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这面橘朱红的砖墙在台北正午阳光日照下，实在太耀眼，你很难愿意驻足一分钟；且即使多看个两眼，一般行人恐怕也只觉得此地不过是另一栋破旧的台大宿舍。
从台北新生南路紫藤庐隔壁小巷走进去，你会经过两排难得整齐的公寓，阳台种着妖艳的九重葛，走到底，便会看到这面朱红砖墙。
墙里长得三楼高的枫树，虽是春意嫩叶，却也不得不呈露苍郁；只因一旁的老宿舍实在太旧了，如此匆匆挥霍流行的城市，怎么可能留下沉沦的老式住宅呢？
走进墙里，像在没落小区里寻找没有门牌的人家，文史学家指点，顺时针十二点后方，那个看似废弃的老建筑之后，便是殷海光的家。
殷海光生前就住在这里，他是除了胡适之外，50年代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从当台大讲师、教授，到被赶出台大，成为续聘教授却不得开课，殷海光一生住在这儿，直到1969年9月15日送至台大医院病危前，整整13年。
通往殷家的路上，杂草凌乱，旁边堆了不少日常用品。殷家之旁的大宅，听说以前是台大海洋馆，原批给职员们住，前些日子发生大火，差点烧毁了殷海光故居。
走进殷家，先经后院，才至前门。院子里挖了一排河川小景，还有个泥铸泡汤池。树非常高，潺潺的水流已无生气，幽暗且深沉。殷海光的学生原居者梁荣茂教授带着我们，包括当年殷海光的弟子们，一间间参观屋宅。
殷先生生前不求名，也不怕向人借贷，本来台大不聘了不给薪水时，他还想做个小生意。
那时国民党特工天天去巷口站岗，他在池子里泡完汤，刚好精神抖擞，索性叫骂一番。国民党控制的教育部门一方面逼着台大不给他开课，一方面又拿着聘书叫他当顾问，等于领威权体制的赡养费。按汪幸福著的《殷海光传》，殷先生认为此乃包藏祸心，把顾问聘书往外一扔，叫送聘书的老党工滚蛋。
我不是殷海光子弟，殷先生去世那年我才11岁，直到12岁时才第一次阅读他的弟子何秀煌写的《零与一之间》。人们说他脾气怪，小时调皮不好好念书，辍学之后当店员，受老板娘欺负，还趁着老板娘与账房楼上办事时反锁房门抓奸复仇，最后还娶了漂亮又贤慧的太太。我的老友李敖则说他喜喝英国下午茶，没书教时想做生意却非赚钱的料，只能靠太太做裁缝贴补。即使叙述他人如此无遮无掩的李敖，也永远记得给殷海光一个没人能抢的位子：五四时代后，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殷海光没书教后，国外研究机构请他，仍被蒋介石禁足，海耶克学术会来台也不派他参加。他曾自我调侃：我成了笼中鸟。我已成众矢之的，我的门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街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先如坐围城，且无地容身，实际的低度生活也日渐困窘。
人们可能不知道，殷海光死的时候极其卑微。比如要不要接受弟子的接济、该不该打点滴、住一等还是二等病房。哲人走了，舍不下的是他浪淘中抓不住的社会，但缠绕着的却尽是穷困的金钱窘境。
殷先生走之前，见到弟子们时说：这次不行了。众人静默不语。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责任未了。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
50年代来台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看着自己家也散人将亡，在隐居的孤岛上喊；想挽回时代的良知，但何其难！1958年，殷海光不愉快地被软禁了又11年，终于走到了尽头。殷夫人记载，他死前瘦如皮包骨，有天帮他洗澡，看着他的肉皮，真想痛哭一场。像这样的身体，别人早就倒了，你怎么还能站起来走到浴室淋浴？
1969年9月16日下午4点，殷海光先生失去知觉，5点45分去世，享年50岁，比现在的我小五岁。
殷先生死前，曾说他责任未了，看着时局，死不瞑目，他死的时候眼真没合上。他的家人后来经人多方奔走，才一个一个远离台湾，夫人在美当过佣人、当过大厨，每天在餐馆工作14个小时。殷夫人曾在《殷海光全集》的序言中，问这个他们付出甚多的社会：我们的不幸及牺牲值得吗？
身为后代的中国人，我没有勇气回答，你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