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中的商鞅传，商鞅是一个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坚定，理想执著，目光远大，行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又有秦孝公始终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羸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且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桑弘羊)，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令人惜，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国谋，善；为己谋，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却败了。郭沫若认为，他与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顺便提一下，公私分明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商君书》里)，其实孝公还有为子孙谋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国后来的应侯范睢说商鞅：事奉孝公，竭尽自己所能没有二心，一心为公不顾私利，使赏罚诚信而致国家大治，用尽自己的才智，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骗故友，俘虏了魏国的公子卬，最终帮秦国擒获敌将破败敌军，掠地千里[原文：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擒)将破敌军，攘地千里]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为了秦国，他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郭沫若都对此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秦孝公死，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风声日紧，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已请求退休，蛰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归魏国。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为您竟然能出卖欺骗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们无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疯啊。让人怜，又是他被车裂的结局。当他被复仇的人群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故国不接纳他，他只好带着他的为数寥寥的徒属北上击郑，做无望的困兽之斗。他大约想在秦以外自营一块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无立锥之地。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诸侯各国纷纷对他关起大门，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对他咬牙切齿；眼前是四面竖起的墙壁，一片说不的声音，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属，再无他的朋友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之道了。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或对外部压力说不的话)。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个月后，可怜的、走投无路的、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列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到此时，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献给秦国了。其罪名真是极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个把良心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心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好在《商君书》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暧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二《商君书》，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胜民。这是我读枯瘠、冷酷、蛮不讲理的《商君书》后得出的结论。壹民，据我的分析，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平时耕田，战时攻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农战篇》所列)、士、以言说取食者、利民(吃利润的人或投资者。《去强篇》所列)等等，则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应使他们无路可走，从而逼他们归入农战一途。二是，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似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民为体，农战为用，一体而二用。其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使社会结构简化、单一化、垂直化，社会生活单调化，由一个绝对中心控制：《赏刑》曰：圣人的治国，实行一种赏赐，一种刑罚，一种教育。[原文：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算地》曰：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从事农业；对外，要求人民一律尽力战争人民的倾向一致，才肯务农。人民务农就朴实。人民朴实，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荡。[原文：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壹民的目的，当然在于使民朴，也就是愚朴顺从。壹民的具体措施，则是先从经济(利益)的一元开始，然后达成政教的一元：《说民》曰：人民的欲望有千万种，而满足的途径只许有一条(农战)。[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百姓的欲望千差万别，而我们只让它们从一个渠道来达成：农战。这就是一切专制国家所津津乐道地宣传的集权的好处：能集中社会所有力量于一途，从而达成一般民主国家所不能达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众深被创伤，付出代价，则在所不计，而民众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靳令》曰：抱定十个方针，国家就乱；抱定一个方针，国家就治。[原文：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朝廷的利禄，从一个孔儿出来，国家就无敌。[原文：利出壹空者，其国无敌。]《农战》曰：国家实行绝对一律一年，就十年强盛；实行绝对一律十年，就百年强盛；实行绝对一律百年，就千年强盛，千年强盛的国家，就成就王业了。[原文：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