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张爱玲三十一年前自述《色，戒》的文字，竟读到了罕见的火爆脾气，也算是阅读的一个额外收获。
张爱玲之所以冒火，是因为短篇小说《色，戒》遭到一篇文章歪批，先是被挑剔人物描写方面有毛病，之后又被定性为歌颂汉奸的文学。
歌颂汉奸在华语文化圈里，从来都是一个天大的罪名。一般来说，不管这歌颂涉及的是虚构人物还是真实人物，不管是抗战期间汪伪政权的真汉奸，还是如历史传说中秦桧那一类的疑似汉奸（现在学者弄明白了，秦不过是宋高宗国策的忠实执行者）通常歌颂汉奸的人，在公众眼里基本上是要跟汉奸同罪的。这样的罪名，任何文人都消受不起，何况又是正经做过一回大汉奸胡兰成太太的张爱玲老师！
那么，张爱玲冤不冤呢？冤！因为小说《色，戒》的主题本就跟歌颂无关。更多的倒是解剖和叹息。女刺客王佳芝的热血、天真以及女性的柔软，汉奸易先生的贪婪、冷酷与决绝，这两类人（包括性别）之间的对比、映衬，才是小说真正的用意。张老师还在一件事上觉得冤她说她写这篇小说时，并不晓得上海当时有过类似的未遂刺杀案件，她借用了爱尔兰诗人王尔德大师的一句话：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以示小说纯粹出于虚构。
对后面这一点我将信将疑：信在1939年中统女杰郑苹如刺杀丁默村虽是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但美女作家当时在香港念书，回上海是在三年后的1942年，认识胡兰成则还要再迟一年。疑则是不排除张爱玲创作时从旧闻里借用了故事轮廓，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改装了郑苹如失手是因为同伙的子弹卡壳，而她以为身份没有暴露，想留下来进行第二次刺杀，终于被抓、处决。据记载郑临终前颇有秋瑾式的从容，也许张爱玲因为自己在小说中强化了情色这条线，觉得心虚，怕落下汉奸娘子诋毁抗日烈士的罪名，才竭力否认。不过不管怎么说，小说《色，戒》绝没有丝毫歌颂汉奸的苗头，倒是电影《色，戒》，因为淡化了男主人公的冷酷，搞得视角过于中立，让人非常不舒服。国人看中日那段历史，很难从历史的血色里挣脱出来。
《色，戒》的电影版比小说原著邪行，不一定是导演刻意为之，而是由于电影给人的视角刺激，比文字给人的刺激要直观和强烈得多。影视改编文学，除了取材粗糙的畅销书能大获成功，改编名著则罕有被称道的。因为电影的第一特长是快递震撼与刺激，而文学的第一特长则是细酌情韵与冥想。所以像《红楼梦》这样的名著，一改影像，不是变成家族政治，就是廉价三角恋，意境反而一点都出不来了。至于《金瓶梅》，只好凸现情色。
和文学原著比拼描写情感，电影往往露怯。可惜电影又是要靠露赢得宣传和大众票房的。我很好奇：假如张爱玲活过来，她是会为《色，戒》拥抱李安呢，还是损上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