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2005年，汤一介和乐黛云这对学者夫妇共同出版了一本随笔散文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上面的话是汤老在书中的序言。
2014年9月9日，一只鸟儿去了，乐黛云说：他很累了。
汤一介和乐黛云，一个是哲学泰斗，一个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1952年结婚。两位先生在六十多年的岁月中，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不离不弃、相携相依。
几棵小草的含蓄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汤一介毫不掩饰对乐黛云的欣赏：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在一次采访中，两人回忆他们爱情的萌芽。那时候，他们一起在共青团工作，一个是组织委员，一个是宣传委员，经常一起去农村义务劳动。刚好是春夏之交，太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我当时穿一条工裤，胸前有一个大口袋。乐黛云说，汤先生就摘了几棵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心里藏着一些模糊的、美好的梦想。话语间、眉眼上都写满了淡淡的幸福。
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汤一介还惴惴不安：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当时，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来，直到她坐满月子的第一天，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文革期间，汤先生被打成了黑帮，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接受审查。那个时候，心力交瘁的汤先生最大的支撑来自妻子乐黛云。乐先生每天都坐在北大哲学楼侧面的石级上等着汤先生接受审查出来。乐先生回忆：当时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乐先生坐在台阶上等待的身影
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好多夫妻迫于这种压力，大难临头，劳燕分飞了，而他们却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对此，汤一介曾说：我觉得在我们之间，或者不仅仅是我们之间，在一对夫妻之间最基本的是信任。我信任她，信任她是一个好人。这种信任可以超出一切。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静默耕耘，建树高筑
汤一介家学渊源，古文基础深厚，而乐黛云则外语好，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信息。他们在各自领域中静默耕耘，建树高筑，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让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相得益彰，比翼齐飞。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汤一介，祖父和父亲处世治学的态度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1980年，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与动荡年代，汤一介终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这一年，他已53岁。他以执着、艰辛的付出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让学术生命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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