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唯心主义问题》收录12名学者文章，这些学者对“现代批判运动”中只重视用物质利益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倾向表示担忧，并提出“要捍卫多样性的怀疑精神和对人类精神的探索”。
布尔什维克的明信片，画中水兵举着一面写有“革命万岁”字样的旗帜
“路标现象”及其争论
在一百年多前的1909年7月，有七位作者出版了一本叫做《路标》文集的书。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俄国引起轩然大波，各派人士都卷入到对《路标》的讨论之中。左派批评者把此书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背叛”，但当时俄国主要自由主义者阵营更对该书大为不满。米留科夫甚至“暴跳如雷”，到处组织人批判这本书，他和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人为了回击“路标派”的观点，于1910年专门组织撰写了《俄国的知识阶层》一书，展开对“路标派”猛烈的思想论战。从批判的语言看，自由主义者与革命党人倒是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似乎更加难以容忍以前的“同道”以其“思想的深刻性”触及到他们的灵魂。因为别尔嘉耶夫们明确指出“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很弱，一直没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要么是纯粹实践性及事务性的，要么是“激进”地做革命者的“尾巴”，这“绝不是俄国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思想体系”。而革命党人对这些“叛徒”的“思想挖掘”虽然表示义愤，但也许思想光谱的落差太大，唯物主义最高纲领语言和这些“背负十字架”的“寻神派”话语之间缺乏共同讨论的基础，对他们的蜕变并不感到意外，或者说压根就没太往心里去。因为在革命者看来，这是些生活于幽灵、梦想和宗教世界的人，对这种一贯以“蔑视社会生活的常规姿态”来抨击革命的观点可以反击，但不值得过于认真。他们玩的不过是“抛弃之中抛弃”，因此对“路标派”从“根源”上批判的反应反倒不如正统自由主义者强烈。
20世纪的俄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
1905年革命以后，尤其是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政治上的反动与经济上的激进改革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俄战争的失败以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导致的社会信心的丧失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各革命组织的大众民主与启蒙时代的“宪政”诉求分道扬镳，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变成了民粹主义的“激进进化论”的“多数暴政”。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为释放出来，使这些原来倾心马克思主义逻辑力量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的革命政党感到不寒而栗，对政治斗争诡谲凶险产生退意，对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感到失望，对普加乔夫式的农民运动本能的反感，对俄国的现实忧心忡忡。他们憎恨现代工业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厌恶市民社会的平庸和乏味、更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恐怖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看到，暴民政治的狂潮，吞噬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种精神和现实的痛苦之中，他们走到了不可知论的路途上，等革命的尘埃落定之后，那些“先天缺乏斗争精神”的“贵族思想家”们经过一段痛定思痛的思考，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选择了对“现实政治的逃避”，在“革命神话”与“思想神化”中毅然选择了后者，以心灵的皈依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与其在“生中之死”，不如在“死中之生”，也许这就是“凤凰涅”的精神。因为俄国自古以来主流都是对正统观念的信仰，他们需要为俄国思想界另辟蹊径，创建“逆主流而动”的价值观。
这批最后的贵族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他们提出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消除疯狂“否定派”的“红色死亡”阴影，回到传统进行思想探索。他们认为，俄国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和全盘否定，把已有的积累付之一炬，到头来总是处在没有根基的“白纸上”不知该从哪里吸取资源。所以他们说，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的时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轮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他们并没有一般被从革命车轮上甩下的人的矛盾窘境，反而是高调宣传“主动撤退”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革命大潮中都有退出者，但像俄国“路标人”这样自觉退出后，先验地去创建一个思想体系来弥补革命中的思想苍白和文化荒漠化，则实属罕见。
剧变以后“路标思想”的回归
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和思考一百年来在俄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路标》思想的人在俄罗斯文化界越来越多。苏联剧变以后《路标》文集在俄罗斯好评如潮，民众如同发现“先知教诲”一般地争相阅读，以至于在90年代初该书卖到脱销，它的很多章节被纳入教科书成为学习的范文，一时间社会上形成言必称“路标”、言必称“别尔嘉耶夫”的现象。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谁是俄国最著名的思想家？”的问卷调查中显示，白俄学者竟然占了4/5，“路标人”竟然占到了2/3。2009年是《路标》文集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主题研讨会，大部分与会者认为，一百年前的声音仍然响彻在俄罗斯的上空，它那“终极关怀性的精神价值”对俄罗斯至今仍有重大的意义，“路标派”甚至被奉为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探寻俄国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但也有一部分人质疑说，这样一些“小众”精英脱离时代、对社会问题完全漠不关心，他们那孤芳自赏的形而上学观，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我迷惑”，究竟有何实际价值呢？他们企图依托人性善而设计那套哲学，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操作呢？也就是说，道德实践的落实建立在何种制度建构上，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他们若真是特殊使命的担当者，在俄国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中，在哪里可以寻觅到他们的身影呢？这种“宗教乌托邦”在一些修道院的“长老”级人物中说说也就罢了，是无法面向社会大众的。果真如思想界所言，这本书对俄罗斯的精神探索、思想转型有那么大的价值，俄国知识群体为什么又会在国家民族的关键时刻整体“缺位”呢？它充其量是一种精神学上的臆想，如果不相信上帝的精神救赎观念，不相信宗教整合机制的功能，这种理念的整个背景都将不复存在。人们或许会问，是一些什么样的作者撰写的一本什么样的书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对《路标》文集以及别尔嘉耶夫等人的作品，我的感悟也是在不断升华的，每次阅读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在1992年翻译《俄国共产主义含义及其起源》一书时就写过读后感，十月革命80周年写过《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十月革命90周年的时候写过《“‘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等文章。坦白地说，我对“路标派”的态度是有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欣赏。秦晖对我在研究俄国问题过程中的“保守化”苗头感到不满，他说，我原来比他“左”半拍，是站在他的左面，但是却在俄国思想史的领域里，竟然跑到他的右面去了，越来越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味道了。我不承认他对我下的这种定义，也不认为我变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我认为自己对“路标派”的整体判断并没有太大的偏离，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实践方面，《路标》是一本“失败”的书，他们脱离现实的纯思辨过程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但“主动撤离”的“告别革命”远在此之前。
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就知识界的思想清理而言，没有能比它更深刻的东西，“路标派”为俄罗斯思想史中添加的具有哲学思辨性的“宗教道德”观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把人类精神的“入场卷”交给上帝，也不同意他们对激进主义造成的社会制度弊病，以“人们忘记了神，所以才会这样”的解读模式来回答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且我对他们单纯寄希望以重建信仰的“新宗教运动”来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也持有疑问，对他们认为俄国在激进化和保守化两极间荡秋千的原因的分析持有异议。
但是我仍然对“路标人”自成一体的创造性的、“启示录式”的解释体系表示理解，对他们“以巨大的震动唤醒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自我谴责态度充满敬意。对这些思想的守护者认识到俄罗斯标榜的“第三罗马”不对劲，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东正教帝国，因此需要进行重新的“宗教启蒙”的自觉意识表示理解，对他们看到“分裂”是俄国生活中的典型现象，这个国家的种种灾难就是来源于它“本身是破碎的，无特定风格的，缺乏自身有机统一的，上下从来没有步调一致过”，俄国社会的断裂必然会导致俄国思想界的断裂，因此需要打造新的、俄国人共同需求的思想体系作为凝聚力的想法很认同，对他们自觉地去做“俄罗斯思想”的创造者表示钦佩。姑且不论他们的努力有没有成效，是否能为俄国人所接受，但至少他们“努力过”，仅这一点就值得中国知识界学习。
“三部曲”的由来：从《唯心主义问题》
到《路标》文集再到《来自深处》
俄国历史上有一种“文集现象”：持有类似立场的一批作者往往围绕一个议题分别著文，合成一个集子出版，以壮声势。一些文集因此便成为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文集作者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构成某个派别。《路标》文集、《唯心主义问题》与《来自深处》并称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三部曲”。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七年前的1902年，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了П.И.诺夫哥罗德采夫主编的《唯心主义问题》一书，书中收录了他本人与С.Н.布尔加科夫等12名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都对“现代批判运动”中只重视用物质利益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倾向表示担忧，并提出“要捍卫多样性的怀疑精神和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以支持“良心自由”。这12个学者当时都是沙俄体制的政治反对派，多数人参与了1901年解放同盟(立宪民主党前身)的建立，其中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弗兰克和别尔加耶夫都是在不久前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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