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在我们的世界是一项高危活动，明清之交的朱耷为了明哲保身，在扇子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哑字，逢人便将扇子打开，以示自我消声与自我阉割。人总能找到沉默的理由，也必须有人找到不沉默的理由。
在写作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我开始比同龄人提前思考写作的意义。思考的结果是文字早熟，在以尊老为向心力的社会里，早熟是可怕的词汇，后知后觉的文化隐喻是棒打出头鸟，早熟者往往最先受到伤害。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课堂上，每次都作为范文被老师朗读，有时还被抄在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供人参观。进入大学后，我成为了拉尔夫艾里森笔下的无形人，谈情说爱、风花雪月与我何干。他们把躁动发泄在咖啡厅和小旅馆，而我把激情发泄在图书馆和篮球场。四年的象牙塔隐居生活给了我什么？我想是知识的资本，那是永远不嫌多的东西。
下矿井、到仓库做搬运工则让我体会到了文字之外的苦难。与底层人民在一起时，我能活生生地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肢体不再飘渺，精神不再彷徨。他们是那么现实，肩挑背磨就是为了吃饭。有没有比吃饭更高的追求？有，吃顿好饭。看似浅显的诉求，却蕴藏着闪光的民间智慧。和一位年纪相仿的搬运工谈五四，谈蒋介石、胡适、殷海光，谈艺术电影，没有半点隔膜。所有人都有一颗纯洁而自由的心灵，不要以为他们粗糙的皮肉下藏匿着卑微的灵魂，也不要以为他们简单的思想就可以被任意篡改。
我的书写注定离不开底层，因为我自己也是底层的一员。我不能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也敲不开三重门，我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与写作理想。朋友说你是在浪费才华，我却不以为然。也有人说，你的文字太沉重。我只想说，不是我想沉重，因为思想是我的盐。
（摘自《思想是我的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