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作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作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京师大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渡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
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18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二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
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
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地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