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要靠资产阶级捐钱来养活，是历史的吊诡。专制政治下，黑金”比民主政治更泛滥，党内斗争也染铜臭味。革命党不是圣人，列宁与“红色律师”们的讨价还价就是最好的注脚。
精神领袖列宁
蔡特金的风骨
当然，这时蔡特金已不可能“还钱”，因为她在这年4月就因组织反战活动而被捕入狱。出狱以后有段时间列宁与她也没有再联系。最后蔡特金是否归还了这笔“保管金”仍然不得而知，列宁此后的书信集中和其他资料中再也没有提到这笔钱。到1917年列宁再给蔡特金写信，就没有那么恶语相加了。有人推测说，大概列宁通过某种途径还是如愿以偿了。否则依列宁的个性，如果钱仍然在蔡特金手里，他是不会有好脸色的。
当然也可能有另一个原因：有人认为这时列宁已经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天文数字的巨款”，这点钱就不在话下了。列宁在战时拿敌国政府的钱从事“使本国政府战败”的工作，这在当时就被他的政敌大加渲染。1921年伯恩斯坦也曾提到德国财政部保存有“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给德意志帝国开具的大量收据”(费尔金斯基：“为革命搞钱”《历史问题》1998年第九期)东德剧变后此类材料不断披露，如2007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沙皇陛下的革命家”的文章，根据德国学者对德国档案的调查，德方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资助，截至1917年底，至少达2600万马克，相当于今天的7500万欧元。这就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不过笔者还是认为，即便列宁后来已经不缺钱，如果没有一个台阶下，他与蔡特金的那笔旧账还是很难化解的。虽然列宁不乏与过去的论敌和好、共事的记录，但是对于人事上而非言论上的恩怨，列宁却很少忘记。高尔基这个曾经的大“金主”在“十月革命”中说了那么多骂他的话而列宁能够容忍，对于普列汉诺夫这个当年的恩师列宁却颇为记仇，就是一对例证。蔡特金在“钱的问题”上从1910年到1915年与他较量了五年之久，他在书信中留下了那么多狠话，在列宁的经历中也是罕见的。因此这个事应该有个他能接受的结果。笔者猜测在1915年蔡特金被捕的一段时间里，列宁应该已经要回了钱。因为根据列宁的说法，当时德国党内最“顽固”地与他过不去的也就是这位“老太太”了。她的被捕可能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这位克拉拉·蔡特金“老太太”，也是一位罕有的“历史人缘好”的人物。过去苏联的官方宣传把她描绘成列宁的“老战友”，人们都知道她倡议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妇女大会(1907年)，并在她的提议下确定了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她的丈夫是俄国革命家奥希普·蔡特金。她作为德国社民党左派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支持十月革命，晚年也经常住在苏联，最后死在莫斯科，骨灰被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如果不是《列宁全集》二版书信集和《蔡特金日记》中保留下来的那些剑拔弩张的龃龉，人们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关系。但另一方面，西方的百科全书说她作为“留在第三国际内的战前社会党的最后一个大人物”，一直对列宁和其后的斯大林保持独立和批评的权利，“为了不失去她这个有号召力的人物，俄国领袖对她做了一些让步”。而在德国，人们知道纳粹上台前夕她作为当时德国最年长的国会议员站出来抨击，不久就在苏联逝世了。她没有目睹当年她的许多俄国战友不久以后的悲剧命运。如今的德国社民党和左翼党都尊崇她，尤其是主要来自前东德的左翼党，在他们的背景宣传材料中，不仅绝口不提前东德的头头，连二战前的老德共如台尔曼等也不提，只宣传三个先驱：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被昂纳克点名批判和禁演的前东德后现代剧作家海涅·米勒，再就是这位蔡特金老太太了。
而蔡特金当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第二国际内之所以德高望重，一是因为她不好事揽权，并不热衷于党内斗争，对各种矛盾持论公平，因而能为各方所接受；二是她也并不因此就是个“老好人”，只要她认为有必要参与的事，她就会坚持原则，软硬不吃。她与罗莎·卢森堡都是与德俄两国渊源很深、对两国左派关系很有影响的女革命家——卢森堡虽然是俄属波兰人却在德国干革命，而蔡特金是因为作为德国人嫁给了俄国革命家。而且这两个人的性格也类似，都属于那种思想很左、很激进、但人品很正、很书生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掌权的)残酷年代是很难幸存的。卢森堡就是一例。蔡特金却非常幸运地活到年近八旬。由于思想很左，她们后来都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主流而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因此在苏联很受追捧。但又由于这种人品，她们生前都严重地得罪过列宁。以至于列宁多次在书信中憎恶地并称这二人为“罗莎=蔡特金”。卢森堡一直坚持欧洲社会党的党内民主传统，反感列宁的帮会作风。她虽然并非考茨基、梅林、蔡特金三人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似乎也没有直接对这笔钱说过话，但是按列宁书信中的说法，“罗莎=蔡特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卢森堡主张把俄国党内各派争夺遗产的问题，连同列宁对蔡特金等人仲裁资格的质疑等等都一并提交社会党国际局(当时第二国际协调各国党务、处理党与国际关系的常设机构)裁决，并且还要把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也列入议程。但在列宁看来，这个“针对我们而采取的愚蠢行动”比蔡特金的主张还坏，因为国际局是有孟什维克成员参加的，到那里去进行公开讨论，对列宁来说要比私下游说蔡特金还困难。
为什么“左派”与列宁过不去
实际上从有关此事的档案看来，当时列宁是非常孤立的。考茨基、蔡特金、卢森堡就不用说了，哈阿兹呢？“不能指望哈阿兹会做任何好事。他显然是要阻挠归还这笔钱的”；而梯什卡更坏，“整个事件都是梯什卡的阴谋”，甚至蔡特金也是“处于梯什卡的魔掌下”。列宁唯一希望的是倍倍尔能为他说话——但是倍倍尔到死也没有说。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德国党内的“右派”(按列宁的说法指伯恩斯坦、艾伯特、谢德曼等人)，他们中的考茨基、哈阿兹属“中派”，而蔡特金、卢森堡和梯什卡则都是标准的左派，并且都是后来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恰恰是这些左派——首先自然是蔡特金，然后是“罗莎=蔡特金”和“操纵”蔡特金的梯什卡，在这一时期在与列宁的斗争中首当其冲。而考茨基按列宁的说法倒是“动摇”的。
列宁特别与“左派”进行这样的斗争是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吗？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应当说这种斗争不是一点思想基础也没有。笔者曾经指出：19世纪的欧洲左派通常是政治经济思想很激进，但“组织原则”或曰建党主张却都倾向于民主制(而非“民主集中制”)，主张自由争论和派别共存，反感列宁式的党内集权与“铁的纪律”。从卢森堡、蔡特金直到俄国党内的“召回派”和后来的“工人反对派”乃至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这条线索是很清楚的。在这些“西方式的”左派乃至极左派看来，那种会党帮派式的“效忠团体”乃是一种“亚细亚式的”落后传统。因此他们无论在其他方面如何欣赏列宁的“左”，在组织问题上却都更倾向于孟什维克式的(也即欧洲各工人政党普遍实行的)党内民主。而列宁企图另起炉灶，效法俄国传统的民意党，建立一个以他为大家长的集权党。对这一套这些“西方式的”左派都本能地不喜欢，因而对列宁垄断“党产”的企图也不赞同，这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对列宁来说事情要简单得多：“现在党是一文不名，一切取决于此(弄钱)。”弄钱是当时他的头等大事。从收录了1910至1914年间书信的《列宁全集》第46卷看，他这一时期关于弄钱的书信要占到书信总量的1/4左右，的确可以说是列宁处理的头等要务了。
“一切取决于钱”
确实，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虽然号称“多数”，其实在1917年以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除个别场合外通常都是少数，无论在党员、中央委员、议会(杜马)选票和杜马党团等各方面的力量都不如被他们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的另一派。在理论实力上列宁是有相当功力的，但与拥有普列汉诺夫这样“教父”级大腕的其他派别相比并无优势。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活动家在1917年以前绝大多数长期流亡国外，基本上是个“侨民党”。在国内工会方面的影响远不如孟什维克，在农村的影响更远不如社会革命党。而作为“侨民党”，它在国际社会党人和工人运动中获得的好感和同情也不如实际上被视为俄国工人运动正统的孟什维克。
但有一点，布尔什维克筹款的能力要强得多。尤其比起孟什维克中那些循规蹈矩只会写文章的知识分子和成天与穷人打交道的草根活动家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更重视筹款的活动，他们一方面不择手段四面出击，黑白通吃来者不拒，另一方面善于抓大头，集中力量夺取最重要的财源。19-20世纪之交俄国两次数额最大的分裂派资本家对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捐献，即莫罗佐夫捐款和施米特捐款，主要都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手里。布尔什维克后来有那样的发达，与这点不无关系。
但是布尔什维克也有过严重的财政危机，尤其是在斯托雷平时代。此前1905-1907年革命高潮中一方面社会募捐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出现了莫罗佐夫这样的巨额捐赠，革命党人一时养成了大手大脚的风气。尤其是那些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命家”们，在国外并无谋生的一技之长，但是到了自由的花花世界，不再像国内做地下工作那样东躲西藏，也就有了闲情逸致，可以用革命经费去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了。像列宁那时“钱有的是。他在里昂信贷银行开有账户。有时心情不好，晚上就去听音乐会或是到尼斯去度假、出去旅游、出入旅馆、雇车。他还在巴黎租了一套(每月)一千法郎的住宅。”难怪连他自己都说是被“宠坏”了。
但是斯托雷平时代转入低谷后情况大变，用列宁的话说：“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都抛弃了党：知识分子大批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无产阶级，也就无法募集捐款”了。无产阶级的党要靠资产阶级捐钱来养活，无产阶级是养不起的，党的机关报要靠富豪莫罗佐夫的遗赠来维持，党开代表大会的经费要靠企业家政党(进步党)来资助。这真是历史的吊诡。而离开这些富豪的支持党就陷入了困境：“经费已空，出差和整个组织工作已经一文钱也没有了。可用的人倒是有的，但由于没有钱，我们现在什么事也做不成。”
工作虽做不成，但吃喝的钱是不能少的。偏偏他们过了一阵子阔日子，已经很难“由奢入俭”了。就如列宁所说：“这两年来大家失去了做地下工作的(朴素)习惯，被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作(按：指消费很大的社交活动)宠坏，党的财务状况就更惨了。”于是弄钱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那时列宁最关心的已经不是有多少工人入党，而是“为了筹款，是否已到处找遍了有钱人？”“可用的人”过剩，而钱稀缺，无怪乎搞钱成了党的工作重心，“一切取决于此”了。
而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也带上了越来越多的铜臭味。各派革命党人互相指责别人拿钱不公，吞没了自己的一份。当其他派别指责布尔什维克私吞资本家的捐款时，列宁则指责他们私吞了国外兄弟党的捐款：“关于托洛茨基我要说明，他拿了德国党的钱用于自己的一派，用于他自己的派别！这个阴谋家一边在同派别活动作斗争，而自己却正采取最坏的孟什维克派别主义者在斯图加特所采取过的最坏的派别手段：当时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伙拿了德国人的钱，没有给党，而给了自己的一派，为此受到倍倍尔的责难，倍倍尔迫使他们把钱交给党”。所以我想，列宁后来应该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你们能拿德国工人政党的钱，我为什么不能拿德国威廉皇帝的钱？
选举政治需要金钱，不选举的政治更要金钱
现在许多人指斥民主政治，往往说民主竞选需要钱，因此会受到“黑金”的污染，成为“金权”政治。的确，竞选、宣传都要花钱，这当然不等于谁的钱多谁就能赢，但没钱的确会造成障碍。为了防止这个弊病，民主国家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许多规则，如美国采取的是政治捐款透明化和捐款使用要受公众监督的思路，而德国则由国家向竞争中的各政党提供经费，以减少对自行募捐的依赖，等等。但这些措施无疑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民主政治如何彻底避免金钱的污染，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不过从根本上讲，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并不在于民主与否，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在不民主的政治中要更大。其实，竞选固然需要钱，“革命”就不需要钱吗？“革命”成功，大权在握了自然就可以以权抢钱，但在“革命”没有成功、“权抢钱”的条件不具备之前，先用“钱买权”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金权”问题，绝对不仅民主政治有，事实上在非民主政治中更加严重。即便是理想主义色彩最浓的革命时期党内政治中，“有钱能使鬼推磨”、“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反对派政治侨民不择手段争夺捐款的事、“金主”操控革命组织的事不胜枚举，俄国的流亡革命党人为了分裂派资本家遗产的事也是大打出手，甚至不惜搞暗杀和使用色相勾引等下作手段。高尔基因为是“金主”，各派都对他百般逢迎，他可以口无遮拦地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别人远远没那么出格的言论就会招来横祸。为了钱，列宁与孟什维克、召回派明争暗斗，他与波格丹诺夫开展“哲学论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钱而发难，他与考茨基、蔡特金、梅林、卢森堡等人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钱：给钱就是战友，甚至是“导师”，不给就翻脸。正如俄罗斯著名史家费尔什金斯基所说：看了这些资料，很容易让人怀疑当时在“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名义下的论战，其实就是“为占有党的资金而斗争”；“为现金的斗争很容易转化为不可调和的政治分歧”。最“理想主义”的革命政治尚且如此，其他的非民主政治就更不用说了。一般人印象中“金钱政治”或“黑金政治”之所以经常与民主政治相联系，其实一是由于非民主政治中往往可以用暴力、强制来解决问题，不需要“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公开性强，“黑金”内幕易于曝光，而专制政治无非是可以把“黑箱”捂得更严罢了。而解决“黑金”之弊，除了用更黑的暴力手段外，专制政治也并无能耐。如果要讲用文明、公道的法治手段曝光黑金、制约黑金、消除黑金，也还是民主政治下才有可能。
但是，人们常有民主政治中“黑金污染”更突出的印象，这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民主政治“只有”这一个毛病，所以显眼。专制政治下比这更严重的祸害还很多。所以“黑金”反而就不那么显眼了。这正如民主社会贫富不平均之弊其实往往不如专制社会严重，但因为只有这一项“资本主义”不平等，它当然就抢眼，而“专制社会”除了照样有贫富不均以外，什么政治迫害、文字狱、残酷斗争、大屠杀、大饥荒之类更骇人听闻的坏事都不胜枚举，人们当然也就不太关注所谓的黑金问题。
然而我们在“施米特遗产案”和列宁与蔡特金的冲突中可以看到，人性的局限在“党内政治”中同样明显。革命党并不是圣人，列宁与“红色律师”们的讨价还价并不比与“资产阶级律师”打交道更高尚。“经济人的自利”也充斥于他们的各种算计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权力制衡和公共监督的机制，“黑金”的泛滥是绝不会比民主政治下来得收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末苏联体制的崩溃实际上在世纪初人们为建立这个体制而努力的过程中就已经可见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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