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刀靠一把刀过日子。他所做的活计和杀人越货无关,总还是土里的事情。麦子熟时帮人割麦,稻子黄了挥镰收稻,至于油菜、荞麦之类他的刀也不会放过,剩下的时间劈柴、砍草,地无一垄的老刀就是靠这些混口饭吃,不饥不饱地活着。

老刀的手艺好,刀功在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他所割的田亩,麦茬、稻茬一律齐齐整整的一般高,穗子一棵都不会留下,拾穗的人碰到他割的田地,算倒了八辈的血霉。刀功好之外,老刀干活舍得出力,摆出了架势,铆着劲干活,腰不直、头不抬,一口气向前猛冲,把一起干活的人甩得远远的。

雇老刀干活的大多是大户人家,成片的麦子要赶在晴好的天气抢割下来,稻子也是这样的。老刀的脾气好得像揉软了的面团,总是有雇必应,碰到好的东家,一天管上两顿饭,他美美地撑个半死,临了还会称上半口袋的粮食算作工钱。不仁义的东家也多,饭不管够,尽还是稀汤寡水的东西,不多的实物工钱还要一拖再拖,甚至要等到来年粮食登场时,老刀似乎对这些都不在乎,下到田里,所有的高兴劲、怨气头全使在了庄稼身上了,成片的麦子、稻子在他镰刀的挥舞里服服帖帖地倒下,远远看去,黑塔般的老刀,八面威风,低低高高的麦棵、稻子如同他的臣民,由他掌握着生死命脉。

老刀喜欢干田老七家的活,田老七生就的庄稼把式,十亩旱地、八亩水田,调理得讲讲究究,茬口安排得也好,地从不闲着,割了小麦点黄豆,收了黄豆栽山芋,水田一年两季,中、晚稻穗子密密麻麻地压弯了秸杆,一看就是好收成。老刀却从内心不喜欢田老七,田老七属于“抠着屁眼嗍指头”的人,抠得半死。雇老刀干活,饭仅是吃饱,菜也就一把园地里的蔬菜,少油缺盐的,荤腥是想也别想的。好在田老七和老刀一起干活,吃同样的饭菜,看着田老七拼死拼活地撵着,老刀的力气更足,心中有一股子恶意的快感。起先老刀喜欢干田老七地里的活,是看中了一地欢欢喜喜的庄稼,是庄稼牵动着老刀。后来发生了些变化,田老七的老婆因难产死了,不久续娶了个寡妇,新人叫小翠,朴朴实实的一个人,看着顺眼,小翠人好,对老刀亲和,每次老刀干活,小翠总要瞒着田七多下些米,让老刀吃得更饱,油盐也放得足些,尽管荤腥依然不见,多了点油水身上的劲明显多了起来。麦季结束,该结工钱了,田老七按往年的做法,称了半口袋麦子,让老刀拿上,老刀拎了口袋就走,半道上小翠撵了过来,足足添上两着锯,好半天,浅浅的一条口子,锯子竟钝了,又要“哧哧”地锉上一气,童木匠却行,他不紧不慢地对付着,好在时间不精贵,挨过一个日头又一个日头,活计慢慢做,鸡上穴时收工,天麻麻亮了再来,请童木匠干活的东家心里暗暗着急,插不上手,偶尔会帮着拉锯,但树实在滞涩,出力不出活,只好作罢。

童木匠被称之为童大是有讲究的,村里人大多把父亲叫“大”。木匠要伺候好,当“大”供着,于是童木匠喊着喊着就成了童大,童木匠似乎也愿意接受,童大代替了童木匠,就此传开了。实际上童木匠不难伺候,在当地口碑甚好,干活不躲奸把滑,尽管活计做得不漂亮,粪桶箍得不够圆,锅盖团得不够严,小板凳四脚不平,但落个态度好,挑出了众多的毛病,他会一一修补,真的补不了,他在结算工钱时,也会少要个块儿八角的,落个心安。对于干活时的一天三顿饭,也没见讲究过,煮甚吃甚,吃饱了就行,请干活的家客气,会特意做上一两个菜,他心里明白这是单为自己加的,反而一筷子也不伸,弄得东家难堪,再做下顿,仅仅多添个半升八角米。童木匠无话,东家问上一句,半天才会回答,往往是只听到一屋子的锯刨斧凿的声音,东家由之放松起来,就当请了个会动作的工具,不要陪,不多事,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门敞着由他,田里的活也不耽误。

小孩子们喜欢追着看童大做活,看他眯缝着眼吊线,从墨斗里抽出墨线,轻轻一弹,线直直地去了,之后用锯、用斧、用刨,木头变得听话起来,所谓“木直中线,圆于规”的道理,从那时就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童大喜欢孩子,没来由的,会变戏法般的利用边角料砍出一把手枪,凿出一个木偶,交给围观的孩子,引得一时间里打打闹闹的兴奋,之后听着“童大、童大”的欢叫,一脸子的笑容。

有些活儿童大是极讲究的,比如为娶新媳妇、结婚做家具。那时村子里家境好的没有几家,但娶新人,头顶锅盖卖也得添置几样过日子的家什,一口箱子、一方桌子,几把长凳是必不可少的,富裕的还会打上一架新床。对这样的“大”活,童大木匠会早早地介入,先是上春头就围着做活人家房前屋后转上几圈,把门前屋后的树瞄个一清二楚,哪棵树可打箱子,哪棵树能做床料,哪棵树做长凳合适,哪棵树正是为方桌长的,他指挥着一干人,一一地放了树,他亲自持着锯子,把枝枝丫丫剔除了,放在阴凉处,静静地晾干,一些树质有甜味的,还得放进塘里,沤上一月两月的,再捞上来,放在阳光下暴晒,他都交待得清清楚楚。秋风起时,童大拒绝了一些零碎的活,一心地为新婚夫妻做起家具来,桌子用香椿树做面子,四条腿自然用了榆树,香椿的木纹好看,不要油漆,透出亮亮的红色,榆树坚硬,落地平稳;箱子是由楝树盘成的,苦苦的树不生虫;长条凳就图个结实,他做得厚重,木质不讲究它;床讲究大了,不用苦树,还得结满果实,他大多会选棠梨和枣树,寓意着早得贵子,儿孙满堂。他会在箱子、床上细细地刻上一些花纹,花纹极笨拙,不好看,但东家也认了,图个喜庆。活计结束时,童木匠,往往会给东家一些惊喜,突然就东拼西凑的,弄出个床头柜、马桶之类的,这是在预定的活计之外的,东家不解,童大忙不迭地说:送手、送手,算作出个喜份子。到了大婚的日子,童大往往坐在主席,一场醉是少不了的。

童木匠最终还是死在手艺上。村子里一李姓人家,不知为何和童大结上怨恨,常和童大过不去,童大被李姓人家欺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按村里人的说法,童大就是李姓人家的下饭小菜。李姓人家日子过得滋润,儿子在外地工作,不大不小做了个干部,张狂劲儿一个村子都看在眼里,大多都让着他。恰好李姓人家要建新房,红砖、青瓦码了一地,椽条、梁子也是杉木的。做房子,木工是必不可少的,童大自然是被请的对象,架椽条、叉八子,童大尽管心里不情愿,但事情一上手还是尽心尽力的,他早忘了李姓人家对他所做的一切,心全放在了木头上。三间大瓦屋气气葫芦瓢。老刀为之愣了半天,心中一个劲地念着小翠的好。到了秋收,小翠去了街西头,站在老刀快倒架的屋子边,喊上了几声,老刀拿着镰刀跟了过来。田老七家的稻子比往年长得更实成,老刀一头扎进地里,饿虎扑食样猛割一气,只觉背后热热的,他知这是小翠的目光盯着的结果,略略地不自在一会儿,面对稻浪老刀很快就忘记了。



秋天事多,临到割田老七家最后一块地时,老刀的手被“麻公蛇”咬了一口,俗话说:水蛇咬个疱去家就要消,毒蛇咬个洞到家就要送(死)。“麻公蛇”是有名的毒蛇,痛得老刀龇牙咧嘴,吓得随田干活的田老七大呼小叫,还是小翠有主张,拿过老刀的镰刀,不管不问地切开了蛇咬的创口,俯下身子,对着老刀的手上的伤口猛地吸吮起来,又指挥田老七找来田边地角长着的半枝莲,细细地嚼烂,敷在伤口上。一番折腾,老刀蛇咬中的手红红的肿明显消了下去。老刀没听田老七和小翠的劝告,背转身子又干起活来,只是动作要迟缓得多。小翠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这声音弱而又弱,但老刀听到了,真真切切的,第一次心软软地抖动了起来。

老刀一人过日子,快三十的人了,一间草房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身边的宝贝活脱脱的就三样,一把锯镰刀、一把镰刀、一把斧子,锯镰刀用来割稻、割麦,镰刀用于砍草,斧子大多用于劈柴等零碎活儿。三把刀就放在他的破床边,有时放在枕边,陪着他度过一个个漆黑的夜晚。刀用长了,往往会玩出些花样来,割稻、割麦自不用说,老刀的花样在于抡圆了镰刀,百步之内命中所有的目标,起先练着玩儿消磨时间,到发现了身边奔过的兔子、野鸡等野物时,本能地抡了过去,又实实在在打中有收获时,老刀练得更勤了,一天不练心中似乎就少了一块不得安宁。

日脚赶着日脚,有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占领了土街,炮楼立在了村东头,和村西头老刀的住房不远不近地相对着。有些日子老刀心中乱糟糟的,晚间练刀的地点由野外,搬进了自己的破房里,呼喊声也低低地压着,准头也差了些。

又到了午季麦收季节,小翠挺着大肚子来找老刀,老刀自是二话没说,跟着小翠去了。那天老刀的心慌慌的,麦子割得七零八落,东丢一簇、西留一棵,引来了田老七狠狠的责骂,咬着牙要扣老刀的工钱。老刀强按着心慌,少有地直起腰,看着远处的炮楼发起呆来,气得田老七又是一顿劈头劈脑的数落。到了晌午真的出了大事,小翠在家被人糟蹋了,快临产的肚子被剖了个大口子,成形的孩子和一摊鲜血夹杂在了一起,小翠的双目圆睁,掰开她紧捏的双手,一颗日本军装的纽扣被深深地掐进了肉里。“日本人干的”,一口热血从老刀的口中喷出,田老七早昏了过去。

小翠惨死的那天夜晚,黑暗,四处浓密,见不到半点星光,土街的天空充斥着血腥味。到了半夜,炮楼四周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到了早晨才听说,三个站岗的日本鬼子被杀了,武器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一把锯镰刀、一把斧子,分别命中鬼子的脖子、太阳穴、后脑勺。

老刀从此没了音讯,只是在麦收、割稻时还有人时常提到他,说他姓黄,他的姓是黄帝封的。

木匠童大

方圆几十里内就一个木匠,手艺不咋的,却吃得开。一把斧子东砍砍、西砍砍,一年的吃食就不愁了,多少还有些节余,老婆孩子就比别的人家活得光鲜。乡里人对木匠另眼相看,少不了他,箍个粪桶,圆个锅盖,做个箱子,叉个凳子,甚至临了送终打口棺材,木匠的锯锯、刨刨、砍砍、凿凿,时而会在不大的村落里搞出些响动来。

如此木匠童大在村子里就是个人物了。说不上他的劲头,蔫蔫的,半天说不上几句话,人却长得精神,有一把子蛮力。乡村的木质大多是坚硬的,檀树、梨树、棠梨子、老榆,斧子砍去留下了白迹子,再用力,说不定斧子就卷口了,“呼呼”地拉派派地落成了,李姓人家却挑起了童大的毛病,非说童大叉的八子隼没对好、对实,童大一百个解释也不起作用,连说,工钱不要了。李姓人家不饶,工钱不要也不行,房子有个三长两短,必找他一家老小算账。童大没有办法,就在李姓人家大宴宾朋时,找了架梯子,爬上他尽心尽力叉的八子上反复检查,一脚踩空栽了下来,正正地落在了刀刃朝上的斧子上,鲜血溅淋,在猜拳、喝酒的喧闹中离开了人世。

童大的坟萋萋地长满了野草,待许多年后,村子整体拆除时,李姓人家的三间砖瓦房还好好地长在那里。童大家人为童大迁坟,李姓人家也在忙着拆除房子。村里人恋旧,旧家具不忍舍了,搬家时,还有人抬着家具,时不时念叨,这家具是童大做的。

童大手艺不精,做出的东西却实诚,可传代。

妖婆

妖婆活得年久,翻过年就到了九十岁。

妖婆是自己称之为妖的,说自己活得太长,长得都成了妖精。妖婆无儿无女,一个人看日升日落,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日子过得艰难,却结结实实的,没有将死的迹象。妖婆天天嘴里念念有词,细下心去听,大多和死有关,巴着早早死了,省得在世上受罪。然而一年年过去,妖婆仍活得好好的,佝着不算太弯的腰,移着裹缠过的小脚,围着破落不堪的房子转悠。

妖婆的家住在郢子的尽东头,郢子围着一口大塘散布开,她在上风上口的地方搭了间孤零零的房子,左邻右舍都离得远远开开的,房子的四周长满了高高大大树木,树木阴森,连带着一方土地阴沉而寂默,唯有成群的鸟飞飞落落,丢下一串串啼鸣声。晚间,孤兀零零的房子早早没了灯火,妖婆有时会发出长长的叹息来,搅动风吹树叶,发出口人的呼号,惊得熬夜的猫头鹰探着电棒样明亮的眼睛,急急地向天空飞去,又难舍地扎了回来,撞落一树树苦涩不堪的青果。

许多年我不知妖婆是怎么活的,粮食、柴禾、用水,她老迈的身子,都无法负担得起。我打听过多次,每次都没得出明确的结论。我只知妖婆在郢子里生活,从没饿过、冻过,就连破败的房子,也不曾漏过。郢子里的人对妖婆的生活轨迹大都三缄其口,似乎这人就不曾存在过,把她当作了塘东头一棵树了。不过也是,妖婆的家早被密密匝匝的树遮得严严实实,外来人如不刻意打探,绝不会知其间还藏着一户人家,活着一个人。但郢子里的人不保密的一件事,当然是关于妖婆的,就是妖婆家周边的树是妖婆一棵棵栽下的,大的要三个壮年汉子才能抱过来,小的也有钵口粗了,这些树任谁也动不得,在大炼钢铁那样激进的年代,郢子里的人也拼着命和妖婆一起将它们保护了下来。

妖婆对树有特别的感情,常能看到她的身影,在树棵间穿梭摸索,往往复复一待就大半天时间。树中有一棵特大,从根部一路向上,生满了铁色的荆棘,树的枝头挂满了刀状的果实,每有小风吹过,刀状的种子相互撞碰、摩擦,总要发生金属的声音,树叫皂角树,它是妖婆的命根子。



小时好奇,常三五成群找借口去妖婆家的周边疯玩,妖婆人和蔼,常变戏法样,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干果,塞在我们的手心,我们经不起诱惑,尽管家中大人一再叮嘱,不准吃妖婆的食物,不准拿妖婆的一草一木,还是塞进了好吃的嘴中,吃得满嘴喷香、鲜甜。妖婆的家实在寒酸,除了一口一人高的坛子,几乎什么也没有,坛子里幽幽的,我们拿着棍子去捅,听到的竟是米的拥挤声,一次次总是这样。我们把这事说给父母听,除了受到的训斥,得到的说法更是令我们惊叹,坛子是魔坛,里面的米永远吃不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只要妖婆活着,坛中的米就一天天生长,像田中的庄稼,一茬茬的。

妖婆还是死了,死在了她活在这世界上的第九十一个年头。妖婆死得平静,静静地躺在床上,穿戴整齐,衣服破烂,但也整得干干净净,双手拢在胸间,面容安安详详,一双小脚上鞋袜俱全,全身的衣着打扮倒像是去走远方的亲戚家。那口神秘的坛子,擦得光亮鉴人,对着它能照出人和动物各色表情,坛口大张着,半坛子米泛着饱满的光亮,米上卧着十来个鸡蛋,上写着郢子里一个个孩子的名字。妖婆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主事的人轻轻掰动,手竞软软地摊开了,一张写满娟秀小楷的字条,呈现在了郢子人的面前,字是繁写体,半天里才读通:“把我埋在皂角树下,我要去会他。鸡蛋给孩子们,别惊动我树林的鸟。多谢乡亲们……”正是春天,妖婆家的树吐叶、开花繁繁忙忙,一地的清香揉着人的眼睛,让多数人的眼红红的,不过压抑的哭声还是从一些年老人的胸腔中喷出。

妖婆的死终于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

妖婆在郢子里已生活近七十年了,来时还是个美丽端庄的少妇。她是和当兵的丈夫逃难而来的,丈夫因打小日本受伤,又在养伤时受到了日本鬼子的追杀,他们一路逃命在郢子里安下了身。郢子里的人把妖婆的丈夫当作英雄,实实在在地供奉了起来,他们有感于乡亲们的情义,准备就在这儿生儿育女,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下。战火没能让郢子平静的生活长久下去,日本鬼子一路杀来,郢子面临着生死存亡,妖婆的丈夫挺身而出,吸引着鬼子一路向不远处深山跑去,借着空档,郢子里的乡亲们四散而逃,避免了日本鬼子的屠村行动……而妖婆的丈夫,却让日本鬼子浇上了汽油活活烧死了,待乡亲们返回,妖婆的丈夫已成了烧焦的一团。此时,妖婆已有六个月身孕,连悲带急,早产下了不满月的死婴。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妖婆只能在乡亲们的劝慰下,栖下了身子,把郢子当作了永远的家。她执意把丈夫葬在自己的房后,在坟边种下了一棵多刺的皂角树。之后年年栽树,她怕丈夫孤单,也怕自己孤单,看着花开花落、叶生叶败,她的心才好受些。

妖婆让郢子的人沉落不下来,弱弱的身子,要死要活的命,走不了正步的小脚。为妖婆提着心的郢子人,突然齐心地做了决定,妖婆是郢子所有人的恩人,必须世世代代供养着她。于是不论张姓、李姓、王姓、孙姓,只要郢子的血脉还在流动,妖婆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妖婆是有文化的人,文能测字,却武不能种地打耙,必须实实在在养着。郢子人忠厚,轮流地排出班来,逢单、逢双,家家户户或送粮、或打柴送草、或担上几担水,自己再苦、再累、再难,就是不能委屈了妖婆。这样的做法,一传就是几十年,特别是运动年间,肯定要把秘密保守在最深处。国民党军官的老婆,来路不明的身份,沾上了就死定了。妖婆家周边的树越长越密,她坛中的米,即便在最困难的年代,吃了一把,却生生地长了一升,郢子人不亏待一个生性美丽、善意为先的女人。

妖婆葬在了皂角树下,坛子也砸碎了。房子长久没见维修倒了,而生长在妖婆家周边的林子,树竟长长地长着,成了景观。

妖婆不妖,妖也是逃之天天的夭,天得几近神秘,天得要记下她的美丽。

“戏子”三荣

三荣生下来似乎就是为了唱歌的。据说三荣出生时,和大多数出生的婴儿一样,恨恨地哭着嗓子,却又不一样地哭出了韵味,惊得接生婆大惊小怪,逢人便说:这孩子,哭得像唱歌一样。

三荣小时候吊在妈的奶头上无休无止,特别恋娘、恋奶,气得三荣的妈狠狠地时不时甩上几巴掌,三荣哇哇地哭过,依然恋着、拽着奶头,不依不饶。有一天,三荣将妈的奶头快吮出血了,痛得三荣妈大把地落泪,苦苦地数落起来,哭腔带着歌咏的味道,三荣竟放弃了吸吮,两眼滴溜溜地转动看着母亲,两只耳朵几乎竖了起来。

那些年作兴搞一些演出,常排些节目到田间地头表演,唱唱跳跳的十分热闹。宣传队到了三荣所在的生产队,节目正演到紧要处,《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一段,演李铁梅的演员突然“绞肠痧”病犯了,痛得满地打滚,眼见演不下去了。正在一边看演出的三荣,竟蹦蹦跳跳地凑了上去,将李铁梅一角接了下来,和李奶奶一起将“革命家史”唱得字正腔圆,赢得一片喝彩声。三荣此时也就是上小学四五年级的年龄,名字却大大地扬了出去。也就是这次演出,让三荣再也安分不下来了。公社区里县里调演,三荣都是必去的角色,唱的必然是李铁梅的唱段。

三荣就这般在奔奔波波的演出中长大了,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脸庞娟秀,双目流盼,玉树临风,怎么着也不像个农村姑娘。而她的落脚地还是在父母的三间土坯房里,和大荣、二荣一样捧着大碗,一早一晚喝着稀溜溜的清汤寡水,就着半饥半饱过日子。

三荣开始有了自己的爱情,她爱上了邻村一个叫玉的小伙子,玉也喜欢唱歌、演戏,将《红灯记》中的磨刀人演得生龙活现,俩人身心投入地爱着,同台演戏的时光是他们最幸福的日子,没人的时候,他们手尖相触,相互传达着暖意,人多时,彼此对唱,偶尔目光交织,也是情意绵绵。爱得深,却藏得紧紧的。

三荣的美丽和歌喉又赢得了新的爱慕,区委书记的儿子兵爱她发狂。天大的好事,让三荣的父母无法拒绝,何况兵的父母承诺,亲事成了,三荣可招进县文工团吃“皇粮”,演一辈子的戏。三荣起先拒绝,满心里都是玉的影子,而最终却是含着泪应允了下来。再次参加调演时,三荣约玉去了野外,三荣第一次抱紧了玉,在激情的溢动里,把自己的身子给了玉。事后又决绝地对玉说:一切都结束了。在玉的一头雾水里,三荣没进了黑夜里,再也没有回头,给玉留下了不尽痛苦和撕心裂肝的无措。



成了县文工团一员的三荣,似乎过得并不快乐,唯一能给自己安慰的是舞台,她尽情地发挥,有时将自己的嗓子唱哑、唱破,而正是这一切,又让她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和一片欢呼叫好声。

她在舞台上无顾忌地表演,常把目光向台下抛去,她在寻觅一束目光的缠绕,但久久没能找到。三荣开始失眠,兵仍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她、哄着她,想着法子做出令三荣高兴的事,而三荣除去演戏,似乎没有再让她快乐的日子。

兵没能伴着三荣走出长长的路来,好日子、好天光来时,兵得了绝症,临终前拉着三荣的手,目光不多见的期艾起来,他断断续续地对三荣说:好好演戏,你为戏活着,好好活下去。三荣猛地感到,兵是知玉的,只不过兵如铁打的人,严丝密缝地藏住了一切。

暮年的三荣迷恋上了网络,给自己起了个网名“戏子三荣”,她的好友不多,玉是其中之一,他们彼此聊得火热,几乎有种黄昏恋的感觉。

玉问:还演戏吗?三荣:不演了。

玉问:为什么?三荣答:累了!

玉说:我也演戏,用心演过。

三荣沉默。玉发了个流泪的表情。三荣匆匆地打了行字:演了一辈子戏,只有一个角色是真实的。荧屏上超乎寻常的安静,时光流逝的声音汩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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