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7月的一天夜晚，居住在美国瓦尔登湖畔的青年农民亨利大卫梭罗准备进城去鞋店取只修好了的鞋。这时税务官找上门来，要他缴纳人头税，因为他足有6年没有缴人头税了。他说他不打算缴纳这笔钱，理由是他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于是警察逮捕了他，并把他关到康科德城的监狱里。第二天早晨，一个未透露身份的人代缴了这笔税款有人考证是他的姑妈，他便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出狱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若无其事地到那家鞋店取了修好的鞋穿上，加入到了一群收越橘的人群中。过了半小时，他就置身于莽莽苍苍的山间橘林里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梭罗入狱事件。
这个事件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不是一次单纯的公民抗税事件，而是一场无权势的个人借用税收向国家表达不服从的政治请愿行为。抗税之所以被拿来运用，不过是因为对一个底层百姓来说，税收几乎是唯一直接面对政府的机会。三年后梭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对公民政府的抵抗》，在梭罗死后出版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又被人冠以《论公民不服从》的标题发表。从此，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就与梭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人对正义有一种天然的维护义务。也就是说，当一种正义制度产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中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服从的义务。甚至当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款只是稍稍偏离了正义的标准，没有超出我们个人所能接受的基本限度时，我们也应当容忍，至少不宜运用非法的手段攻击它。人类社会的正义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虚拟一个理想的正义王国，然后强迫所有的人毁家纾难地去奔赴。其次，每个人的正义观是不同的，各方必须妥协才能达成一种接近正义的秩序。在一个由多数决定的民主社会里，政府必须尊重个人表达异议的权利，而个人也必须尊重多数裁决的程序和结果。也就是说，异议者必须要容忍对他们异议的异议，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
问题是当法律和制度不是稍稍偏离了正义的轨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个人的良知和道德律，我们是不是还有义务服从它？或者更严重地说，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完全背离了人类普遍认同的正义原则，甚至公然践踏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时，作为个人是不是仍然应当服从？如果不服从，又当采取什么方式？
对于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各种不正义法律，中国人的应对经验很丰富，但从大的方面归纳，不外乎两种：一是逆来顺受，二是暴力反抗。除了逆来顺受和以暴易暴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有，那就是由梭罗、甘地等人开创，由马丁路德金发扬光大的非暴力抵抗之路。非暴力抵抗既克服了逆来顺受派对罪恶的放任自流，又避免了暴力反抗带来的血腥后果；既具有逆来顺受者不针对对方肉体的理性特质，又吸取了暴力反抗者对罪恶的坚决打击态度。它的实质是通过自己的受苦来寻求对手的理解，而非复仇；通过自己的忍耐激发对手的同情，而不是施恩；它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非消灭和凌辱对手；一句话，它的本质是爱，而不是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