王大夫便体无完肤，死在木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