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白起吗？吃豆腐吧去山西采风时，在太原吃过一道菜，普普通通的豆腐。不普通的是，豆腐是蒸的，要蘸着红油调料吃。朋友告诉我，对于古代的山西人来说，豆腐不是一般的豆腐，而是白起的脑浆；调料也不是一般的调料，而是白起的血。他们就是要蘸着白起的血，吃他的脑浆。山西的中部和北部，战国时期是赵国的领土。太原更是其发家的根据地。赵简子命令家臣董安于修筑的晋阳城，就在今天太原西南的晋源镇。后来，尹铎又奉命前去治理经营。临行之前，他问赵简子：“您是准备把晋阳当做税赋来源地呢，还是作为基业的保障？”赵简子说：“愿为保障！”于是尹铎轻徭薄赋，厚抚百姓，晋阳遂成为赵氏基业的坚强堡垒。赵简子临死之前，特意交代赵襄子：“如果有一天，晋国有难，爆发战争，你千万不要觉得尹铎年轻，晋阳太远，一定要去那里！”没过多久，晋国果然发生内乱。公元前454年，势力最大的智瑶，胁迫韩、魏两家，发兵攻赵。赵襄子带领人马退到晋阳，坚守了一年多。后来，智伯引来汾河水，倒灌晋阳，城中军民“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苦不堪言。关键时刻，赵襄子采纳门客张孟谈的建议，派人悄悄出城，游说韩、魏两家，反戈一击，共同对付智瑶，结果智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丢了性命。赵、韩、魏三家，平分了智瑶的土地，这就是“三家分晋”。从此，山西也有了“三晋”的称谓。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这是春秋与战国的真正分野。山西人，或者说赵国人，为什么如此仇恨白起？原因非常简单：长平之战。在那场有明确史料记载以来，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中，赵国军队损失四十五万之多。其中有四十万，是投降之后，被白起下令坑杀，也就是活埋的。四十五万条性命，换算成家庭，再考虑到亲戚宗族关系，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牵扯其中。也就是说，赵国举国上下，跟白起不是有杀父之仇，就是有夺子之痛，或者亡夫之恨。如此刻骨仇恨，怎能不发此恶言，要食其脑，饮其血？白起采取欺诈的手段，屠杀数十万放下武器的战俘，他因此而被称为“人屠”。如果搁在当下，按照日内瓦公约，他难逃国际法庭的审判。即便不是死刑，至少也有终身监禁等着他，就像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不过，这并非白起“罪行”的全部。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说法，白起一生，至少指挥过大小战斗七十多次，攻取城池七十多座，歼灭或曰屠杀六国军队，仅有明确数字记载的，就有九十七万。其中除了长平之战，还淹死过两万名赵军战俘。应该说，这个数字统计得相当不完整。根据梁启超先生的考证，战国期间，共有二百万军人战死。即便采信这个相当不完整的数据，白起至少也炮制了其中的一半还多。仅仅从这个数字出发，白起是毫无疑问的屠夫。但问题在于，在这大大小小的七十多次战斗中，他竟然没有失败的记录。所以，在更多人的眼里，他是战神，是常胜将军，是统一中国的功臣，是军事史上的著名统帅。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伊阙之战：避实击虚各个击破《汉书》曾经引用古谚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其中的“关”，可不是现在人们想象中的“山海关”，而是函谷关。山海关以东称为“关东”，只不过是近现代的事情，而函谷关的历史，要早很多，因为它是老子著述《道德经》五千言的地方。孟尝君演绎“鸡鸣狗盗”，也在这道城墙之下。为了尽快逃回齐国，他手下的门客学鸡叫，引得城里的鸡纷纷响应。门吏听见鸡叫，以为到了时辰，提前打开关门，孟尝君一行这才得以溜之大吉。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公孙龙，在这里也留有故事，不过他的诉求，与孟尝君正好相反。他高谈阔论“白马非马”，则是要说服把守城门的士兵，放行自己，进关西去。当时赵国的马，正流行烈性传染病，所以秦国规定，凡是来自赵国的马，一律拒之门外。却说公孙龙大摇大摆地来到关门前，首先遭遇当头一棒。关吏理直气壮地说：“你可以进去，但马不能进。”公孙龙狡黠地笑笑，说：“白马不是马，为什么不能进？”关吏不屑地说：“你开什么玩笑！白马当然是马。”公孙龙反问道：“那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一愣，说：“我不管你公孙龙是不是龙，反正不管白马黑马，一律都不能进关！”公孙龙立即摆开架势，侃侃而谈：“马是指种类，白是指颜色。比如你说要马，那给你黑马黄马都可以；如果说要白马，那给黑马黄马就不行。你看看，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吧？”这本来是个浑账逻辑，但那门吏辩他不过，最终只得挥手放行。现在旧事重提，门吏的面目大约是个笑料：没读过几本书，也没多少文化，因此只能被能言善辩的公孙龙，忽悠得云山雾罩稀里糊涂。但是我不这么看。我宁愿向这个门吏致敬。为什么？因为他通情达理，还没有彻底沦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一枚冰冷的螺丝钉；既然辩解不过，就挥手放行。他把自己和对方，置于同等的地位：双方都通情达理。作为门吏，身负国家职责，他如果执意为难，难道还有拦不住的道理？“关”的故事暂且到此打住，再来看“关东”。能出将才的关东，主要指秦陇地区。白起就是那一带的人。他应该不是这个谚语的推论结果，而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白起又叫公孙起，秦国郿人。这个“郿”，就是今天陕西宝鸡市的眉县。公元前794年，秦庄公在此筑邑，因地形似眉毛，故称“眉邑”。东汉末年，权臣董卓在此修筑了郿坞城堡，因此也叫“郿坞”。京剧《法门寺》是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的好戏，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郿坞县》。白起生活的地点，是眉县常兴镇的白家村。既然在姓白的白家村，为什么又叫公孙起呢？因为白氏受姓的楚公族，上可溯至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白起是楚公族胜的后裔，秦始皇《追赠白起武安君诏》说得很明白：“武安君白起，先源两楚，继次三秦。昔在先皇，秉节朝室……”白居易在《太原白氏家状二道》一文中称：“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也就是说，白起的家世非常显贵，是楚国太子建的直系后代。建的儿子叫胜，号称白公，后代因此以“白”为姓。再朝远处说，黄帝是公孙姓，所以也有人称胜为“公孙胜”，白起也就成了“公孙起”。姓氏的起源虽然高贵，但未必好使。就像阿Q，祖上也曾阔过。白起的父辈祖辈，似乎没有多高的地位，也少有建树，否则司马迁不会只字不提。在有文字的记载中，白起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起因就是一场战争。就像京剧名角儿，上台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白起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公元前294年，秦国任命白起为左庶长，率军攻打韩国的新城。新城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河南伊川县的西南部。伊川属于洛阳市，往西北不远，就是大名鼎鼎的函谷关，秦国通向中原的咽喉要地。作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边界，函谷关的文化意义是历史赋予的，只对后世有意义；在当时，它只有军事价值。秦国极力向中原渗透，中原各国则拼命遏制。这周围一带，因此兵祸连连，不绝于缕。白起首次登台，头衔是左庶长。庶长原本是春秋初期，秦国执掌军政大权的官职名称，但白起的左庶长不是官职，只是爵位。刚开始，贵族的爵位都是世袭而来，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后来各国纷纷变法，打破这一陈规陋习，规定所有的爵位，全部根据军功的大小而授予。每砍回一颗人头，就能获得一级爵位，标准清楚，执行严格。根据《商君书》中的记载，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设置有军爵十七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公士、上造、僭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连同公士在内，下面还有小夫等三级爵位，是为军中的勤杂人员设置的，第二级也就是上造以上，才是战斗人员的爵位。第四级以下全部是民爵，就是平民的爵位，与官职无关。这些爵位虽然换不来官儿当，没什么灰色收入可以期待，但还是有相当的实惠：可以减免税收，少服徭役，盖更大的房子住，日常待遇差别也很大。比如三级爵位的士兵，可以享受精米一斗、酱半升的待遇，每顿饭还能吃半盘菜羹。二级爵位的士兵，就只有粗米吃。那些勤杂人员，能不能吃饱肚子，还是个问题。民爵的享有者，基本相当于“士”的阶层。必须指出，秦军正式作战的士兵，个个都有爵位，“战士”和“士兵”的称谓，即由此而来。第五级到第九级，对应于“大夫”的阶层，是朝廷官员；十级以上，都属于“卿”的阶层，是朝廷重臣。白起的左庶长，是卿起步阶段的爵位，可以想象，在此之前，他已经立下无数军功。class=’page’>1这次攻打新城，也许是白起首次作为主将，独立领兵作战。他毫无悬念地拿下新城，然后乘胜推进。因为这项军功，第二年他的爵位连升两级，成了左更。秦军虎视眈眈，韩国坐卧不安，他们立即派出使臣，赶往魏国，请求增援。秦国是共同的敌人，韩魏又有同盟关系，魏王并没有作壁上观。他立即下令，大将公孙喜点齐人马，前去助战。就这样，双方的军队，在伊阙附近相遇。洛阳的龙门石窟，天下闻名。伊阙之战的战场，就在龙门一带。两山对峙，伊水从中间流过，地势十分险要，是韩国的门户。这里一旦失手，秦国的虎狼之师，便可以长驱直入中原腹地。虽然魏国同样要受到威胁，但说到底，这里离韩国的腹心地带更近，韩国的风险更大，所以联军以韩军为主力，但主帅是魏国将军公孙喜。公孙喜又叫犀武，是战国中后期，魏国重要的军事将领。当时白起面对的形势，十分困难。敌强我弱：联军的数量，比秦军的一倍还多；地形不利：联军占据天险，且在本土作战，后勤补给线短。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秦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怎么办呢？白起站在高地上，遥望两军绵延不断的营垒，苦思冥想。慢慢地，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右手握拳，暗击左掌，然后转身大步流星地回了营帐。韩魏联军虽然人多，但心不齐。韩国将军畏敌如虎，一直不敢出战。白起回到大营，手下的将领已经全部到齐，等待主帅的将令。白起环顾左右，随即表明战役决心：派出一支人马，牵制韩军，他亲自带领主力，猛攻魏军，各个击破。《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什么意思呢？十倍于敌，就包围歼灭它；五倍于敌，就攻击它；一倍于敌，得想法分散敌军的兵力，形成局部优势；兵力对等，可以与之交战；兵力处于劣势，要尽量脱离战斗，避其锋芒。当然，《孙子兵法》不是教条。这个规则只考虑了兵力，但没有考虑将略。不同的将军指挥，会有不同的战果。白起目的很明确，分散敌军优势兵力，形成局部优势或者对等的形势，然后各个击破。当然，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前提，是担任牵制任务的那支偏师，能挡住韩军的进攻。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秦军本来就没有兵力优势，派出偏师牵制联军的主力韩军，兵力对比更加悬殊，类似鸡蛋碰石头。如果这个计谋被韩军识破，他们拼死攻击，灭掉这支偏师，那么白起的境遇，可以想象。每次作战行动都必须冒险。冒险能够成功，不成其为冒险，关键在于主将的判断。白起的将才，就体现在这里。他准确地判断韩军不敢出击，然后承担着这个判断的压力，果断行动。秦军兵分两路，悄悄集结人马，展开队形。双方对峙到现在，魏军已经习惯了睡在火山口的日子，因此白起的攻击，取得了战术效果。他们的骑兵、步兵和战车协同作战，潮水一般朝魏军的大营扑去。魏军措手不及，顿时惊慌失措。然而公孙喜并没有慌乱。他可不是毛头小子新兵蛋子，而是久经战阵的老将。接到警报，他沉稳地发布几道命令，然后披挂整齐走出营帐，跨上战马，驰到高处指挥作战。杜甫的《兵车行》里有句诗，况复秦兵耐苦战。秦军确实是虎狼之师。他们地处偏远的西部边陲，长期跟少数民族作战，养成了凶狠强悍的风格。而且秦军赏罚分明，奖励标准清楚，惩罚细则严酷，种种因素决定，他们一旦拿起刀枪上了战场，就不再是人，而是一群虎狼。为减轻重量方便作战，他们甚至连头盔都不戴。秦始皇兵马俑里的士兵，头上戴着小圆帽，据专家考证，那是麻布做的方巾。有些士兵干脆只盘着发髻。只有军官，头顶着牛皮的板状帽子。毫无疑问，这是勇敢者的游戏。秦军不戴头盔，并非匹夫之勇，有着相当科学的依据。现代乃至当代的特种部队，也有不戴头盔的。蓝色贝雷帽这个字眼，人人耳熟能详。其中的海豹突击队，你何曾看见他们戴过头盔？综合考量，不戴头盔降低负重所能提供的灵活和方便，远远超过戴头盔减少头部被直接命中的概率所付出的代价。然而秦军的对手，并不是豆腐渣。魏军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觑。“武率”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个个都是特种兵，单兵实力并不比秦军弱。白起遇到的对手是当年吴起训练的“武率”。他们的抵抗非常顽强，战事一时呈现僵着状态。为了打破僵局，白起双手用力，将战鼓擂得响入云霄，为士兵助威。在戈矛沉闷的撞击声和嘶声呐喊中，秦军将士们听见战鼓，回头一看将军的身影，顿时豪情万丈。他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兵车驱驰，战马奔腾，魏军的阵势，被一道道击破。如今在洛阳龙门桥的东边，还有一个平台，据说那里就是白起擂鼓的地方。白起擂鼓台有没有，或者到底在不在那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秦军击溃了魏军。公孙喜见势不妙，立即派出信使通报韩军，调集他们前来增援。指挥作战的韩国将军，在《史记》中是个无名之辈。也幸亏这样，否则，他会被司马迁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他接到报告，竟然拒绝执行统帅的将令。这个可怜虫，抗命不遵的理由非常充分：“我们也遭到了猛攻，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力量前去增援？”除了拼死一战，再没有别的办法。公孙喜一声怒吼，跃上战马，带领身边的卫士，杀入敌阵。渐渐地，他身后的人马越来越少，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最终力不能支，被秦军俘虏。消灭了魏军，剩下的韩军，只能是秦军的一盘菜。他们本来就没有接战的胆量，现在侧翼完全暴露，哪里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匆匆败退。白起令旗一挥，渴望立下战功、多砍几个脑袋回去换取爵位的士兵，瞪着血红大眼，紧追不舍。最终，秦军全歼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攻占伊阙等五座城池。当了俘虏的公孙喜，依然不乏血性。他仰天长叹道：“先王待我那么好，我却丧师辱国。即便能活下来，哪里还有脸面回去？就算大王能免去我的死罪，我心里的愧疚，又如何能安！”白起亲自劝降，也碰了钉子。公孙喜说：“魏国有百万兵马，即便今天战败，还有几十万勇士。况且魏王聪颖智慧，有许多良臣大将辅佐，你们这样的平庸之辈，哪里是对手？无知的小子，竟敢劝我投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记载，“白起怒而起，杀犀武于新城。”我想，这是史官作为文人的想当然。他们不会理解白起的逻辑。白起下令杀掉犀武，实际上是给予了他将军的礼遇。他们是战场上的老对手。这样一位重要的将军打了那么大的败仗，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不能像秦国后来的樊於期那样畏罪潜逃，更不能像郑安平那样屈膝事敌，除了一死，难道还有别的路可走吗？二十四万人的鲜血涌满一地，铺成白起前程的红地毯。战后，他荣升国尉。请注意，这里的国尉不再是爵位，而是官职，其地位在最高的军爵大上造——也就是后来改称的大良造——之下，只比将军低一级。根据《商君书·境内篇》中的说法，“将短兵四千人”，“国尉短兵千人”，短兵有卫队的性质，差不多相当于本部人马。鄢郢之战：猛虎掏心水淹鄢城楚国的国都郢，后来还有个称呼，叫江陵，原址在今天湖北荆州市北面八公里的纪南城。这个地方，一定不会忘记三个人，两个侵略者，一位爱国者。这两个侵略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将军。第一个是伍子胥，他本来是楚国人，但楚平王无道，残杀了伍子胥的一家老小，伍子胥就逃到吴国，凭借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获得吴王阖闾的重用，最终带领吴军，攻陷了郢都。这时，楚平王已经死去，伍子胥把他挖出来鞭尸。第二个侵略者，就是本文的主角，名将白起。公元前279年，他指挥大军，直奔东南，在郢都城上挂起了自己的帅旗。巧合的是，他也是楚人的后代，而且出自宗室。楚国老祖宗九泉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白起这次的行动，与一个词汇密切相关，合纵。因为楚国急于雪怀王客死秦国的耻辱，再度派出使者，准备合纵攻秦，秦国得到消息，决定先下手为强。故事开始之前，“合纵”这个字眼必须掰扯清楚。它实际上有先后两个版本。class=’page’>2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不断向东方拓展势力，黄河天险终于成为秦国的内河，函谷关也被秦军控制。这个局面，在中原地区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公元前323年，公孙衍因为在秦国受张仪的排挤，转而投奔魏国。他建议“合众弱以攻一强”，发起“五国相王”运动，就是魏、赵、韩、燕和中山五国，互相承认王位，联合对付秦、齐、楚三个大国。这就是“合纵”一词的初始版本。这个版本里，合纵国的目标有三个国家，不止暴秦。公孙衍的这个策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来，东周洛阳人苏秦，又来炒这碗夹生的冷饭，没想到还真炒热炒熟了。苏秦这个人，也很有意思，本来他先打的是秦国的主意，眼巴巴地跑过去，献上灭六国的计谋，结果没被采纳。战国时期风云激荡，公孙龙那样的大忽悠，并非特列。很多人都是“以嘴养嘴”，凭口才吃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正嘴唇有上下两片，可以随便翻。这个苏秦，也是如此。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一怒之下，离开秦国，跑到离秦国最远的燕国，不再提灭六国，转而贩卖“合纵攻秦”，没想到还真卖出了好价钱，他自己一旦佩上六国的相印，担任“纵约长”，负责执行这个策略。六国合纵确实取得过战果。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联军第二次攻秦，征战三年，最终攻入函谷关。秦国被迫承认战败，退还韩魏的土地，与三国讲和。时间之河流到公元前279年时，齐国已经衰弱，韩魏相继屈服，只有南方的楚国，虽然经过多次打击，但实力尚存。正是那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秦国的目光，随即转向东南。那时楚怀王被诱骗至秦，幽囚而死，新立的顷襄王急于报仇，就联络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对付秦国。这事，让秦王下定了最后的作战决心。出兵打仗，先定后方。赵国的实力最强，不得不防。于是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集会，约定双方息兵言和。渑池会背后，还隐藏着一位名将的故事，那就是廉颇。这员名将，我们以后再说。且说秦国后方已定，随即腾出手来，全力攻楚。主将不是别人，还是白起。在此之前，秦楚多次交战，楚国败多胜少。楚人一听秦兵便觉胆寒，更兼有名将统领。白起审时度势，决定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不纠缠一城一地，直接攻击楚国的心脏郢都。现在我们无关痛痒地评论，这样部署看似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千里奔袭，放弃后方依托，深入敌国腹地，进行外线作战，可不是轻易就能做出的决定。除非那人不是将才，只是没心没肺的棒槌。决定之前，白起一定经过了缜密的思考，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类似情形，电影《大转折——千里跃进大别山》中，也能找到：刘邓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苦苦思索一夜，然后才下定战役决心：走！方略已定，白起随即指挥人马，经蓝田，出武关，然后大军乘船沿汉水南下。这样方便行军不说，还有利于大军就粮：汉水两岸丰饶的土地，必须成为秦军的粮仓。有个贬义词叫过河拆桥，此时的白起，就是这样的人。他命令部下，每经过一条河，就拆除河上的桥；军士登岸以后，战船全部烧掉，坚决不留后路。白起预演了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以无比强硬的姿态，表达了必战必胜的决心。秦军士气大振，楚军则闻风丧胆。此时的楚国，幼主新立，内政未修。奸臣当道，令尹子兰祸乱朝纲；忠臣被逐，左徒屈原流放汨罗。外交遭伐，秦国使用离间计，破坏了齐楚同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挡得住如狼似虎的陇西秦兵？白起势如破竹，没过多久，兵锋便直指鄢城。鄢是楚国的别都，在今天的湖北宜城东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通向郢都的咽喉和门户。鄢城一失，郢都必定不保，所谓唇亡齿寒。顷襄王熊横很清楚这一点，因此集中楚军的精锐，在这里死守不退。白起到达鄢城之后，扎好营寨，派出警戒，随即部署攻城。他一声令下，成群结队的秦军，扛起云梯，架好冲车，就向城墙冲去。抛石机抛石，弓箭手放箭，掩护步兵进攻。冷兵器时代，防御比攻击更占优势。楚军依托城墙，拼死抵抗。秦军激战多日，损失惨重，也没能拿下鄢城。大军久屯坚城之下，向来是兵家大忌。怎么办？继续杀掉失败的将士以正军法吗？只怕他们的性命白丢。白起的眼神随着手指，一点点地划过作战地图，终于找到了破绽。夷水出山谷，流向东南。这是天然的武器啊。白起亲自勘察好地形，然后派出一哨人马，筑起堤堰，拦蓄夷水，同时挖条渠，直通鄢城。这条渠上起湖北南漳县的王家河，下至宜城璞河镇的赤湖村，蜿蜒七十余公里，比都江堰还要“大”三十多岁。本来用于攻城的军事设施，竟然也能造福百姓：灌溉着两岸三十多万亩良田，人称白起渠。它沟通时空，连接着两位中华名将：前面是战神白起，后面有中国军魂、梅花上将张自忠。血战潢川后，张将军升任三十三集团中将总司令、加上将衔，率部抵达鄂北驻防，此时该渠经年失修，完全废弃：天旱无水，下雨成涝，两岸十年九灾，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张将军的司令部设在宜城的赤土坡。他心系民瘼，对此很是着急。听说当地百姓有修复白起渠的愿望，立即派人勘察地形，仔细研究，然后电呈湖北省代理主席严重，为民请命。严重欣然同意，工程迅速立项。张将军派部队参加施工，承担土质最坚硬地段的土方任务。可惜开工不久，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唯一一次战略进攻、冬季攻势于1939年冬天开始，将军奉命率部渡过襄河攻击日军，工程不了了之。将军殉国之后，局势平缓，湖北省当局再议此事，省主席陈诚拨款调人，下令再度开工，并将之命名为“荩忱渠”。三十三集团军派两个师的部队，直接投身施工一线。可惜的是，工程尚未告竣，1945年日军再度入寇襄西，计划又被打乱。直到1951年，政府组织百姓又一次动工修渠，两年后方才竣工。经过多年的扩修配套，如今这条渠已经成为系统完备的大型水利工程，日夜滋养着两岸的百姓。将军生前的愿望，终得实现。这是后话。回头还说白起。这样的主意，说起来版权也不在他手上，当初智伯便曾水淹晋阳。不过智伯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家的脚，白起呢？水位蓄到一定的程度，秦兵随即开闸放水。刹那间，洪水滔滔，咆哮着冲向鄢城。那时的城墙，都是夯土而成，可没有钢筋混凝土。鄢城的东北角被大水一冲，洪水久泡，终于轰隆一声坍塌。滔滔江水流进鄢城，没过多久，水面就漂浮起了无数的尸体。毫无疑问，其中多数是平民，包括老人和孩子。到了这个份上，鄢城陷落已没有悬念，郢都也成了熟透的桃子。白起没有立即进兵，他在鄢城休整部队，从秦国调集大量的刑徒之人，也就是罪犯，迁徙到刚刚占领的楚地，并且运来粮草，充实后方。一切准备就绪，他首先发兵西进，占领西陵，控制住长江，切断郢都和西边巫郡的联系，然后沿江东下，占领夷陵，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一把大火，将楚人的宗庙陵墓，烧得干干净净。白起这一招，比水淹鄢城都要狠。那时人们对祖宗的重视，不是今天所能理解的。我想，他们重视的并非祖宗，其实是在寻求跟这个冷漠世界的联系。他们迫切需要一个信物，作为对“我是谁，我从何而来”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白起的一把火，让楚人的这个信物和信念，统统化为灰烬。夷陵已毁，强敌兵临城下。郢都虽然人口众多，却又是空城一座：没有斗志的士兵，不再是士兵，甚至连平民都不如。看到城外林立的秦军旌旗，顷襄王一定想到了他祖辈的遭遇，想到了吴兵在郢都的抢掠，想到了伍子胥悲凉的快意。没办法，跑吧。顷襄王一路向东北而逃。这样一来，我的家乡信阳，就攀上了一些尊贵的瓜葛：它成为楚国的临时首都，留下了楚王城的遗迹。在当时，它叫城阳。两年之后，楚国才正式定都于陈，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郢都一定会记住的那个爱国者是谁？诗人屈原。我不想在诗人二字前面，再加上一些形容词，无此必要。那些字眼，对诗人如果有影响，也一定是负面影响。真正伟大的人物搁在那里，什么都不用说，说什么都是累赘。class=’page’>3白起攻陷郢都的消息，估计要过很多天，才能传到屈原耳朵里。因为当时，他早已不在首都担任要职，正处于第二次放逐之中。第一次他被怀王放逐到汉北地区，这一次他被顷襄王放逐到了江南。山河破碎的结果，早在屈原的意料之中：外有强敌，内有权臣，这样的国家没有振兴的道理。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感觉到了椎心泣血的哀痛，于是以正气作笔，以血泪和墨，写下《哀郢》，作为对祖国的告别诗篇，然后纵身一跃，将干净的身躯，连同一颗赤子之心，投入汨罗江。他知道就此下去，江水会托着他的身体，因此衣服内装满了沙子。我们的诗人去意已决，不愿苟活。不知怎么回事，读史读到近代，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战舰被击沉后，使劲按下前来营救主人的爱犬的头，与之双双沉入黄海时，那一刻，我总会想起屈原的怀沙。一位诗人，一位将军，生平不同，背景殊异，时间又差了两千多年，可是，那股正气，却是一以贯之，源未断，流不竭。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起也是杀害屈原的刽子手。然而，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大将军白起吗？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诗人自沉，尸首无着。但九天有知，最后时刻，他那颗高傲的头颅，一定正朝着郢都的方向！白起立此奇功，自然要大加封赏。秦王封他为“武安君”。有人认为，之所以叫武安君，是因为当时白起的司令部，驻扎在湖北南漳县的武安镇，其实正好相反。是地因人名，而非人因地名。《正义》中说得很清楚，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白起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故号武安”。至于“君”，已经不再是军爵中的爵位，实际上相当于封侯。因为周朝分封诸国时，那些诸侯国最高的是公爵，君主的爵位与“侯”也属于同一个档次，只不过品级略高而已。像秦国，和孕育分裂出韩、赵、魏三国的晋国，都是侯爵，楚国更惨，只是子爵。所以当时的臣子，直接封侯的可能性很小。后来秦朝的军爵中，出现了“关内侯”和“彻侯”，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汉代。它的起始时期失考，《史记》的记载与《商君书》矛盾，但可以想象，那至少应该是秦国正式称王之后的事情。华阳之战：马不停蹄千里奔袭公元前273年，魏国和赵国联手，攻击韩国。魏赵联军数十万人马，将华阳团团包围。这个华阳，就在今天的河南新郑北部，属于郑州。此地离韩国的首都，不过咫尺之遥，甚至戈矛撞击的声音，都能听得到。那时韩国和秦国名义上是盟国。自然，韩国是仰人鼻息。碰到这种情况，孩子哭，抱给他娘，他们立即向秦国求救，但秦王却没有立即派兵。三晋兄弟互相攻伐，彼此消耗，符合秦国的根本利益。时间越拖越长，华阳的局势也越来越危急。韩国的相国赶紧找到病中的陈筮，说：“事情非常紧急，您虽然有病，还是为国家辛苦一趟，赶一宿夜路，去秦国求援吧。”陈筮闻听，立即收拾行李驾车西行。他星夜兼程，赶赴咸阳，找到了秦国的相国、穰侯魏冉。魏冉说：“你匆匆忙忙地赶来，事情很着急吗？”陈筮不慌不忙地说：“不着急，不着急！”魏冉一听大怒，说：“你就是这样为国家负责的吗？使者冠盖云集，都说你们的形势很危急，你却说不急，是何道理？”陈筮不卑不亢地说：“如果确实紧急，韩国就会背离秦国，投向赵魏。现在还能派我过来求援，说明还不太危急。”陈筮这番话，确实高明。正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将利弊说得清清楚楚：秦国还想坐山观虎斗？那很好，韩国随时可以回头，继续跟赵魏联盟，到时候看你们能落得下什么。这是给秦国最后的机会，救不救，你们掂量着办！魏冉当然不是棒槌。都是聪明人，所以不必多说。他马上表态：“你不必见秦王，我马上去请示，立即发兵！”增援华阳的主将，还是白起。这个消息，赵魏联军也知道，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从秦国出兵到咸阳，没有一月半月的，根本不行。因为路途遥远，翻山越岭，战车又受道路的限制。等秦军赶到，估计华阳城上的旗帜，早已变了颜色。正因如此，他们心里并没有当回事。白起终究是白起。他接到出兵的虎符，立即传令三军，轻装前进，日夜赶路，以强行军的速度，马不停蹄地朝华阳开进。结果只用八天，就出现在敌军阵前。指挥魏军的，是魏国丞相芒卯。当白起的帅旗从天而降时，芒卯不觉大惊失色。他怎么也想不到，秦军的速度如此之快，简直就是从天而降，晴空霹雳。还没开战，赵魏联军已经在心理上输掉一阵。魏国离华阳更近，魏军是联军的主力。这回白起的战术，跟伊阙之战不同。他决心擒贼先擒王，首先攻击魏军。此时的魏国，屡败屡战，国力衰弱。当初按照吴起的方法训练出来的武卒，估计已经剩余无多。白起令旗一挥，秦军的战车，随即轰轰隆隆地朝魏军的阵势扑去。后面的步兵和骑兵，在弓箭手的掩护下，也发起了冲锋。经过激战，秦军俘虏了三员魏将，歼灭魏军十三万人。芒卯见大势已去，抛下赵军，带领残兵，逃了回去。击退魏军，白起指挥人马，继续攻击贾偃指挥的赵军。赵军兵微将寡，哪里还有勇气作战？稍一接触，随即溃退，两万人马做了俘虏。这两万俘虏怎么处理？如果放掉，他们回到赵国，披上盔甲拿起武器，还是战士。白起一挥手，秦军随即用刀枪将他们押到了黄河边。滔滔河水奔流而去，两万名俘虏面面相觑。他们一定早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因为那时，既没有日内瓦公约，又没有优待俘虏政策。指挥的秦将朝黄河一指，那些俘虏，随即前仆后继，跳进了黄河。即便有那么一两个不愿意，也被人枪戳脚踹，推了下去。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中华文明，其中，也包括这样残酷的一页！白起继续挥师西进，一直开到了魏国的国都大梁，就是今天河南开封市的西北。国都被围，魏王惊恐不已。这时，段干子建议，割让南阳，乞求秦国退兵。谋士苏代则指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他说：“段干子想升官，秦国想要土地。段干子提这个建议，无非是想要退敌立功，升官发财，可这样一来，魏国的土地早晚会葬送光的。”魏王无奈地说：“你说得确实有道理。可是事情已经开始，没法更改了呀。”于是割让南阳，签了城下之盟。秦国随即将南阳和从前占领的楚国的上庸等地一起，设置为南阳郡。这个结果昭示天下，中原地区的腰，已经被秦国斩断。范雎亮相：从厕所到庙堂现在该来说说范雎了。因为汉代石刻上的断字错误，也有人称他范且，丢掉了名字的另外一边。还有典籍称他为范雎。但据《史记》记载，他叫范雎，字叔，魏国人。范雎的口才很好，但家里很穷，出身低微。在白起已经受封为武安君时，范雎还只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那时田单智摆火牛阵，击退燕军，相继收复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得以复国，实力逐渐恢复。魏王很担心齐国报复，因为当初共同伐齐，魏国也有份儿，于是就派须贾出使齐国，建议双方修好。会谈时，齐襄王对须贾很不客气，指责魏国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他说：“先王的死，与魏国有很大的关系，我怎么能不切齿痛心？”须贾笨嘴拙舌，说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范雎挺身而出，说：“齐湣王残暴无道，五国同仇，岂独魏国？大王您英才盖世，应该着力重振齐桓公、齐威王时期的辉煌。如果对过去的仇怨斤斤计较，恐怕也难逃齐湣王的覆辙！”这话给齐襄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派人挽留范雎，在齐国任客卿，范雎严词拒绝：“我与使者一块儿出来，却不一块回去。这样无信无义，还怎么做人呢？”齐襄王听了这话，很是感叹，就送给他十斤黄金和牛肉美酒。主人没份儿，只送给自己，这样的礼物能要吗？范雎是个聪明人，坚辞不受。尽管如此，须贾知道后，还是很恼火。回国之后，须贾依然愤愤不平，就向丞相魏齐告了黑状。他说：“范雎一定出卖了魏国的情报，否则怎么会这样？”须贾这话相当恶毒，估计有伤了面子的嫉妒成分在内。魏齐这个人，脑子里也缺根弦，竟然信以为真，下令毒打范雎，打得他骨折齿落，气息奄奄。范雎明白这道坎不好过，怎么解释也没用，就装死。到了这个份上，魏齐还不解恨，叫人用席子裹住范雎，扔进厕所，让醉酒的宾客朝他身上撒尿，以示羞辱。夜深人静时，范雎强撑一口气，苦苦哀求看守说：“我伤重到这个程度，虽然还有一口气，但活下去已无可能。如果您能让我死在家里，方便家人收殓，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举手之劳成人之美，还能得到报酬，何乐而不为？看守就去请示魏齐，说：“厕所里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尸体扔掉吧？”魏齐喝得醉醺醺的，随口答道：“扔就扔吧。”范雎就这样捡了一条命。他逃回家中，赶紧找到好友郑安平，让他掩护自己藏起来，同时嘱咐家人，假戏真做，立即发丧。第二天，魏齐酒醒了明白过来，派人搜查范雎。仆役们看见地上只剩一领席子，立即赶到范雎家。还没进门，就看见门上糊着白纸，挂着白幡，范雎的家人正在大张旗鼓地发丧。这些人还是不放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否则回去怎么交代？范雎早已给家人撒谎打了草稿，他们哭哭啼啼地说：“哪里还有尸身，早已被野狗叼去吃了！”那帮仆役这才相信，回去照此复命。范雎呢，在郑安平的掩护下，化名张禄，深居简出。后来，王稽从秦国出使魏国，回国时悄悄带走了他，范雎这才彻底脱离危险。class=’page’>4当时秦昭王继位已经三十六年。他东征西讨，连连得胜，心里看不起舌辩之士，范雎在驿馆里整整被冷落了一年多。他虽然坐在冷板凳上，但秦国的政局和时弊，却摸得一清二楚。华阳君和穰侯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泾阳君和高陵君是秦昭王的同胞弟弟。他们四人，号称“四贵”，穰侯魏冉占据相位，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番担任将军。他们在宣太后的庇护下，都有自己疆域广阔的封地，实力和个人威望，已经对秦国构成威胁。公元270年，穰侯魏冉要出兵攻打齐国的钢寿，想借机扩大自己陶邑的封地。应该说，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这不是个好计谋。范雎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上书秦王，要求见面“汇报思想”。秦王总算给了范雎一个机会。到了宫门口，范雎大摇大摆地朝里闯。正好这时秦王出来，宦官怒声喝止，说：“大王来了！”范雎假装没看见，大声说：“秦国哪里有王？秦国只有宣太后和穰侯罢了！”这话正好击中秦昭王的心病。他立即客气地朝范雎行礼，然后把他请进内宫，长跪三次，行礼问策。范雎不敢直接点出宣太后专权，就先拿穰侯攻齐这事开刀。因为越过韩魏攻齐，长途征伐，战争的成本高，获得的实惠低。攻下来的城池，你无法带走，难以妥善管理，最终还是要落到别人手里。就像月球上的矿产资源再多，你也无法利用，也只能废弃。这样的例子，过去并不少见。范雎针锋相对，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他建议秦王，结好远处的国家，而进攻周围的国家。一句话，结远亲，打近邻。这样，“得尺即王之尺，得寸亦王之寸也。”魏国地处中原，在交通要道上；韩国和秦国紧邻，土地彼此犬牙交错。韩国的土地伸进秦国，就像树干内生了蛀虫，人心里生了病灶。天下无事还好，一旦有事，这些地方必然会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韩国随时可以把它们当做发动进攻的桥头堡。实在不能指责函谷关的关吏玩忽职守，破坏国家的动物检疫制度，擅自放公孙龙过关。关吏的逻辑，其实跟秦王的逻辑，有彼此呼应的关系。秦王也讲理。他深深地被范雎的口才打动。当然，范雎好的不止是口才，还有政治才干和见解。秦昭王不是睁眼瞎，而是个识货的行家，他立即拜范雎为客卿，采纳他的建议，停止对齐国用兵，转而攻打韩国和魏国。没过多久，韩国和魏国无法忍受秦军接连不断的攻击，先后屈服。范雎就这样，从魏国的厕所，昂首挺胸，进了秦国的庙堂。地位稳固之后，他慢慢地试图搬走穰侯这个压在身上的巨石，建议采取“固干削枝”的策略。他对秦王说：“果实过于繁盛，难免压弯树枝，压弯树枝，就会伤到树心。现在四贵专权，朝廷上下，都是他们的人。恐怕今后拥有秦国的，不是大王您的子孙。”这话很重，直击秦昭王的死穴。他没有过多犹豫，立即颁布诏令，收回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封地闲居养老；其他三贵，也都赶进关内；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她干预朝政。到底曾经贵为丞相，秦王还是得顾点面子。他吩咐派出牛车，帮助穰侯搬家，结果用了一千多辆车子，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出函谷关时，关吏例行检查，清查结果显示，穰侯积蓄的珍宝，不比国库少。公元前266年，秦王拜范雎为相，并且将他封侯，食邑在应，就是今天河南鲁山的东部，所以叫应侯。需要指出的是，当初白起拜将，是穰侯的举荐。秦昭王继位，穰侯也出了大力，辅佐有功。现在新换的丞相范雎，会给秦国和白起，带来什么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远交近攻”的策略奏效之后，秦国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北方强大的赵国，白起也因此登上了最辉煌的舞台：长平之战。公元前262年，白起带领秦军，占领了韩国的野王，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这样以来，韩国的上党郡与国都，就中断了联系。因为韩国的都城在新郑附近，从上党郡到新郑，必须从野王渡黄河。韩国打算献出上党郡，请求秦国退兵，但是上党郡的太守冯亭，却另有打算。他说：“不如投降赵国。如果赵国接受上党，秦军肯定会派兵攻赵。赵国受到攻击，自然而然地会跟韩国结盟。韩赵联手，击败秦国才有希望。”说干就干，他立即派人到赵国，请求派人接收上党。这是天上掉下来馅饼，还是烫手的山芋？赵王拿不定主意，就把平阳君和平原君叫来商议。平阳君说：“强秦在后，怎么能要呢？贸然接受上党，祸患肯定要大于收获！”平原君赵胜，也就是公孙龙的主人，意见正好相反。他说：“要占领一个城池，得费多少军马钱粮？现在人家白白送上门来，我们再不要，不是傻瓜吗？”赵王也是个贪心的家伙，竟然同意火中取栗。他封冯亭为华阳君，让他继续坐镇上党。这一下，可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公元前260年，左庶长王龁统率秦军进攻上党，上党居民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逃向赵国，赵国立即派出军队赶到长平一带，安抚接应逃难的百姓。秦军和赵军，就此对峙于长平，也就是今天山西高平西北一带。赵军的指挥官是名将廉颇。有一天，秦军的侦察兵跟赵军不期相遇。既然是侦察兵，兵力肯定不多。赵军希望占点便宜，于是主动发起攻击。结果呢？秦军虽然人少，但战斗力并不弱；一战下来，赵军大败，还损失了一员偏将。后来两军又打了几仗，赵军接连吃亏，丢失了两座营垒，和几名都尉。廉颇见秦军势大，就下令采取守势，不准部队出战。秦军远来，利在急战。赵军这样老拖着，秦国可不愿意。但是赵军有四十多人万，秦军的力量也超过六十万。六十万人马就那么耗着，后勤补给线那么长，每天要消耗多少粮草？你当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朝前线运，可是那些粮草，只怕有一大半，要被役夫和骡马在半路上吃掉。而且时间越久，各个诸侯国合纵攻秦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句话，夜长梦多。怎么办呢？范雎两条腿走路，一手抓和谈，一手抓战争。和谈当然是假的，当时赵国派了使者过来，范雎下令，大张旗鼓地厚待赵国的使者，三天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对他恭恭敬敬，无比殷勤。范雎这么做，是想给其他国家传递一个假信号：秦国和赵国正在和议，双方谈得很融洽，用不了多久就会罢兵，咱可不能蹚这道浑水，免得落个里外不是人。至于作战，范雎的主意更馊：离间计。他派人带着许多金钱作为活动经费，到赵国的国都邯郸大造舆论，说：“秦国不怕廉颇，他早晚会投降的。我们只怕马服子赵括。要是他出来带兵，秦军就麻烦了。”这些流言蜚语，很快就传到了赵王的耳朵里。赵王对廉颇，早就有一肚子意见。为什么？因为赵军连吃败仗，廉颇却老是坚守不出，这个态度，赵王不喜欢，因为形势也不允许赵军拖延。赵国的军粮一直供应紧张，派人到齐国借粮，齐国又改变了外交政策，不掺和西方的战事，希望埋头发展，积蓄力量。士兵们没有吃的，必然会引起骚乱。因此赵王万分着急。他多次派人到前线申斥廉颇，可廉颇呢？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油盐不进。赵王的耳朵根子没那么软。这些流言蜚语，只是推动了他一下，坚定了他走马换将的决心而已。他随即下令，启用赵括前往长平，代替廉颇。消息传出，秦王大喜。敌变我也变。他马上给白起一道兵符，命令他火速赶到前线接替王龁。为保密起见，他同时设置了一条高压线：“谁敢泄露这个机密，斩！”却说赵括，对这一切全都蒙在鼓里。他当然明白赵王为什么要启用自己，因此一到前线，立即不折不扣地按照上级的意图部署。对原先赞同廉颇做法的将军，不换思路就换人，大批撤换，积极部署进攻。白起深知，四十多万赵军并不是软柿子，可以由着他捏。要是他们还躲在坚固的营垒后面，不出来接战，那他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如何抵消赵军营垒坚固的优势？白起决定引蛇出洞。他派一支弱旅，担任诱敌任务，到赵军营门前挑战。等赵军出来，他们略微抵抗一阵，转身就逃；派两万五千精兵，切断赵军的后路；另外骑兵五千埋伏在半路，以最快的速度楔入追击的赵军中间，将他们切为两段，以便各个击破。就战术而言，这是份近乎完美的作战方案，非常专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赵军是否出来追击，而是骑兵能否坚守住阵地，真正切断赵军的联系。要知道，真正打起来，他们将两面受敌。这五千骑兵，也许会成为赵军的夹心饼干。class=’page’>5一切部署停当，当年八月的一天，秦军开到赵军大营前挑战。这正对赵括的胃口。他披挂整齐，点齐人马，出去接战。结果没打多久，秦兵就败退而去。机不可失，赵括哪肯放弃，他一挥佩剑，赵军随即呐喊着追了过去。秦军且战且走，一直退入大营。赵括见秦兵如此不堪一击，越发来了情绪，挥动令旗，三军随即摆好阵势，攻击秦军的营垒。白起早已做好准备。数十万秦军严阵以待，赵军仓促之间，哪里攻得下来？正在这时，一个哨探匆匆跑来：“报！启禀大将军，我们背后出现了一支秦军，已经截断我们跟大营的联系！”赵括并不是传说中的书呆子。他自幼熟读兵书，虽是第一次指挥作战，但面对如此险情，并不惊慌。他立即传令停止攻击，前军监视大营的秦军主力，后军转身，猛攻楔进来的秦军骑兵。同时派人赶回大营，命令他们，从背后策应。赵括冲锋在前，两军血流成海。赵军士兵知道局势不利，在主帅的激励下，作战非常勇敢，但奈何那支秦军，死战不退，怎么着也冲不开道路。赵括当机立断，再度改变部署。命令外围的士兵掩护，里面的士兵放下武器，拿起工具，修筑营垒，坚守待援。就这样，局势暂时得以稳定，但四十多万赵军被分成三截，首尾不能兼顾，情势万分危急。到九月，赵括被包围已经整整四十六天。赵军本来就粮草不济，这是赵王着急决战的重要原因；现在大军被围，粮草运不进去，士卒们更是没有一粒粮食吃。在这四十六天里，赵括并没有坐以待毙，一直在组织突围。他将士兵分为几队，轮流出击，但到底也没能突出秦军的包围。没有粮食，第一步杀马，第二步就是吃人。战死的士兵尸体，马上就会被抢着吃光；吃到最后，受了伤不能动弹的士兵，也成了战友们的盘中餐。赵括坚持的这四十六天，白起同样如坐针毡：将士连日征战，疲惫不堪；补给一直紧张，要不断催粮派款。作为经验丰富的统帅，他深知要对赵军实施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手下的人马，显然不够，因此使者络绎不绝，求援文书不断地朝咸阳飞去。这个局势，显然秦王也是头一次碰到。秦赵两国，都是举全国之力，苦苦坚持。这是两国之间的决战。秦王不敢怠慢，亲自赶往河内，就是刚刚从韩国手中夺过来的黄河以北地区，将当地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赐民爵一级，然后编组成军开赴长平，负责截断赵军与国内的联系，彻底切断他们的粮道。秦军得到了生力军的支援，赵国呢？根本派不出一兵一卒，除非不要针对匈奴的边防，将李牧的大军也调来前线。这当然是不可能。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好有一比：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最后的时刻到了。赵括强打精神，撑起虚弱疲惫的身体，披挂整齐，亲自带领临时挑选出来的，还能勉强支撑的士兵，突然冲出营门，朝秦军扑去。成与不成，反正这是最后的一战。秦军的连弩非常有名，大家想必都在电影《英雄》中见识过。将军们一声令下，矢如雨飞，赵括身中数箭，大叫一声，倒地身亡，壮烈殉国。看到这里，谁还能指责他是个书呆子呢？他绝对不缺乏军人的能力，素养，以及血性。主帅阵亡，又断粮多日，包围圈中的赵军，迅速土崩瓦解。按照《史记》的记载，四十万赵军被俘。他们的命运会如何呢？华阳之战中那两万赵军俘虏的结局，已经做了极其强烈的暗示。白起说：“上党的百姓，宁愿归附赵国，也不跟随秦国，赵国人肯定更加仇视秦国。他们向来反复无常，留下是个祸害。”于是下令，全部活埋，只放掉二百四十个年轻的士兵，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子，回邯郸报信。经过多次激战，俘虏四十万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也许二十多万，比较合适。因为根据《史记》的说法，这一仗，赵国共损失四十五万人，而白起自称秦军阵亡过半，也就是说，有三十万人战死。在战场上击毙五万赵军，无论如何，也不会造成秦军这么高的阵亡率，否则战争的最终结局，必然会改写。考虑到秦军处于攻势，伤亡率高，二十万对三十万，基本靠谱。四十万也好，二十万也罢，这两个数字同样惊人。无论如何，白起应当对这几十万人的生命负责。毫无疑问，这是他身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所以当时就有人称他为“人屠”。但是，我不赞成拿现在的价值观，去套历史人物。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多么英明，也无法脱离当时的时代，正如你不可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作为秦国将军，白起要考虑的是如何削弱敌国的战斗力。这几十万人一旦回去，不久就会再跟秦军刀兵相见，别说白起，就是白痴，也能想到。不仅如此，秦国一直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提倡严刑峻法。如果不杀也不放，先扣留着，这几十万张嘴都要吃饭，也够白起受的。所以白起的决定虽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但也有他自己的道理，符合他作为百战名将的一贯逻辑。借用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我们一味苛责他，谁能保证这样理直气壮、预设道德正确的责难，将来不会沦为笑柄？白起活埋赵军俘虏四十万，若干年后，项羽也在新安，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渑池，活埋秦军降兵二十多万，所持的逻辑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秦兵内部确实不甚安定。因为东方各国人服徭役进入关中时，经常受到秦国官民的欺侮凌辱，现在有了机会，诸侯联军自然要趁机报复，时不时地要羞辱他们一顿。那些降兵心怀疑惧，私下里议论纷纷，埋怨带领他们投降的主将章邯。项羽的脾气，大家都知道，想让他采取妥善的办法消除摩擦，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可比登月还难。他一拍脑袋，下令发动夜袭，把那些秦兵全部活埋。有组织有策划的大规模屠杀，白起和项羽，并非特例。在中国，还有唐朝末年，黄巢荼毒陈州，明朝的张献忠血洗四川，以及清初多铎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国外，斯大林在卡廷森林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日本人制造过南京大屠杀，希特勒有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些方式比起白起和项羽的活埋，更不节能更不环保，也更加凶残无道。巧合的是，秦朝和项羽的政权，几乎同样短命；白起和项羽本人，在那之后，也都没活几年。白起第二年即被逼自杀，项羽到底年轻，时间稍长，又活了五年。结局大家都知道，自刎于乌江，也是自杀。这其中，是否有些一脉相承的道理呢？名将凋落：赐剑咸阳经过一年休整，第二年十月，白起平定了上党郡。赵军刚刚遭遇灭顶之灾，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的良机。白起命令王龁攻占皮牢，就是今天的山西河津；司马梗攻占太原；他自己准备亲率大军，直捣邯郸。消息传出，韩赵两家举国震动。他们立即派出说客苏代，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去贿赂范雎。这一下有好看的了，苏代是舌辩之士，范雎也靠这个起家。两条伶俐的舌头相遇，到底哪条鼓动得更快？苏代说：“赵国一旦灭亡，秦王就可以称帝，武安君一定会封为三公。他为秦国夺取了七十多座城邑，南边平定了楚国的鄢、郢及汉中地区，北边俘获了赵括的四十万大军，即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召公和吕望，功劳也无非如此吧。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称帝，那么武安君位居三公是确定无疑的，您能屈居他之下吗？即使不甘心，也没有办法。秦军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都转而归附赵国。天下百姓谁都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如果灭掉赵国，它北边土地将落入燕国，东边土地将并入齐国，南边土地会归入韩魏，您所得到的百姓也没多少。照我看来，不如趁着韩国、赵国惊恐万状，让它们割点土地，免得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勋。”这话打动了范雎。他立即向秦王建议，秦军疲惫不堪，不宜继续作战。秦王对范雎早已言听计从，立即同意接受韩国和赵国割让的城池，罢兵言和。单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白起指挥进兵时机正好，功在国家；范雎建议退兵私心甚重，误国误民。白起听说后，极度不满，从此就对范雎有了看法；范雎呢，对功勋卓著的白起，也起了戒心。在这一点上，白起近乎廉颇，而范雎则大不如蔺相如。将相不和，伤国本，害自身。class=’page’>6却说赵国，本来答应割让六座城池，后来又突然毁约。秦王大怒，于公元前258年二月再度兴兵，进攻邯郸。这时正值白起生病行动不便，没法出战，秦王就派五大夫王陵作为主将。王陵打了一阵子，没取得什么进展，秦王派兵过去增援，还是不见效果。这时白起身体痊愈，秦王想起用他，但白起不愿意。他说：“打邯郸没那么容易。各个诸侯国对秦国积怨很深，每天都有援兵到达。秦国虽然在长平消灭了赵军主力，但秦军也损失过半，国内兵力空虚。远行千里越过河山去攻打别人的国都，赵军在城里抵抗，诸侯军在城外攻击，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必定要击败秦军。这个仗不能打！”从早先的打，到现在的不打，白起是不是意气用事，要挟君主？可能稍微有点这样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基于对政治军事形势的正确分析。彼时的赵国，喘息未定狼藉一片，秦军正好乘胜追击；现在呢，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年，赵国有足够的时间舔舐伤口，编练新军组织防御。否则，他们恐怕也不敢贸然毁约。白起这话，秦王当然听不进去。他先来硬的，命令白起挂帅，白起拒不执行；又来软的，派范雎亲自来请，白起还是不肯答应。他说：“我身体不好，实在没法出战。”可以想象，范雎当时看到的，不会是什么好脸色。白起心存旧怨，范雎肯定也不会痛快。将相之间矛盾的裂缝，进一步扩大。少你白起这粒芝麻，难道我堂堂大秦，就榨不出油来？秦昭王不再跟白起较劲，改派长平之战中白起的副手王龁，前去邯郸，啃硬骨头。这次邯郸之战的主角，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秦军的结局是完败。消息传来，白起是什么态度呢？《史记》中白起的原话是：“秦不听臣计，今如何兮。”意思就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开始要打，你们不打；后来不打，你们又要打，结果怎么样？漂亮了吧？同样的话，可以有两种语气，一是悲伤感慨，一是自鸣得意。揣测白起当时的心情，估计两种都有，但前者居多，他毕竟为国家立了那么多功劳，不至于非要拿国家的失败，来印证自己的伟大。但是在听者的耳朵里，第一种意思，他们恐怕很难听出来。即便有，他们也会主动过滤掉。这在经济学上，叫奥卡姆剃刀规则。它最简单的表述是，如果两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都能推导出相同的结论，那么简单的那个理论更好。因此，人们应该使用最简单的手段获得他们的结论，并排除一切不能被认识到的事物。那时的秦王和范雎，刚挨了一记耳光，恼羞成怒还来不及，哪里还会仔细揣摩白起的忠心？类似的情节，《三国演义》中也有。谋士田丰，反对袁绍进攻曹操，被投进监狱。后来袁绍在官渡大败，狱吏就去祝贺田丰，说：“主公打了败仗，证明您是对的，您的苦日子，马上就到头了！”田丰长叹一气，对狱吏说：“你哪里知道主公的为人！他要是打了胜仗，心里高兴，没准儿会放掉我；现在吃了败仗，窝了一肚子火，哪里还有脸面见我？你看着吧，我没什么好下场。”没过多久，果然有使者捧着袁绍的宝剑前来，勒令田丰自刎。虽然一为谋士，一为战将，但白起的结局，跟田丰有着惊人的相似。秦王大怒，强令白起必须出征，白起还是不肯就范；再派范雎来请，白起也没给他面子。秦王终于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下令，革除白起的武安君爵位，贬为士兵，立即迁往阴密居住。这个阴密，大致在今天的泾川县。白起因为有病，行动不便，没有立即动身。又过了三个月，秦军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求援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奔向咸阳。想起白起，秦王又羞又恼，再也不想见到他，于是强令白起，马上动身离开咸阳。没办法，白起只好带着家小，满怀怨气，出城而去。他走后没多久，秦王和范雎商议，说：“这家伙现在还不服气，还在发牢骚。”于是，白起就给四百年后的田丰，作了命运的预言：秦王派出使者，带着宝剑，追上白起，命令他自裁。白起确实还不服气。他接到宝剑，对天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意思就是，我犯了什么罪过，非要落到今天的下场？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良久”。就是白起想了很长时间。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吾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就是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几十万人投降，我采取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仅这一条，就该死。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读《史记》，经常把它当做散文甚至小说来读。白起最后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他自己的心声，不如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太史公言”。很难相信，白起能想通。所谓的想通，也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但是就民间的感情，尤其是赵国的民众，肯定会支持这个“太史公言”。白起自杀的地方，在杜邮，就是今天的咸阳市东郊，渭河北岸的任家嘴。对于白起，多数秦国人自然是同情的态度。秦始皇即位之后，念他劳苦功高，把他的儿子白仲分封于太阳，千年之后，繁育出了白居易。白居易在《太原白氏家状二道》中追忆先祖白起，这样写道：“后非其罪，赐死于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唐宋时期的白起墓和白起祠庙，没能保存到现在。1970年，解放军三五零三厂施工时，发现了白起墓的墓道，出土了数件兵器、佩剑等文物，如今都保存在咸阳市博物馆。夷陵火焰灭，长平生气低。将军临老病，赐剑咸阳西。这是唐朝诗人曹邺的《过白起墓》。其中的感慨同情，溢于言表。曹邺生活在晚唐，当时朝政腐败，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力控制，他当然期望能从天而降一个白起，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如果他去高平市西北的谷口村，又会作何感想呢？谷口，又名杀谷、哭头、伸冤谷，村中有白起台，和骷髅王庙。这庙始建于唐代，据说唐玄宗还是潞王时，巡幸至此，看见此地白骨露野、头颅遍地，大为震惊，遂命人收拾尸骨，好生葬埋，然后修了骷髅王庙，里面供奉赵括夫妇。白起确实算是无罪冤死，但赵括会同情他么？谁抄了名将的后路？外有名将，内有名相，如果彼此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则外国不敢侵犯，这是加法，1+1=2；如果彼此互不服气，你争我斗，那就是减法，1-1=0。正如那句俗话：彼此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齐垮台。廉颇、蔺相如和白起、范雎，可以算作加法和减法的模式。翻检典籍，悉心揣摩，白起大约是死于那句感慨或者牢骚：“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如果没有这句风凉话，结局也许不会那么极端。这话给白起带去了杀身之祸，也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没有这话，白起就是个杀神，冷酷的职业军人，有了这话，他就成了男子汉，是爷们儿：这话可能是错的，但我一定要说出来。因为咱爷们儿就是这脾气，绝不藏着掖着。这脾气，我喜欢。人生一世，不过俯仰之间。老那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看脸色讲政治，百年之后泉下相见，彼此当作何感想？从作战思想上，也能看出白起性格的一些端倪。他这个人，喜欢打歼灭战，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无不如此；他还善于长途追击，追求胜利果实的最大化。这一点，在当时算是先进思想。因为《孙子兵法》主张“穷寇勿追”，《商君书·战法篇》也要求，“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就是说，打了胜仗，追击不能超过十里。白起从来不管这一套。这种痛快淋漓的性格，也许可以算作“不讲政治”，不通权变，可若非如此，白起又怎么能成其为白起？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真正能让白起死的，当然只有秦王。这人的性格，另外一位名将王翦，看得很清楚，总结得很全面，只有五个字：“怚而不信人”。这个“怚”，也有的版本是“粗”，意思和读音都一样，指性情粗暴。一个性情粗暴而且多疑的君王，面对功高震主的大将，一定会有本能的戒心；他不听命令，还说风凉话，这样的人，能为我用是人才，不为我用就是威胁，还留着干吗。但是白起之死，范雎还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史记》里用了四个字，说是范雎“言而杀之”。意思很明确，就是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直到秦王的情绪失控。到底是首长身边的人，手眼通天，关键时刻能成事，更能坏事。范雎这么做，也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就是司马迁总结的，“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你管我一顿饭，我就报答你；你敢瞪我一眼，我就报复你。通俗地说，就是爱憎分明，情绪强烈，但不讲原则。class=’page’>7范雎在秦国拜相之后，依然使用化名张禄，魏国人毫不知情。有一天，须贾出使魏国，范雎就换了一身破衣裳，到驿馆去找他。须贾很吃惊，说：“范叔你还活着啊？你来秦国，也是游说的吗？”范雎说：“嗨，别提了。以前我有过错，犯到魏国丞相手里，哪里还敢游说。现在就是给人当个佣人，混口饭吃罢了。”须贾感慨道：“你现在还这么贫寒？”于是就留他吃饭，并且叫人拿来自己的一件粗丝袍，送给范雎。幸亏有了这身衣服作为礼物，否则须贾必然难以善终。尽管如此，后面的场面，还是够他喝一壶的。两人边吃边聊。须贾随口问道：“秦国的相国张君，你知道吗？我听说秦王很信任他，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次我办的事情，成败也都取决于他。年轻人，你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朋友？”范睢当然早已不再年轻，不过既然没有高官厚禄，在须贾眼里，年龄再大也等于零。范雎说：“巧得很，我主人跟他很熟，就是我也能求见他，我帮您引见吧。”须贾这家伙，到这个时候还不忘耍大牌。听了范雎这话，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没有四匹马拉的大车，我是决不出门的。”范雎说：“没事，我去把主人的大车给您借来。”范雎回去弄来四匹马拉的大车，亲自驾辕，载着须贾进了相府。认识的下人看到范雎亲自驾车，都识趣地自动回避，须贾感觉很是奇怪。到了丞相的办公室门前，范雎说：“您请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可怜的须贾，拽着马缰绳，在门口等得花儿都谢了，也不见人出来，就问把门的：“范叔进去那么长时间，还不出来，搞的什么鬼呀”。把门的说：“范叔是谁？这里没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跟我一起乘车进来的那个人呀。”把门的瞥了须贾一眼，说：“什么范叔，他就是我们的相国！”须贾顿时五雷轰顶，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让把门的代向范雎认罪。范雎叫人挂上华丽的帐幕，召来许多侍从，威仪森严，然后吩咐一声：“传须贾！”须贾跪着进来，连连叩头，口称死罪，说：“没想到您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么尊贵的地位，我再也不敢读天下的书、参与天下大事了。我犯了应该煮死的大罪，把我抛到荒凉野蛮的胡虏地区，我也没话说。我的死活，都在您一句话！”范雎冷笑一声，说：“你有多少罪？”须贾抢一般答道：“拔下头发来数我的罪过，也不够数！”范雎说：“你有三条罪。从前楚昭王时，申包胥帮助楚国打退吴军，楚王封他五千户作为食邑，申包胥坚辞不受，因为他的祖坟在楚国，他帮助楚国，不是为了获得封赏。我的祖坟在魏国，可是你却怀疑我有外心，暗通齐国，在魏齐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肆意侮辱，你不加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有甚者，你喝醉之后也朝我身上撒尿，于心何忍？这是第三条罪状。你之所以能捡条性命，是因为你还有点老朋友的交情，赠我一件粗丝袍。”范雎说完这些，就喝退须贾，然后进宫报告秦王，建议接受魏国的和议请求，但拒绝须贾这个使者，责令他立即回国。须贾离开之前，来向范雎辞行。范雎大摆筵席，把各个诸侯国的使者全部请到大堂之上，摆满丰盛的菜肴，却让须贾坐在堂下，面前摆着铡碎的草和豆子，左右分别坐一个受过黥刑，就是脸上刺了字的犯人，拿马料喂他。范雎还数落他说：“回去告诉魏王，马上把魏齐的头送来，要不，我一定要血洗大梁！”消息传回魏国，魏齐相国也不当了，抛下相印，悄悄逃离魏国，跑到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那里，寻求庇护。范雎在秦昭王跟前确实得宠。秦王决心替范雎报私仇，就给平原君写封信，说：“久闻大名，听说你有情有义，我很想跟你交个朋友。请你来看我，咱们俩痛痛快快喝他十天半月的。”普天之下，谁不畏惧暴秦？再加上秦王送来的高帽子，平原君也深以为然，于是就兴冲冲地一路西行，来到秦国。秦王没有食言，跟平原君喝了好几顿酒，然后才摊牌。他说：“过去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尊他为仲父。现在范雎就像我的叔父一样。他的仇人藏在你家，请你交出来，要不然别想出函谷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就是在我家，我也不能交给你，何况还不在呢？”秦王不跟平原君啰唆，直接找到赵王。这时赵国国王是赵孝成王，名叫赵丹。秦王告诉赵丹：“大王的弟弟在我这里，范雎的仇人在你弟弟家。如果你不快点把魏齐的头送来，我马上派兵进攻赵国，你弟弟也别想出函谷关！”赵王闻听，立即派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魏齐抢先一步逃出去，找到赵国的丞相虞卿。虞卿这人，也不知道犯了哪门子邪，也丢下相位，带着魏齐，又跑回魏国，向信陵君求援，打算逃往楚国。在这事上，秦国固然过分，但魏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他背井离乡，实在不值。正因为如此，信陵君虽然名声在外，心里还是犯嘀咕。他说：“虞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正好候赢在旁边，他说：“虞卿从前没发达的时候，赵王见了第一面，就赐他白璧一双，黄金百镒；见第二面，拜他为上卿；见第三面，拜他为相国。那个时候，天下人谁不知道虞卿？现在魏齐有困难，虞卿毫不犹豫，抛弃高官厚禄，跟他一齐逃亡，您还问他是什么样的人。人确实很难了解，了解别人也不容易啊。”这话绵里藏针，信陵君听了非常惭愧，赶紧驾车，出城迎接。魏齐这家伙总算识趣了一回，知道信陵君态度犹豫，就自己抹了脖子。这是睚眦之怨必报。一饭之德必偿，须贾能保住性命，也算例子，但还不止于此。郑安平救过范雎的命，王稽带他来的秦国。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发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范雎登上相位之后，王稽就过来求官。这事不难，秦王很给面子，封王稽为河东太守，特许他三年不必汇报工作；提拔郑安平当将军，让他带兵增援王龁，继续围攻邯郸。荐举贤能，充当重任，本来是相国的分内职责。范雎举荐的这两个人，到底有多贤能呢？按照他的聪明劲，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可是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郑安平带兵攻赵，战败投降；王稽与别国私通，最后被砍头示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郑安平阵前投敌，发生在白起两次抗命之后。范雎之所以如此积极排挤白起，恐怕不能说跟这事毫无关系。看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白起的名将名副其实，范雎名相徒有其名。说起来，范雎对白起“言而杀之”，其实也是“睚眦之怨必报”的表现。白起不是闪过他的面子嘛。事后还说了点风凉话。一饭之德必偿，可算美德；睚眦之怨必报，确是恶习。这样的行为，说白一点，就是哥们儿义气。在街面上混世界，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也许能混成个大哥；再宽一点，当个县官儿也行，主宰一州的军民事务，就可能捅娄子，宰相确实不能胜任。关于举荐人才，流传最广的美德人物，当属祁奚。祁奚字黄羊，春秋时期在晋国任中军尉，后来上了岁数，要求告老还乡，晋悼公问他：“谁接替你的职位比较合适呢？”祁奚说：“解狐可以。”晋悼公笑着说：“解狐可是你的仇人啊。”祁奚说：“主公您问的是谁可以接替中军尉，而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后来解狐死了，晋悼公再度向祁奚征求人选，祁奚说：“祁午可以。”晋悼公很惊奇，说：“祁午不是你儿子吗？”祁奚淡淡地说：“主公问的是中军尉人选，并没有问谁是我儿子。”这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其中的解狐，确实是个耿直之士，也曾举荐过自己的仇人邢伯柳，出任上党郡守。邢伯柳过来感谢，解狐说：“举荐你，是为了公事；怨恨你，是个人私情。你走吧，我对你的怨恨，并没有改变！”这人就是耿介如此，可见祁奚没有做错。当然，祈午的表现，也非常令人满意。祁奚的表现，近乎圣人。心向往之，实不能至，有借鉴意义，但缺乏可操作性。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位宰相，唐朝的裴度，面对故旧求官时的反应。请注意，那个求官者，道德上并无瑕疵，还是个忠厚君子。这事记录在《唐语林》中。说的是裴度当宰相以后，对以前没当官时的朋友，以及有恩于己的人家子弟，积极举荐报答，从来不曾忘记。大臣中有个品德无可指责、平常没什么话的人，突然说：“我和谁谁谁，跟裴晋公都是老交情。从前没当官时，我们有过约定，不论谁发达了，都要互相扶持。我从政多年经验丰富，裴晋公却一直不肯重用。”这话传到裴度耳朵里，裴度对传话的人笑笑，说：“我确实负了约。你见过灵芝、珊瑚吧。”那人说：“灵芝、珊瑚，都是稀世珍宝。”裴度又说：“你游玩过山水吧？”那人说：“名山大川游了很多，只有庐山瀑布像银河，举世无双！”裴度说：“灵芝、珊瑚都是珍宝，但要盖房子，还是得用樟木、楠木、桤木；瀑布可以入画，但对百姓生活没有帮助，要灌溉良田，还是得河水。那个人的德行文章、气度举止，可以作为大臣的表率，谁看了都会尊敬，但是长厚有余、机灵不足，而且懦弱多疑。从前人民质朴，地不过千里，官不过百员，内无权臣作乱，外无奸诈祸害。画地为牢，人不敢逃；只用穿赭衣作为惩罚，人们就不敢犯罪。虽然叫列郡建国，分封侯爵伯爵，可即便是大国，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很容易治理。现在天子设置一万八千个官职，三百五十个郡，四十六位将帅，八十万大军，礼乐文物、官员士子，都远远超过古代。如果没有王佐之材，我怎么敢随便举荐他呢？”《唐语林》不是正史，此时不能完全坐实，但其中的道理，大抵不错。一句话，要量材使用。可是，范雎举荐郑安平和王稽，做到这一点了么？郑安平败仗可以理解，投降不能原谅；至于王稽，里通外国，更是让人无法接受。按照秦国的法律，荐举失察，要负同样的罪责，范雎应该被夷灭三族。但是秦王的宠幸还没过保质期，所以丝毫没有追究。范雎推举私人、谗杀大将，毫无疑问，都是将个人好恶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说白点，他并没有为秦国效力的真心。他为秦王分析天下形势，制定“远交近攻”、“固干削枝”的策略，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地位，而非为秦国统一天下。当然，我们这么要求他，可能也有点超出时代。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非常频繁，一不高兴，抬起屁股就可以走人。“楚才晋用”这个成语，就是那种局面的产物。所以说，当时的人们，很难有祖国的观念。祖国观念都没有，你还要求他为别的国家效忠，这怎么可能。如果我是范雎，也许不会滥用私人、谗杀大将，但也很难真心为秦国效力。秦国是什么？秦王，还是那一套官僚机构？反正国家是大片的泥土，不会说话；人民是遍地的农人、贩夫走卒，会说话但没人听。效力最大的，就是那一套独裁统治。它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总体而言，没有人能独立改变机器的运转，每个人都制人，也制于人。其实，王稽向范雎跑官时说的那番话，还是蛮有水平的。他说：“有三件事无法预知，三件事无可奈何。秦王某天晏驾，是第一个无法预知；您突然归西，是第二个无法预知；我暴病死于沟壑，是第三个无法预知。一旦秦王晏驾，您再恨我，也无可奈何；如果您突然归西，您再恨我，也是无可奈何；假如我暴死沟壑，您再恨我，还是无可奈何。”意思很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现在秦王还宠信你、我还年轻有精力能折腾，赶紧给我个官儿当当吧。说这话水平高，是因为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上有独裁之君，下有专权之臣。算是相辅相成，类似磁铁的南北二极。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时代。风筝飞得再高，总有一只手，在地上牵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将再勇猛，将士再顽强，最后还是要输在案牍文书手中。这就是白起们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整套以独裁为基础的官僚机制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斗争，基本上是零和游戏：秦王拖延了灭赵的时间，增加了战争成本；白起丢掉了性命；范雎丧失了名誉。尽管他最后在蔡泽的劝说下，急流勇退，落了善终，但谗杀大将的恶名，却永世难消。只要《史记》不失传。人们就会一代代地铭记下去。不是么？class=’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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