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美丽决心戒毒。或者说，《纽约客》驻华记者emilyhahn决心戒除自己的鸦片瘾。
如果翻一翻民国旧事，我们能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档案。譬如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这两位可是李鸿章的外孙和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或是沪上名媛陆小曼以及项美丽的情人、翻译家、新月派诗人邵洵美。
可能是在他俩第一次见面时，这个英俊的中国人就引导爱冒险的美国女人试抽了一管鸦片烟。他还根据emilyhahn的谐音帮她取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邵洵美的原配妻子后来回忆说，在大家庭中，鸦片与纳妾同被视为风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在项美丽的世界里，烟瘾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觉得抽鸦片可以治哮喘，还劝项美丽像我们这样有许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种会上瘾的人。
她沉浸在与爱人吸云吐雾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把沈从文的《边城》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为英文。因为邵洵美，她与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交往，也深入到了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写出了一篇篇颇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书评家评论项美丽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黄包车里往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
然而，项美丽并不能永远躲在上海租界的繁华温柔乡中。作为记者，当一个去重庆采访的机会放在面前时，她必须认真地考虑自己的烟瘾问题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新颁布了法案，吸鸦片有可能被枪毙。
项美丽很清楚，自己已经对鸦片上瘾，必须戒。
就在项美丽戒毒的数年前，身在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也尝试过戒除烟瘾。不幸的是，医官给他推荐的戒毒剂是吗啡。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
1933年，没守住热河的张学良辞职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进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开始尝试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他还笑着回忆自己副官对大夫说的话颇像如今清宫剧里皇帝对太医的万能嘱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项美丽也选择了一家德国医院，她的医生选择了催眠疗法。
这在当时也是够新奇的。项美丽在医生的指挥下吃了一种药片，一觉睡到下午五点。据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直都在说话，当然，当事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醒来后，她就不想吸鸦片了。
接下来她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日子，历经各种痛哭流涕和不舒服，与世隔绝。没有鸦片，也不能见朋友，尤其是邵洵美。
当医生终于允许他们见面时，项美丽第一次注意到，与她相恋近五年的中国情人眼神黯淡，牙齿也脏兮兮的。
是否真的是催眠疗法起了戒毒神效呢？又或者，天性顽强的项美丽在忍受戒断鸦片的痛苦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迈向人生新的台阶了。当离开上海时，她已多年没有回美国，除了一系列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潘先生（邵洵美为原型）的稿子，她手里还攒着一部找不到出版商的书稿，描述了一个白人女孩与中国有妇之夫无果的爱情。
远赴重庆三年后，她交出了一部真正奠定自己在文坛地位的作品：《宋氏三姐妹》。
她再也没有回过邵洵美所在的城市。
鸦片瘾已经远去，项美丽的上海故事也完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