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了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这么多人同住的经验。
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室友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我们总是抢着做事情。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了自己的床，又铺别人的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张床，以后是三张，接着是四张。
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拖脏了的地板，清理隔日丢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室友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她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
半年下来，我已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都答应。
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
三毛，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
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
三毛，我的宝贝，快下楼替我去烫一下那条红裤子，我回来换了马上又要出去，拜托你！
刚上楼，同住的宝贝又在埋怨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我一再地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因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酒喝。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
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地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哪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给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气得要昏过去了，马上叫起来：我？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的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拼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一时间我们这里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下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
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
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女孩子们每一个都吓得不敢做声，静静地溜掉了。留下三个室友，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貌待我，我则冷冰冰地对待这群人。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时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