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女大十八变”是指十八岁还是十八个变化？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那么“十八”是指“女孩子长到十八岁时会有变化”还是指“女孩子长大后会有十八个变化”呢？
显然，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这里的“十八”，即非专指年龄，也非确指十八个方面的变化，而是用“十八”泛指很多的含义。类似日常生活中众多含有“十八”的词语也没有具体数量指代之意，如酒有“十八里红”；地方有“十八滩”“十八盘”；佛教中则有“十八罗汉”“十八层地狱”；人物有“十八娘”“十八姨”，音乐有“胡笳十八拍”；俗语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等等。
在中国古代，《易经》有“十有八变而成卦”之说。另外，在中国数字文化里，“十八”是三、六、九的倍数。而“以三为全”的观念早就出现在中国文化史述中。《史记》载“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太玄经》有“三，终也，数之极也。”可见，“三”虽然是最小的数单元，表达的却是最低限度的多。而“三”的倍数“九”有完整化、集大成的意思。《鹤林玉露》有“数穷于九，九者究也”，《字汇》释“九，同纠”，即集合之意。“数”自从古代就被赋予浓厚的文化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双重功能。
“女大十八变”，亦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具体使用，源自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幽州谭空和尚》中：有一女尼想开堂说法，就去问师父，师父答道：“尼女家不用开堂。”女尼反问道：“龙女八岁成佛，又怎讲？”师父说：“龙女有十八变，你与老僧试着变看一看。”在《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提到的龙女是位通神善变最后成佛的神奇女子，具菩萨行，坐莲花座，成等正觉，得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在南方无垢世界广说妙法。
渐渐演绎到现代，“女大十八变”是指女子在发育成长过程中，容貌性格有较多的变化。大多是用来夸赞女孩越变越美丽之意。
汪瑶
原文标题:海瑞为官18年凑齐1套房钱退休后写墓志铭为生
副标题#e#核心提示：为什么海瑞为官18年后才买房呢？他不是作秀，是一直买不起。57岁那年以监察部副部长的身份做了一省之长（右佥都御使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十府），一年以后，申请辞职，提前退了休，去老家海南买房定居。不过在工资之外，海瑞应该也有其他收入，譬如说，给人写墓志铭时能拿一笔稿费。style="text-align:center">本文摘自《解放周末》2011年7月22日，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李开周，原题：海瑞：为官十八年，买了一套房海瑞死后若干年，他的侄女婿、官居湖广巡抚的梁云龙回忆说：海公做官做了十八年，才用多年积攒的工资买下第一套房子，这套房总共花了纹银120两（《海忠介公行状》）。海瑞年谱显示，海瑞28岁考中秀才，34岁考中举人，41岁那年正式进入官场，当了县教育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南平教谕），46岁升任县长（淳安知县），52岁调入财政部工作（户部云南司主事），55岁奉命出使南印度（波罗），当年升任信访总局副局长（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57岁那年以监察部副部长的身份做了一省之长（右佥都御使总督粮储巡抚应天十府），一年以后，申请辞职，提前退了休，去老家海南买房定居。从41岁做教育局局长开始，到58岁那年离开省长岗位，不多不少，海瑞刚好做了18年官，梁云龙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正确的。买不起房的四个原因为什么海瑞为官18年后才买房呢？他不是作秀，是一直买不起。原因有四条：一、明朝工资低。海瑞当县长时，理论上每年可以领到相当于90石米的工资，实际上由于折色的缘故，每年只能领到相当于54石米的工资。当时大米每两石才折合白银一两，54石米只能折合27两银子。比起唐朝中晚期和两宋时期县官动辄几百贯上千贯的年薪来，明朝县官的合法收入实在低得可怜。二、成家开销大。海瑞是清官，不贪财，但他一生至少结过三次婚，纳过两回妾。娶妻得有聘礼，纳妾得有身价银，按照嘉靖年间风俗，结一回婚怎么着也得花个几百两银子，假设海瑞娶妻纳妾都俭省着来，每次娶妻开销不超过300两银子，每次纳妾开销不超过50两银子，那么他老人家一生当中进6次洞房，总共花掉的积蓄也得在千两左右。三、全家花他一个人的钱。海瑞做官之后，家庭人口一直都维持在10人以上。譬如55岁在南京做官的时候，在任上跟着他一块儿过日子的，有他的老母亲，有他的妻子王氏，有王氏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第一任妻子许氏生的两个女儿，有他纳的妾韩氏，还有服侍这一大家子吃喝拉撒的丫鬟仆人至少4个。这十几口人是没有进项的，全靠海瑞一个人养着，经济负担当然很重。四、海瑞不贪，没有灰色收入。明朝官员当中，比海瑞妻妾多的，比海瑞开销大的，比比皆是，但最后闹得像海瑞那样穷到买不起房，整个明朝恐怕也就海瑞一个。是其他官员工资高吗？当然不是。他们贪，海瑞不贪，如此而已。原文标题:北戴河成政治晴雨表经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提起北戴河，国人可谓家喻户晓。此地是渤海湾金项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位于秦皇岛市西南部，东起狼牙山桥，西至戴河口，海岸线长约15公里，是享誉海内外的旅游避暑胜地。197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1年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然而，关心政治的人提到北戴河，重视的是它的政治色彩，因为它曾被称为中国的“夏都”。中国人谈起古代历史，难免要讲起秦皇汉武。北戴河的历史，恰恰与这两位古代著名帝王相关。特别是秦始皇派人从这里出海巡游，被人称为中国外交使节的最早出发点。到了近代，北戴河又上演了外国入侵、中国军阀争斗的重要一幕，避暑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开创了当地的一大特色。全国解放后，北戴河便被中共中央选定为夏季避暑办公地。毛泽东从1954年起便经常于夏季到此，不仅下海游泳搏击风浪，还在此作出了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在中国的万里沿海，不乏避暑胜地，北戴河却作为其中的佼佼者闻名于世。这不仅是因为它有一条以中海滩为中心、绵延十几里金链般的海岸，以及怡人的阳光和温柔的沙滩，而且是因为它命中注定要作为历史上众多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人们谈到中华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其昌盛，都难免要提到“秦皇汉武”。北戴河扬名天下，恰恰起自于秦始皇和汉武帝。正是这两位集雄才大略和暴烈专制于一身的皇帝东临碣石，使此地在2，000多年前便被视为避暑和巡游之所。除了海天一色的风光外，自然和地理的特定原因，使北戴河这块宝地成为中原农业文明与塞北牧业文明的交会点，由此引起帝王们的格外青睐并作为巡游的目的地。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王朝，历来有重陆轻海的观念，由此造成历代帝王对“一片汪洋都不见”的茫茫碧波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自汉代的刘姓皇帝直至明末的朱元璋的子孙，虽然都有夏季避暑的习惯，却总是选择在内地山林建筑亭阁，几乎从不到海边击水。起自于北国白山黑水的爱新觉罗氏，比汉族帝王们更畏暑热，然而他们消夏的目光却转向有游牧色彩的承德围场，同样不中意那海天一色的北戴河。至于碣石边的刻字铭文，只能被视为拘守着内陆田园的统治者，对那片既未知也不想了解的海洋世界的一种无奈呼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海洋扩张的冲击，在19世纪中期无情地打开了封闭的“天朝”大门。位于渤海湾深处，濒临浩瀚的大洋，背靠辽阔大陆的北戴河，又成为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易受袭击之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入侵的风暴，恰恰也以这里为重要的登陆点。除了八国联军的铁蹄踏上此地，那些傲行于华夏的欧美外交官员也看中了北戴河，在此海风习习之处圈地盖房，把西洋的海滨避暑之风也传到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戴河避暑区的兴建，是海洋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一次冲击，为古老中华带来了新风。不过，在中国近代那种特定的屈辱环境中，这种避暑之风却是以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为代价的。解放后出生的人只是在歌中听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官僚买办剥削，造成我们苦难深重……”而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以上歌词却是那个社会有目共睹的活生生的图景。当年站在北戴河和秦皇岛，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挂着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和三色旗的外国军舰在海面耀武扬威。那时一群群高鼻碧眼的西洋人和脚登木屐的东洋人傲然而至，全然不像当今改革开放形势下遵照我国法律的要求规矩而来，而是在自己的炮舰掩护下打上门来。对贫困落后的“东亚病夫”的歧视，使那些洋人处处高居于中国人的头上，北戴河海滨的一些主要地段被他们独霸，华人反而不得入内！“不平则鸣”。如此的社会景象，使任何有血性、有志向的中华儿女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不用讲多少道理，甚至用不着读什么“共产主义ABC”，只要到北戴河海滨看一看，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如今世道真不公”，就会想到要“反帝”、要“共产”。当年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有许多人是到北戴河一游受到巨大刺激，回到古都后就发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呐喊声。1948年底，中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展开了总决战的最后一役——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从东北入关的百万大军挥戈而进，使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北戴河从此得到了解放。胜利了的共产党人在接收西方国家在海滨的财产的同时，在避暑休养方面也接受了西方人这种合乎现代潮流的习惯。1954年，毛泽东首次到北戴河避暑，便喜欢上这个地方。这年夏天，他在海滨写下了国人大都熟悉的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喜欢上了北戴河，建立了在此避暑办公制度，使这里在5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被人称为中国的“夏都”。北戴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之特殊，和它与许多重大决策、重大事件的紧密相连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多次党代会之前的酝酿会议，都是在北戴河举行的，这个时候的北戴河最为外人关注。再如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同年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也在北戴河作出。直至1997年夏季，中共十五大报告的起草班子还在北戴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对报告内容进行推敲修改。有人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政治晴雨表。”从这里导演出共和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悲欢交织的生动图景，引发后人不尽的追思。这里有共和国凯歌前进的自豪，也有探索中失误的苦涩……“天若有情天亦老”。经过曲折和艰辛的磨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奋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着蔚蓝色的大海而面向世界的新一代领导人，在北戴河又勾画了祖国新的图景。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焕发了青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她能够走出歧途徘徊，逐渐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原文标题:古代人夏天也吃冷饮（1）扇子的发明人是谁，目前已无法考证，不过我估计这种办法原始社会时就有人掌握了，只是他们手里拿的很可能是一片大大的树叶，摇破了再爬树摘一片，很费事。后来，扇子变结实了，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还有人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买用绢帛制成的扇子，摇起来比较省力气，也比较有档次。文人墨客喜欢在扇面上写诗作画，既可消暑，又添情趣。如果是达官贵人，在酷暑则可以享受人工风扇。主人凉爽惬意，仆人当然是要汗流浃背的。到了汉代，一种名叫叶轮拨风的大型纳凉器具腾空出世，其消暑效果非常可观。《西京杂记》中记载：长安巧匠丁缓作七轮扇，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满堂寒颤这四个字很令人震撼，不过又肯定要害得那一人运之的一人满身臭汗。凉屋唐代出现了一种供人消暑的凉屋。凉屋通常傍水而建，采用类似水车的方式推动扇轮摇转，将凉气徐徐送入屋中，或者利用机械将水送至屋顶，然后沿檐而下，制成人工水帘，屋子里自然会凉快起来。这个方法比人工风扇和叶轮拨风效果好得多，不论从科技角度看，还是从人文角度看，都是一种进步(哪怕后一种的进步是顺带的)。到了明代，凉屋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朝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此有精彩描述：霍都别墅，一堂之中开七井，皆以镂刻之，盘覆之，夏日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不难看出，明代人已知道在消暑时巧妙利用地理优势，掘井纳凉，天然环保，不乏科学道理。冷饮扇子也罢，凉屋也好，身上凉快了，嘴巴却享受不到。都说民以食为天，大夏天的，要是不吃点喝点冰凉之物哄哄嘴巴，怎么会舒服?所以，冷饮也早早出现了。大约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富贵人家就已经开始在冬日凿冰贮藏于窖，以备来年盛夏消暑之需。周朝设有专掌冰权的凌人。西周时期，凌人更上升为朝廷中的一个职位，从职者专门负责冷饮的制作，这足以说明当时冷饮之珍贵。春秋末期，诸侯喜爱在宴席上饮冰镇米酒。《楚辞招魂》中有挫糟冻饮，酹清凉些的记述，赞赏冰镇过的糯米酒，喝起来既醇香又清凉。古代甚至还有冰厨《吴越春秋》中就记载越王勾践出游时食宿于冰厨，在当时，它堪称空调房间，可想而知耗用人力和冰量一定相当大。唐代开始出现冰商，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冬天藏冰，入夏拿出来卖。有冰商卖冰只认钱不认人，高估了人们的渴望，反而弄巧成拙。据《唐摭言》载，有人盛夏在街头卖冰，过路人热不可耐，都想一食为快。卖冰者自以为奇货可居，故意把冰价抬高，路人一气之下都忍热走开了。不一会儿，冰都融化了，卖冰人赔了本。比起今天的一些房地产商来，这位卖冰人真是不幸。到了宋代，冷饮有了新的突破。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对一种叫冰酪的冷饮大加赞赏：似赋还咸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受元世祖赏赐，幸福地品尝到了当时的皇家冷饮冰酪(它由果汁、牛奶、冰块等调制而成)。后来，马可波罗把冰酪的制作技术带回意大利。意大利对这一技术严加保密三百年后，被法国人出高价买走，此后不知怎么的又传到了英国。英国人改造后，制出了我们今天常吃的冰激凌。不知道他们大赚其钱时，有没有想到要谢谢一下中国的忽必烈。
又是一年高考时,广大考生又将面临“千军万马冲向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但是一次高考失利并不是人生永远的失败,在我国古代就出了很多牛气十足的“高考落榜生”。
明代画家唐伯虎是一位受到科举严重打击的落榜生。当年,他因购买考题作弊东窗事发,被永远夺去了考生资格。起初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视游山玩水为人生第一乐,把红颜知己当人间最美,兴趣来时拿起画笔涂上几幅。但正因为这次打击,却打出了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画家,他的画现在卖到了几千万元人民币一幅。
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也曾三次落榜。李时珍十四岁就中了秀才,之后的九年中,他三次考举人都没能考上。于是,便下定决心立志从医,一生潜心钻研医药。他走遍大江南北,并参考了八百多种医书,历经27年的辛劳,终于写成药物学巨制《本草纲目》。此书至今流传海内外,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同样难逃落榜厄运。蒲松龄19岁时考童子试,成绩名列前茅。后来考举人、进士时却屡试不中。但这样的打击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潦倒终生,反而促使他更加苦读诗书,并将“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当成座右铭,常常深入民间采集素材,终于写出了鸿篇巨著《聊斋志异》。
古代有名的落榜生,远远不止这些。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人张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著名的苦吟派诗人贾岛、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等都是落榜生。
在封建闭塞的古代,“落榜生”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对身处文明开放现代的我们来说,一次高考的失利又算得了什么呢?总之,落榜的只是一次考试,而不是你的人生!
原文标题:古代东西方官德对比
原文标题:古代中西官德异同（1）
读历史总免不了有“比较”的冲动。近来读欧洲中世纪史（公元5—15世纪），就觉得西欧的领主和骑士阶层与中国秦汉以来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很有一比。两者都是社会的精英统治阶层，都承担着效忠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责，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文化的命运。所不同者，领主和骑士都是武士，而士大夫官僚则是典型的文士。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武人治国”是不可靠的，往往会造成军事政变和军阀混战。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之间的战争很少跟军事政变有关系，武人靠政变夺取本国王位的情况则几乎没有。而依靠文士统治国家的中国历代王朝，不仅有亡于武将之手的（如五代），也有被文臣直接篡夺的（如王莽）。号称熟读儒家经典深明礼义廉耻的中国古代文臣，且不说他们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如何改换门庭（如冯道、钱谦益），即使生逢太平盛世，其贪腐之深也足以酿成日后的王朝崩溃。
代表中国文治顶峰的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培养出了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几代名臣，但在宋钦宗时期，大臣吕好问就已经这样评价本朝的吏治：“臣窃以比年以来，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为监司、郡守者，其初必奔走于权幸之门，朝夕请谒，货赂公行……其到官也，督责州县，以偿其费，州县因重取于民以为献，上则求保明恩赏，奏辟差遣，下则求荐章，免罪责。”这些话是说给皇帝听的，不至于故意抹黑官场。想来宋朝那些饱读经书且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并没有多少“古代的官德”。
到了南宋时期，更有“喜赃吏，恶廉士”的秦桧，“政以贿成，官以赂得”的史弥远，“言路断绝，威福肆行”的贾似道。在南宋王朝的最后岁月里，皇帝病急乱投医，把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都放进孔庙接受祭祀，以图使“士之所趋一归于正”。只可惜，30年后南宋就灭亡了。
反观欧洲中世纪的“武人治国”，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领主和骑士倒更像是国家的栋梁，忠义的楷模。尽管他们个个好强斗狠，彼此攻伐不断，但他们几乎从来不会犯上作乱，更不会自立为王、改朝换代。相反，每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都会响应国王的号召率兵勤王。在马战为主的欧洲中世纪，领主和骑士更是各国军队的主体，农民根本没有资格参军，在前线卖命的全是贵族。在局势需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长途跋涉远征海外，去收复被穆斯林占领的基督教圣地（十字军东征），以捍卫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文化。
作为社会的精英统治阶层，长期浸润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其称职程度反不如那些不学无术的欧洲中世纪贵族，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些写出了唐诗宋词、名臣奏议的古代先贤，却阻挡不了周期性的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他们有负于君上的恩宠、百姓的供养，是因为他们的私人道德和政治操守在利益和威胁面前不堪一击吗？
或许有人认为中世纪的教士更适合做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对照。教士的确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他们也确实是国王们的天然盟友。但鉴于欧洲中世纪在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状态，以罗马教皇为首的一个统一的天主教会实际上从来没有臣服于任何一个国王或皇帝。由于教会的组织遍布每一个国家，教皇和主教们甚至有很多理由可以看不起那些在自己国家也只能享受有限主权的国王和皇帝。当国王和皇帝还只能依靠自己的领地获取经济来源的时候，教会就能在所有基督教地区收取什一税；当国王和皇帝们必须跟大小封建领主共享政治、军事、法律权力的时候，天主教会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自下而上的教会官僚体制，从最底层的神父开始逐层选举各级主教，直到由红衣主教会议选出教皇。教会还有自己的一套源自罗马法的法律体系，教士可以无视世俗的法律，用自己的法律来裁决纠纷。在天主教会的巅峰时期，教皇可以让国王和皇帝们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可以开除皇帝、国王或者任何一个封建贵族的教籍。从很多方面说，教会都堪称国中之国，而绝不是国王和皇帝们的“士大夫”。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对皇帝手中的政治、军事、法律和宗教权力极度依赖，而在西方，教权和政权的分庭抗礼则奠定了至今依然有效的政教分离传统。当然，在一国内部，教士阶层有时候也可以成为王权的支柱。从卡佩王朝（10—14世纪）起，法国国王能够逐步加强王室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各级天主教会。本来法国国王只是一个封建领主，他的财源完全靠自己的领地。国王既不能在全法国范围内征税，也不能从法律上管理所有法国人。很多法国大领主甚至比国王更有钱，因为他们的领地更大、附庸更多。但是，这样一种“大权旁落”的格局，似乎从来没有影响到法国国王的地位，国王反而可以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下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士对王权的支持。在大多数领主、贵族、骑士都是文盲的环境下，教士差不多垄断着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权威和道德权威。但基督教教义禁止杀戮，所以教士不能披坚执锐在战场上为自己赢得领地。出于教义的原因和自身利益的原因，教士们对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十分厌恶。要传达他们对和平与秩序的呼吁，除了拿上帝吓唬人，教士们的最佳盟友就是国王。因此，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方面从外部限制国王的权力，要求国王服从教会这个更高的权威，但在一国内部，为了让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不再相互杀戮，教会又必须抬高国王的地位。国王们大概也洞悉其中的奥秘，所以他们最支持教会和教士获得领地，也最喜欢用教士和主教做自己的大臣。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承认教会的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经过上面的对比，可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官僚阶层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骑士阶层和教士阶层都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又在地位和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说欧洲中世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自于领主、骑士阶层更加“忠君爱民”的官德，也不能说欧洲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比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更好地维持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如果我们做这样的简单对比，我们就会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失公允。欧洲中世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中国古代周期性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宏观结果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各自的统治阶层，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各自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水准。但很多人却用相反的对比，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水准上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优势，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培养出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士大夫官僚阶层。一些学者还认为，要阻挡世风日下的颓势，必须恢复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权威，必须用先贤的经典和风范来教化世人、教化精英阶层。问题是：如果那些把《论语》、《孟子》倒背如流的古代士大夫尚且不能保持清廉，我们这些跟古文、古学、古人渐行渐远的现代“士大夫”却何能将“古代的官德”发扬光大？联系到中西方古代历史的真相，这样的说法真的有些莫名其妙。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实际上会使我们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决定论。在承认现代西方文明的诸多优点之后，文化决定论者要么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是好的，有了它我们就能更好地借鉴西方的制度（“中体西用”论）；要么就说为了学好西方的制度，我们必须配套地学习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的基督教。原来文化复古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都奉行同样的逻辑。原文标题:两败俱伤：中日近代交涉中的惨痛教训(图)
副标题#e#一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受的创痛，纵不能谓均系来自日本，而实以日本所给予者为最多最巨。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但日本又何尝利？损人害己，徒为第三者制造机会，诚所谓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侵凌的国家，同面临一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以地理的关系，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汹涌巨潮之冲，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以历史的关系，中国有其悠久传统与自得文化，虽不拒人千里，亦不轻于去从。日本情形大异，而最近的中国又作了它的前车，它明白了如何因应。在明治维新前五年，即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日本文久三年)，目光炯锐的李鸿章，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备致赞佩之意，毫无嫉忌之情。明治维新之后，他又论到日本“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于钦慕之中实有谅宥。设若日本的自强始终是为了“御侮”，不惟是中国之幸，东亚之荣，世界之福，更是日本的应取之道。然而事实上证明其绝不如是。它明于现势的如何因应，但昧于将来的如何自处。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日本介居其间，譬如孤城独峙，势将危殆”，俄国尤为可怕，欲“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这是正确的看法。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不作此想，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太平军)之扰，外被英法之侵(一八五八—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清人与日本人异，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则无不帖然从服”。其视中国为如何，及其居心为如何，昭然若揭。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但并未全如其打算，内忧外患的中国，固予以可乘之机，然而兵力既不能使中国人民“帖然从服”，先发亦未能制人，终且为人所制。甲午战前，尚系伺隙而动，乘危侵凌，甲午战后，狰狞面目已露，民初以来，变本加厉，投降前的十五年，则等于疯狂。二日本之走进近代国际政治，为一八五四年的事，较中国尚迟十二年；此后的十年，虽是中国内外多故，情势岌岌，日本亦正自顾不暇。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明治维新，立即移其目光于中国。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连遭英法的军事打击，俄国的鲸吞蚕食，十八年的长期内乱，积弱不振，一八七○年西南西北的骚动正在有加无已(黔苗及云南陕甘新疆回变)，而天津教案(法国领事遇害)，不惟几演成中法之战，且招致列强的共同抗议与示威。就在此时，日本派出了专使前来，预请订约，用意已属不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是相当认识日本的，如予拒绝，“必为我仇”，何况日使又动之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的甘言。及后议及约文，日使则定要援据以往中西不平等条约的成例。最后除了“利益均沾”一款，其余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事，应有尽有。中国愿以平等地位待日本，日本反以不平等待中国，如何会作到“同心合力”？约文中的第二款，谓此后两国应互相关切，若他国生事，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这是中国的主张，足见中国确想作到“同心合力”。条约订立于一八七一年，日本迟不批准，翌年竟提出修改要求，不惟要添入最惠国条款，且主删除此一条款。李鸿章斥其墨沈未干，忽翻前议，责其失信反复，坚不允行。日本的存心，亦即可知。这是中日双方态度的开始表现，孰是孰非，毋庸多说。条约的第一款明定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称有侵越，而在换约之年(一八七三)，所谓台湾“番地征讨”已呼之欲出，“征韩论”亦正高唱入云。后者暂时虽未成事实，前者竟于翌年揭开。既不预先行文照会，径自发兵犯境，不惟破坏条约，亦且是无理取闹，行径诡变，谲诈已极。诚如李鸿章所说：“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李以“君子”“朋友”看待日本，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居；李希望中日“和好”，劝告日本做事“光明正大”，等于痴想。这时正是日军在台湾大肆烧杀，陆军大臣上其“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知陆海两省准备对华军事。大规模的战争虽不曾演成，而日本专使大久保利通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外交部)的凶狡狠辣，发前所未有。日本第一次的对华最后通牒，即是他所提出，措词万分令人难堪！声言“两国生灵终为何状，未可知也！”两周之后，再以恫吓的口吻，表示决裂，各行其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屈服了，中国的地位更低落了，我们无力抗拒西洋，亦不敢抗拒日本。谈判的期中，英国已想乘机渔利，第二年即以滇案(马嘉理事件)为题目以逞其大欲。同时中国当局对日本的看法亦完全改变了，“寇志渐长”，和好无望，“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语)，这是中日关系的大转向，而其责自有人负。三日本之干涉琉球，始于中日订约的次年，实行并灭，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明治十二年)，正当伊犁交涉之时，不久中俄关系紧张，中国深恐日俄相结，日本果然起而勒索。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六月俄国兵船驶向长崎集中，作进扰沿海的姿态，七月日本重提琉球交涉。并及最惠国条款。北京当局不敢坚拒，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联日孤俄，但反对过分对日让步者亦多。李鸿章对日原抱善意，而近十年来日本所给他的印象，使他不能不改变态度。他认为海防重要，日本近在肘腋，尤为中土大患，西北问题，比较次要。俄国的强大，在日本之上，俄事了，则日本即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这是李鸿章联俄动机的由来，亦是联俄政策的最初表现。其是非得失且不必论，而逼得中国走向此途的则为日本。朝鲜问题更是中日争执的症结。日本对华的前期政策，在这一幕中，尽可能的发挥。侵台之前，征韩之议虽起，然尚有所顾虑，侵台之后，确实证明中国对于自己的本土尚无护卫之力与果决拒抗之志，何况于属邦朝鲜。江华岛事件一起(一八七五)，日本即决定断然处置，否认中韩一体的历史关系。当李鸿章与日使森有礼谈判之时，仍想纳中日关系于正轨，谓东方诸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而森有礼则赤裸裸的说出，“和约没有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更进而谓“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警告他不可一味逞强，否则终不为天地所容，如若开仗，“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有礼的回答是：“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态度？最后李又忠告他“俄罗斯听见日本要打高丽，即拟派兵进扎黑龙江口”，“那时乱闹起来，真无益处”。但是日本正要人家看笑话！李鸿章原本无意反日，更非无保留的亲俄，他知道俄国一样的不是朋友，屡次向朝鲜当局道及备御俄人之方。江华事件过去之后，不久(一八七六年十月)日本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过天津与李论及时事，表示中日当并力防俄，李曾称赞他才略不凡。接着森有礼亦和李谈到俄人南侵的可虑，欲与中韩联合以拒，决不同室操戈，李亦深韪其议，并云彼此均应体恤朝鲜孤立之情，不可逼迫以难堪之事。中日关系似有新的转机，而实际日本毫无诚意，并力防俄，绝非由衷之论。伊犁事件日本所表现的态度，使李无法再寄予希望。中法战争的期间，其对朝鲜的行事，益使李鸿章不能不先其所急，全力应付日本。class='page'>1原文标题:论“宫斗剧”的文化本质:权谋背后是丛林法则
阅读提示
●“宫斗剧”以封建传统道德作底，其价值基础则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秉持着这样一种价值规范和意义逻辑的作品风行一时，甚至影响了许多人对历史的想象和对现实的认知。
●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促使我们到历史中去寻求资源，但辨析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缺失，却使得一些早应被淘汰的历史沉渣，随着“复古”潮理直气壮地卷土重来。
在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复兴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近年来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其内涵日趋丰富、复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但与此同时，各种对传统文化辨析不明、良莠不分的情况也接连出现。这几年颇为流行的“宫斗剧”，就暴露出了一个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艺创作究竟应该怎样发掘和利用中华民族传统的历史与文化资源？
历史剧如何对待历史资源
“宫斗剧”由港剧《金枝欲孽》和《宫心计》开启先河，内地电视圈跟风而上，《宫》、《步步惊心》、《宫锁珠帘》、《美人心计》轮番登场。2012年，《后宫甄嬛传》更是强势出击，收视大热，一度成为公众领域中最受关注的文娱话题。相较于那些制作草率粗糙、情节漏洞百出的同类电视剧，《后宫甄嬛传》在道具、服饰和礼仪等细节上较为精致讲究，对话语言也更符合人物所处的时代。那些“想来极好”、“不负恩泽”的用词，模仿了《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的句法，虽未得精髓却也增添了一些古色古香的韵味，为该剧带来了极高的人气。
从本质上看，“宫斗剧”属于娱乐至上的“戏说历史”，虽然不承担再现真实的任务，但也存在着如何选择和利用历史资源的问题。换句话说，电视剧想象力的匮乏和创作水准的低下，只是宫斗题材重复出现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和隐藏的因素，则与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宫斗剧”不过是类型剧的一种。在“宫斗剧”盛行之前，宫廷题材历史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为代表的“帝王系列”，着力展示当权者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治理江山的艰难，重在塑造开疆拓土、守业有成的明君和廉政清明、以民为先的能臣，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精神吁求一脉相承。而以《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的“戏说系列”，则延续了古已有之的“明君清官侠客梦”的叙事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还珠格格》，也不乏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动机与心理诉求。
这些创作水准良莠不齐的电视剧，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对历史资源的选择和利用这个重要问题。借古讽今、鉴往知来的历史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历史在文艺创作中的想象与呈现，真实与否并不是首要考量的目标，借这面镜子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需求往往更为切要。而盛行一时的“宫斗剧”，虽然也希望“让历史照进现实”，但由于缺乏辨析能力和批判意识，历史这面镜子中反射出来的，只是一些暧昧不清的模糊身影。
宫斗权谋背后是丛林法则
顾名思义，“宫斗剧”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后宫中，“斗”是其核心情节和叙事重心。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厮杀的，是一群原本娇弱的贵族女性。她们拼死争斗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和恩宠。在这些后宫女子的人生中，只要是为了争宠和固荣，一切手段与权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表现出对这种价值观的绝对认同，没有质疑和反叛，没有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所异者只有手段的高下与计谋的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迥然分野。但即便如此，这些智计百出的女子在强大的男权和君权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她们的得势与失宠，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尊贵如皇后、贵妃，渺小如宫女，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颗棋子。身处其中的女性，因而对自身的险恶处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敏感，种种拿不上台面的阴狠伎俩，正是她们在“斗争”中寻找到的应对之策。换句话说，她们不过是在重演“以恶制恶”的套路。原文标题:读书人为何要做官？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
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读书手记》
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之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第三，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况身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这个时候，读书和做官就统一起来了。
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相比较而言，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就只好算是读书人，或官老爷。官老爷就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的，读书人就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耻，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甘心？
当然不甘心的。所以苏东坡才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那个是非之地，正所谓“何时忘却营营”。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成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当一个读书人则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即便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也只好顺其自然，不了了之。我们知道，虽然苏某人曾扬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原文标题:千年国人热衷于追逐官位：权力泛化收入丰厚
权力，实在是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绝好的切入点。
“权力”一词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何谓权力？大致上，人们公认权力就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一个人拥有迫使你服从的力量，他就对你具有权力。这个概念运用范围很广，举凡生活各领域各方面都能发现权力的影子。而对一个概念定义范围的无限扩展，恰恰是消抹这个概念的开端。中国人的权力最核心的内容、最原始的源头应该是和官府衙门紧密相连的。其他领域的权力用“影响力”来命名，可能更恰当。因此，本书的权力概念更多的是运用于政府范畴，指的是人们从政治体制中获得的、强制性的、迫使他人服从的力量。
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力的概念。明清时期，北京的物资供应全靠漕运，有专门的官署管理。官署会为每批漕粮漕银的押解规定到达日期，而无视运输过程中的天气变化和船队的实际情况。船员水手们不敢违抗，想方设法赶在期限前送达。在这里，漕运衙门就对船只水手们拥有权力。这是无法与之理论、带有强制性的权力。
第二个例子是每个衙门中都有文书，就是抄抄写写的角色，看似没有什么权力。他可能字写得歪歪扭扭，力气没有你大，甚至耳聋背驼，老迈无用，但你就是裁撤不了他。如果你得罪了他，文书可以用文件处理的快慢、抄写字迹的清晰潦草与否，来对与你有关的事务设置程序性的障碍。那么，这个文书就拥有你所没有的权力。
古代中国人对官位趋之若鹜。京郊的道路上，一边是有人老态龙钟告老还乡去，一边是有人千里迢迢顶风冒雨赶考来。科举热、升官图、迎来送往、仕途八卦等“官场文化”流行千年。之所以前赴后继不断付出，是因为人们看中的就是各级官位具有的权力。官场结构是一个严密的、科层化、固定的结构，事事处处都有法律规定。从法律上看，官位越高权力就越大，管辖的范围越大权力就越大，收入也越高。比如清朝七品县令管辖一县百里之地，年俸是45两白银；一品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几千里之地，年俸是180两白银。理论上，人们应该都去追逐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许多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人们追逐的并非是那些品级高、法定权力大的职位。而且，同级别的官员之间权力也有大有小，说话声音也有高有低，一些官员发挥了远大于朝廷授予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他的上级。可见，在实践中，实际权力的大小与朝廷律法的规定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力大小与他的品级大小、律法的明文规定没有必然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清稗类钞》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雍正年间，内阁有个供事（也就是办事员，属于“吏”而不是“官”）蓝某，老实上班认真做事。一年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留蓝某一人值班。蓝某对月独酌，正喝着，有个衣冠华丽的长者走进了内阁。蓝某以为是宫廷值星官前来巡查，站起身来迎接，邀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蓝某官居何职。蓝某说：“我不是官，只是小小的供事。”来人又问蓝某的姓名履历执掌，内阁的其他人都上哪去了。蓝某老实回答说平时收发文牍打打杂，有同事四十余人今晚都回家过节了。来人就问：“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廷公务这么繁重，要是大伙儿都自顾自地，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到时候由谁来负责？”来人又问：“做供事有什么好处？”蓝某说：“希望日后能够‘转正’做一个小官。”清朝为胥吏们设置了转正为官的机制，不过都是些不入流的小官（有官员身份和编制，但没有品级，在九品之外）。来人好奇地问：“做不入流的小官有什么好的？”蓝某笑了：“假如我运气好，能到广东管理个河泊所，那就是大乐趣了！”
河泊所是沿海负责征收渔税的机构，负责人没有品秩，连正式官名都没有，是基层得不能再基层的小官。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工作环境和压力来说，河泊所都没法和内阁比。从法定权力上来看，河泊所只能征收渔税，也比不过内阁供事权力大。
日本的教科书有很多种，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编写人员不同，教科书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所有出版社的教科书都要经文部科学省审定。由于日本和中国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无论哪种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都很丰富，尤以高中课本为甚。
最近，《环球》杂志记者到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查阅了日本所有的正在使用的高中教科书，并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种类，来了解日本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内容。
古典内容不少于中国高中课本
就中国古典的内容来说，其在日本高中教科书中的份量可以说不少于中国的高中课本。
日本学生学习的《国语综合》相当于中国高中的语文课，教育出版株式会社出版的《国语综合》采用率为26.9%，在国语综合教科书中排行第二，主要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现代文编，是日本现代的小说、随笔和诗歌，占181页，第二部分是古文篇，有和歌、物语、军纪物语，从182页至263页，第三部分是汉文篇，从264页至338页，全是中国古典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寓言故事如守株、矛盾；《史记》的节选如管鲍之交、鸡口牛后、先从隗始；唐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登颧雀楼》、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以及论语的部分章节等，这些篇幅占到《国语综合》的三分之一。
除了《国语综合》之外，还有选修课《古典》和《古典讲读》。其中《古典》里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占了一半，而《古典讲读》几乎全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
另外的一本教材《伦理》相当于中国的德育课，总共分为五章，涉及到中国的内容也不少，在《人的自觉》一章中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老庄思想，在人与宗教一节中介绍了中国的佛教。在第二章《外来思想和日本传统思想》一节中，介绍了佛教对日本人的影响，儒教在日本的展开等。从中可见，日本很注意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教育日本的年轻人。不统一的近代战争史观
《世界历史》是日本高中的必修课，其中，山川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采用率为39.6%，排名第一。该书介绍了中国唐代文化以及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对明清的中国发展有专节叙述，对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评论。在其中的《东亚民族运动》一章中专节介绍中国的动向，其中包括“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北伐战争、“四一二”大屠杀、长征等。在“日中战争的扩大”一节中写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军部力量越来越强，日本转向法西斯战时体制，军部筹划在中国华北扩大领土；1937年7月，以北京郊外卢沟桥事件日中两军冲突为契机，战争开始扩展到中国各地，日本军以攻下南京为目标，12月占领南京时，日本军大量屠杀一般市民和俘虏”。
从采用率最高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没有宣扬侵略有理论调，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对南京大屠杀也有记述，但是没有使用“侵略”二字，南京大屠杀也没有写明死亡人数。
《日本史》也是日本高中必修课，山川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史》采用率为32.6%，在所有日本史教科书中排名第一。日本史涉及中国的内容更具体，并记述了慰安妇和日本强征劳工的史实，虽然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对那场战争的否定态度，但其反省并不深刻，同样有意删除了侵略战争的字样。倒是采用率排名第二的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明确写明“侵略”中国的字样。原文标题:叩问文明怪象为什么中国不诚实的人往往获胜?
中国人发明创造力较差，模仿、抄袭的能力较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否则也不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不过，有些事情尽管心知肚明，但被外国人给指点评论一番，看了还是觉得有些惭愧、无语，却又不得不承认，看看10月31的《纽约时报》如何说“中国的抄袭风气”吧。
北京大力敦促中国公司和科学家发明创新，但得到的不是苹果，而是Applepeel(苹果皮)，AppleStoer(假苹果店)和BlockBerry(仿BlackBerry，有译为“破莓”)。
乔布斯在1979年参观施乐公司研究实验室后得到灵感发明了鼠标和图形界面。但是，中国人常常不是在竞争产生的成果上继续开发，而是直接偷来，再低价售出。
在经济发展如此迅猛而法律体系负担过重的国家，不诚实的人常常获胜。保护诚实者的体制实在是不够健全。不诚实的抄袭者迅速行动，在快速增长的市场获得优势；他们的成功反过来又使中国的抄袭风得以延续。
《纽约时报》报道说，去年，浙江省一份科学杂志透露，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在20个月的时间内，近三分之一的投稿涉嫌抄袭。该报随之提出问题，今天的中国可能有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他也许曾在最近关门的某家山寨苹果店工作。但是，他是否会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想法能得到保护，相信供应商不会窃取他的产品，相信法院能实施法律？
抄袭和造假往往联系在一起，都具有欺骗性。如果空气质量这种纯数字的东西也真假难辨，外媒就要说三道四了、品评一番了。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30日的文章说，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数据让中方数据黯然失色。原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楼顶上有一台只有微波炉大小的仪器，用来检测空气中细颗粒物。今年10月的一天，大使馆检测结果远远高于美国环保署设定的标准，已经“指数超标”。但北京当天自己的检测数据却为“轻度污染”。
报道解释说，中方数据和美国数据的差别在于二者检测内容不同。中国设在首都周边检测站的对象为直径等于或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而美国大使馆的检测对象则是直径等于或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医生说，2.5微米以下颗粒物可以渗入人们的肺部以及其他器官。汽车和卡车排放的废气是颗粒物污染的主要来源，而这是北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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