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身边人的描述

2012年8月20日原兵团54团第一任团长章某病逝于辽宁享年86岁。5师的上海知青陆建东给我介绍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是现居美国的原54团章团长的警卫员、北京知青俞晓阳写的读来令人感叹。这里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团长是一方的太上皇38万亩土地2.8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革命备战生产都是他一肩挑。他的军人风度很足处理事情自信心十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让大多数人害怕少数人又敬又怕。他精力十足。在团部人员修红光湖水库的时候我白天跟他一天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晚上他还要从工地带回干部进办公室谈工作。通常我要到管理排打好开水准备好麻花或面包一类的夜宵然后就回去睡觉了不知道他们熬到多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对一号(首长)的感觉只能用“敬畏”二字形容。

突然有一天兵团颜副司令员驾临54团召集全体现役干部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我们连送水的任务都给免了。晚上警通排通知我到小招待所陪颜副司令休息无非是帮他收拾床铺打点水洗脸洗脚。他临睡前还和我聊了天。当警卫员的第一素质是嘴要严我没敢造次乱打听。颜副司令员问了问我对团长的看法我实话实说不过是诸如能干、刻苦但有时有点“粗暴”之类的话。他没说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对首长要正确对待首长有优点也有错误等等。

不久参谋长向警通排传达团长犯了奸污女知青的错误已被撤职关进小号(看守所)。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连续几天头脑里一点思绪都理不出来。

第一冲击波带来的震荡平息了之后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那就是自发地去回忆团长的生活细节还有就是我这个警卫员该对他的行为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想起来他文件柜里时常有知名与不知名的中药如鹿茸之类我醒悟到了它们的真正用途。有一次他偷偷溜进卫生队女宿舍我以为他是想来个微服私访。有一天他把手伸进女知青的棉衣问人家衣服够不够厚当时我还为他体贴入微地关心知青而感动。他请知青女排长或女副指导员去夜谈我背着枪跟着以为他是在做调查研究现在我都明白了。

几天后我们警卫班受命解押团长去师部听说由师部还要派专人押他去军事法庭。那天我穿着一件皮大衣腿上横放着冲锋枪对面是昔日神采奕奕的首长今日手上带铐的罪犯。他的领章帽徽已被除掉眼光一直在回避我双手围住一个红红的烟头不时拿出来抽一口来抵御寒冷和恐惧……

他离开几年后我当了兵驻防地正是他的老家辽宁瓦房店。有一天我在县城的大街上意外地遇到了他于是我探望了他的家。在和他夫人的谈话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失落知道了这个家是如何凄切地熬过了男主人服刑的那三年时间。这会儿他在县城的一个工厂上班当工具保管员。失去了领章帽徽的他面对着身穿军装的我叹了口气说小俞啊我对不起你们!他什么都变了唯一没变的是抽烟的那股狠劲。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其实他很幸运。他和48团的邵团长都是在1970年被查处的。两年之后兵团又查处了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那两个人在案发后接受监督改造期间赶上了1973年的全国清查迫害知青的形势在同样的罪过下他们被执行了死刑。

旁观者的眼光

知青作为兵团反腐的旁观者这些问题是怎样呈现的呢?

从下面节选的陈述可以看出他们只能谈论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却无法对全局的情况做出判断。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这种问题在兵团无处不在。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值得当年的兵团反腐者们反思呢?

68团的上海女知青史倍放说“我们团也发生过女知青受迫害的事。有个女孩子和一个老职工司务长一起出去办事路上被司务长强奸了因为她反抗头都被踢肿了。司务长走后她在半昏迷状态下取出自己的红围巾挥动被路过的车辆发现。事后那个司务长受到严厉制裁。”

4团的天津知青扈其泽说“我们的第一任连长姓赵是个留大胡子的‘66.3’转业兵少数民族他对有姿色的女人都不肯放过特点是‘5分钟完事儿’。这家伙先后搞了5个女知青外带3个职工家属。事情败露后团里开会批他他抽着烟一言不发。审查期间团里撤了他的职让他赶马车把受害的女知青都调走了。审查结束后他被判刑劳改。此人现在已经死了。”

52团的北京女知青陈文慧说“有个姓张的北京男知青是卫生员晚上见政委在自己屋子里和女孩子聊起来没完就直通通地来了一句政委你让她们走吧我要睡觉了。结果他转天就干不成卫生员了。当时只要不下大田都是好活儿小张就因为一句话不会说把好活儿丢了。”

24团的佳木斯知青赵立民当年在团组织股参与过几起“迫害知青”案件的处理。

“我处理过29连副连长和一个天津女知青的事。这个副连长是山东人是有家属的老职工。那个天津女知青在下地搞统计时两人就搞上了。24连的余连长是从山东支边来的他在和一个哈尔滨女知青苟且时因为不能勃起那女的还骂他没用。调查他的时候我们让他留在团部不许回家派警通排的两个战士看着刚和他一讲政策他就全招了然后我们又去和那个女知青谈。材料整理出来后我向团政委做了汇报政委的脸很阴沉听完后嘱咐我以后写这种材料时不要交代具体情节像黄色小说似的太难看!

“经我调查的所有迫害女知青事件原因都是双方面的没有女方被男方强奸的情况但处理时收拾的都是男方。对这种事要历史地看、人性地看。历史地看就是说女知青年轻远离父母缺少社会经验通常又是男方的下级属于弱势一方男方对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当时对这种现象不加制止也确实不行。人性地看就是说这种事是两厢情愿的个人行为视为罪行并且都怪一方是不合适的。1968、1969、1970年这三年很少有这种事为什么到1970年以后就多起来了呢?因为知青成熟了高中生都二十三四岁了到了有性要求的时候了。在这时教育知青们如何处理男女关系就成了一项需要重视的工作。但那时谁敢公开谈感情和性生理啊?我们团3连在厕所

相关推荐 RECOMM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