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
本文摘自《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作者：冀朝铸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我吓了一跳，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坏。乔冠华又一次笑了，对我说：“小冀，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我住在乔冠华家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靠拢江青，从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斗争中得到支持。我吓了一跳，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坏。乔冠华又一次笑了，对我说：“小冀，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每次为毛主席翻译后，我都回到干校。那个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年，有关这次惨痛损失的原因才渐渐披露出来。原来那时江青一伙正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事阻挠这场运动。因此当地震局报告说唐山可能发生大地震时，所有警告大家做好准备的尝试都被阻止。地震在凌晨发生时，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全城很快成为一片废墟。从死亡的人数上看，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100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地震。然而，在唐山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震级和唐山一样，却没有人死亡，只有少数人受伤。因为当地政府不理睬上面关于继续批邓、不得终止的要求，通告全镇人民预防地震，采取了在户外过夜等防范措施。
北京也受到了这次可怕地震的影响，有不少人员伤亡。我那时恰好在北京，就安排向同带着两个孩子，还有我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飞到西安和亲戚住在一起，我继续留在北京。过了一段时间，余震不再发生后，我的家人就回到北京，我也回干校去了。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9月18日，隆重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和向同都参加了。追悼会事先安排得很好，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整齐地列队站在广场上。初秋的天气仍很热，街上有许多卖冰棍的小摊贩。追悼会结束后，我走回家。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
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写信给在北京的乔冠华的妻子章含之。在信中我非常直率，骂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
几乎在同时，在纽约我们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房间，没有人可以拥抱欢呼，就高兴得跳起来，使劲鼓掌。我感到极大的解脱，浑身说不出来的轻松。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立刻被召回国内。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觉得“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该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我回国之前，一个当时也在纽约使团的翻译处的同事要求和我谈谈。他问我对乔冠华部长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对他讲了。不久当我因偏袒乔冠华受到群众大会批判时，我在纽约告诉这位同事的话被当做证据证明我的“罪行”。过了些年，我和这位同事都当了大使，我们在国外遇见了。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道歉。我被感动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疯狂年代，不仅朋友，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以为这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们又成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时，在朝鲜时任志愿军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后来又担任国际司代理司长的毕季龙迎接我。他也对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并很同情乔冠华部长。当时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长刘振华指示，要准备领导国际司开展批判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都非常迷惑，“四人帮”不是已被打倒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邓小平？而且，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仍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