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外交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比晚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更多更频繁。从1842年8月在南京下关江面英国军舰“康华利”号上签定的《中英南京条约》算起，接下来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爱珲条约》……直到1915年与日本国签定的《二十一条》。几十年间，共二十多个条约。这些条约，不是赔款，就是割让土地；不是开放商埠、通商口岸，就是让外国人获取某种特权。它们都叫不平等条约。有道是：自古弱国无外交。可想而知，那时外交使节的谈判，往往有如在悬崖之间走钢丝。然而，在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882年8月19日)这一天，一个名叫曾纪泽的二等外交使臣，让骄纵蛮横的俄国人修改了由前任外交大臣崇厚与之签定的丧权辱国条约《里瓦几亚条约》，改签《中俄伊犁条约》。这样，中国就成功地从沙俄的血盆大口中夺回西北边陲的要塞之地。这个曾纪泽，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长子。其声名虽不及他的父亲显赫，却在外交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曾纪泽从小十分聪明，10岁时写诗，让曾国藩感到惊喜万分。虽是出身书香门弟和官僚世家，可曾纪泽一生却与科名无缘。咸丰八年第一次尝试科举落榜后，再未踏入考场半步。慈禧太后曾问起此事，曾纪泽说自己“别的诗文还学过，就是不会作考试之文”。虽然作不好八股文，但曾纪泽不仅穷经究史，而且自学英文、物理、化学，更热衷于学习西方文明。因此，他学识广博，反应机敏。与沙俄代表斗智斗勇，是他出使西欧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正所谓“动一颗棋子活一盘棋”，《中俄伊犁条约》的签定，缓解了清廷十余年之久一直承受的压力。君臣上下，也是如释重负。受命于危难之际伊犁交涉是一件让清朝统治者十分头痛的事情。早在同治年间，新疆地方政局动荡，内乱不休。沙俄乘机进犯伊犁，并假意宣称替中国“代收代守”。清政府多次派使臣索要无果。这期间，俄兵故意骚扰，制造谈判障碍。光绪五年八月，清政府派出的头等全权大臣崇厚因“畏洋人如畏虎”，又没有认真分析利害关系，一心只想着收回伊犁城的空名，对方要什么，就答应什么，全然不顾政府谕令，匆忙签定了《里瓦几亚条约》。按这个条约收回的伊犁，实际上是一个空城，因为伊犁以西的领土全部割让给了俄国。除此之外，还有通商设领特权、赔款等方面的条款等等。真是不如不签。倘若不签，日后还有收回的机会，签定条约后伊犁的大片土地，就象尼布楚一样，永远会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所以，崇厚回国报朝廷批准的时候，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公愤。西征主帅左宗棠以年迈古稀之躯挥师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失地，使新疆得以安定，为谈判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当他得知条约的内容后，禁不住怒斥崇厚“苟安目前”。而当时的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则上疏数十次，历数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的罪状。许多人强烈要求严惩崇厚，废弃条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远在巴黎使馆的曾纪泽收到了朝廷用电报密码发出的懿旨，赴俄重新与俄国定约。其实，早在崇厚谈判签约之前，清廷总署就有意让曾纪泽使俄。只因事情重大，对手难缠，又担心他年轻缺乏经验，于是改由崇厚谈判，岂料崇厚之行使人大失所望。重新谈判，收回伊犁，这重担还是又落到曾纪泽身上。此行与未开谈判时已不可比拟。比起崇厚，曾纪泽还没成行之前，就已显现出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在清政府决定重新定约并将处治崇厚后，俄外交部声言，中国此举是悔约，表现为失信于俄国。以李鸿章的观点来看，崇约虽“失之轻率”，但“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曲在我侮必自招”。果然，俄国驻上海领事准备联合各国海军示威，给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其二是曾纪泽原属中国驻英使臣，因英国与俄国关系一直紧张，现在让他出使俄国，势必使俄国人产生猜疑，认为英国会从中搬弄口舌。其三是崇厚原为头等全权钦差大臣，官列二品。而曾纪泽为公使，属于二等，官列四品，而且又是由海外直接使俄，恐招致轻视慢待。而关键的一点则是，俄方是否答应重新签约。所以，朝廷上下无不认为曾纪泽此行“其责倍重，其势尤难”，“其难较崇厚十倍”。运筹于帷幄之中为避免俄国人羞辱我国使臣，通过筹划，朝廷派曾纪泽兼任英、法、俄三国使臣。这样一来，便能进退自如。倘若俄国人“待客疏慢”，便可借英、法公事时去时来，离开俄境又不着痕迹。赴俄谈判时，英、法使事也不必指定参赞代理，免去英、法两国产生轻重之分的疑虑。所以，曾纪泽信心十足，只要保持耐心，重开谈判之局，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不担心俄人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