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前在武大读书时选修易中天先生的《中西比较美学》，每次去上课总是要提前赶到教室占座位的；若稍晚一步，不仅找不到座儿，连走道也挤得满满当当，想见缝插针都难了。
易先生的课的确讲得好。一门在别的老师那儿也许枯燥乏味的课程，到了他这儿却妙语连珠、趣味横生，容纳好几百人的大教室里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易先生当然不是一味地逗乐耍嘴皮子，而是话里藏锋、旁征博引，将极为敏感的现实话题十分巧妙地插入枯涩抽象的学术思辨当中，让人心领神会、会心一笑；易先生不仅口才好，还有表演才能，讲到出彩处，他甚至会像说书那样连比带划地哼唱起来，那种幽默风趣、不拘一格的讲课风格，在当时的武大算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吧。
那时候，中文系的不少学生都是易先生的铁杆粉丝。记得毕业离校前夕，我和一位同学特地去易先生的府上拜访他。所谓府上，其实只是一套小得不能再小的二居室（也许是一居室？），师生仨在不足五平方米的客厅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尽管这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我们这些学生对易先生的敬重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了。
今天写到这里，我却不由得想起前几年看到一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消息：《水煮三国》作者成君忆在央视做节目时，当面对易先生提出批评，称易之所以能火是因为观众好糊弄，并且举例说：易中天老师曾经讲曹操小时候持刀挟持过一个新娘子，并说曹操的这个行为是调皮。成君忆因此称易先生没有道德感，他讲了一个故事，认为学者比杀人犯更坏，应该被打进十九层地狱，因为他伤害的是别人的灵魂。易先生当即变色，厉声斥责成忆君不能这么说。随后不少易粉在媒体和网站发帖指责成君忆，反指其是没有道德的小人，连成本人也写了一封致易先生的道歉信，而易先生在博客上一面说不需要成道歉，一面又称，我坚持的是人权和法治的原则，指成君忆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还建议他向历代为了思想自由献身的先贤道歉，俨然真理在握，不容冒犯。后来我看了成君忆记述的事发经过，觉得他的表述虽然有些唐突,不无助长因言获罪的嫌疑，但以我的理解，成的本意也许并非如此，更不是指易先生一人，他只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言论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这种观点我以为是站得住脚的，尤其是在价值混乱的当下文化界，不失为一种剀切之论。但易先生无视这一点，揪住成的言语莽撞兴师问罪，则明显小题大做了，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中那个幽默睿智的易老师。其实，如果当时易先生大度地一笑了之，或者就此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发表自己的高见，恐怕不仅不能让人怀疑他的道德感，反而会让人们对他从善如流的风度肃然起敬吧？
易先生对成君忆的过度反应，使我想起前些时赵本山在一个研讨会上因某学者对其提出批评时勃然大怒的事件。这两件事情接踵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至少表明，资本市场打造出来的某些文化红人的心态已经严重膨胀扭曲，越来越习惯高踞于大众之上，听不进任何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了。
写到这儿，我不禁怀念起二十年前武大时的易先生了。如果说那时的易先生可亲可敬，充满了幽默感，真的称得上他推崇的书生意气，现在的易先生则有些盛气凌人了。
当然，作为当今为大众文化市场上的风云人物，易先生不必恪守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言行和风范。时代造就了易先生，易先生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时代。用三国里的一句话来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况，易先生不仅没挨这个时代板子，而且正红得发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