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国民党前新闻局长董显光《蒋总统传》中，第三十三章写《东北与华北的崩溃》，最后有这么几段，写1948年：
由于军事与经济相继惨败后，全国人民多感灰心，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共匪的意志。
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此一宣言从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质上的援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之失败主义者。它又可作为对共匪之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之共匪，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之危险。一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烈之境，只能寄托于一种希望。这样一种的美国宣言，如能发布于这个时日，定然给予中国人民一种振奋的希望。
于是蒋总统在11月9日致书于杜鲁门总统，内称：
“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此一请求给杜鲁门总统拒绝了。他在11月12日所发出的复书，只举述美国业已给予中国的援助，并表示一些不着边际的同情。此一复书对于此时的中国正如冷水浇背。
对美国的书面请求既已失败，南京方面仍考虑如以中国一位要人亲访美国总统，是否更能发生效力。
一时颇有主张由张群负此任务者。其后，素为美国人尊重之蒋夫人愿将中国实情向华盛顿陈述。11月22日，她将中国危机向美国人民广播。24日，她又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通长途电话，表示她愿意来华盛顿之意。马歇尔请她以其私人的上宾即来美国，并派一美国海军专机供她乘坐。蒋夫人遂于11月28日由上海起飞。
在华盛顿，蒋夫人所遭遇的官方态度多甚冷淡。关于中国问题的失败主义已笼罩了华盛顿。报界中的反蒋派向来不承认共匪控制中国后有何危险者，此时更热烈讨论胜利的毛泽东将会成为中国的铁托，美国尽可与彼安全交往通商。甚至长久赞助中国政府之人也不免怀疑，美国既已负担了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否尚能涉入亚洲的旋涡。
正在这样失意的气氛中，蒋夫人先后向马歇尔与杜鲁门提出一个请求美国援助的计划。她对他们说，此一计划可使中国政府遏止共匪再进一步。此计划包括有：(一)美国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军援与经援中国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
这些请求，按照美国后来在远东所受的惨祸而观察之，现在已不能算是不合理了；但在那时候却为报纸与广播批评家冷淡而不关心的态度所对付。蒋夫人留居美国约一年，无时不盼望美国远东政策之重行调整，但终未实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初，她在返国之前夕，对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最动人的广播致辞。她的使命失败了，但她返国以后，仍受美国人民的尊重，认为是当代大人物之一。
董显光上面这些话，当然是语焉不详的，但这位蒋家的内侍近臣，还是不经意间，透露出蒋介石兵败山倒前的丑态——一相情愿倒向洋大人的丑态。其中所谓“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照当地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诠释，实际根本是“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打自己同胞！《顾维钧回忆录》有看法如下。他说蒋介石：
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如果反应不利，他肯定就会引退。
委员长作为最后一着拿出的，是11月初向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他向来反对可以被解释为让外国人干涉的任何做法，因为他说中国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所以，如果不是局势危急到如此地步，他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最后的一着，甚至连蒋夫人访美，也可以理解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做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他必定是说，他的最后决定，将取决于蒋夫人访美的结果。如果华盛顿支持他，答应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派遣军事代表团，他就干下去。然而访美之行失败了，而且从我们待在华盛顿的人看来，显然谁也不能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心下野了。
表面看来，照董显光说来，宋美龄去美国是单纯的。但究其内幕，却大有文章。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以温柔敦厚之笔，保存了一些当时的秘辛。顾维钧说：
蒋荫恩带来了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道。内容离奇古怪，我不大相信，不过还是记下了，因为蒋荫恩和白宫的记者与白宫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人士很接近。他通常每天到记者室去几次听闲谈。报告反映了他们讲的话。其中之一说，蒋夫人来美其实是个人原因，敦促美援的使命只是借口。这些原因是：第一，与委员长发生口角，委员长从沈阳回到南京，为时局担忧，把美国的态度归咎于宋氏家庭；第二，避免被共产党俘虏的危险，和为她个人的安全；第三，孔家和她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曾大做股票投机买卖，指望在共和党获胜后哄抬价格，结果大赔，他们来美是为了收拾财务上的烂摊子。我对蒋荫恩说，这些报道离奇古怪，不可靠。
虽然顾维钧说他“不大相信”，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查出一些绝对可靠的“离奇古怪”。试看他提到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来电话：
他告诉我，蒋夫人不顾王世杰和委员长的劝阻，决定访美。接着，他传达了业经委员会同意的王世杰的下述口头指示：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
事实上，宋美龄在美国的动作，长达一年多，并且一下飞机即被“孔家的人”抢了风头，从种种方面看，她去美国，绝不止于“哭秦庭”式的求援洋大人，上面所说“白宫与国务院人士盛传的报道”，并非无中生有。
从政府对驻美大使的态度上看，从宋美龄对顾维均的态度上看，我们又可看到“离奇古怪”的现代史。顾维钧回忆：
从叶公超那天的电话里，我第一次听到蒋夫人即将来美的消息。但同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蒋夫人计划访美。记者问他，蒋夫人是否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他说他的声明只限于他已经宣布的内容。他显然是不愿回答，只是补充说，他对蒋夫人的访问计划和细节，一无所知。
中国“第一夫人”到美国访问，中国驻美大使却在美国官方发言人宣布的当天上午才被告知、才能得知，这叫什么体制！
非但大使靠边站，事实上，连外交部长也被撇在一旁。顾维钧回忆：
蒋夫人访问华盛顿的幕后原因是什么？当时情况这样不妙，而且经过我在华盛顿的联系、会谈与试探以及在巴黎与南京的会谈，我国政府对美国的观点已十分清楚，蒋夫人为何在此最后时刻前来访美？从官方的内部情报里，我找不出明确的答案。这次访问并未就其原委或理由与大使馆商议。据我所知，这件事也未与外交部长商议或征得他的同意。他只是被告知要派这样一个使节。
在正常情况下，派遣这样一个使节，需要进行充分的商讨，以考虑其得失利弊以及成功的可能或程度。但事实上，我只是在美国国务院宣布蒋夫人计划访美之前几个小时，而且只是在她1948年12月1日到达之前四天，才得知这次访问的。我没有机会就这次访问是否适时或适当向我国政府表示我的意见。我只能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当她到达时在机场向她致意，并且只要有成功的可能，就尽力使她的访问获得成功。
宋美龄抵美后，顾维钧说他作为驻美大使职员，自应请见。但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我们却一再看到这些文字：
一、“次日，我返回华盛顿。我打电话给游建文，要求蒋夫人指定我会见她的日期。但一整天也未获回音。”
2
二、“那天早晨我曾再次约见蒋夫人，但游建文的答复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一旦夫人确定时间，他便通知我。”
三、“自从在利斯堡我初次见她时要求指定会见日期，以后数日内又一再请求，她却始终未予约见。”
四、“12月5日星期日早晨，我再次打电话给在南京的叶公超，告诉他自从星期三至今我没见过蒋夫人。”
最后，在顾维钧提出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记录后，有了转机：
次日，我把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谈的记录，及11月24日在白宫我和他讨论援华时，交给他的备忘录的抄本，给蒋夫人送去，同时附有致游建文的信，说明我由于刚刚得知蒋夫人离开南京时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把文件送去。我又写道：
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
我估计她收到这封信后，将不得不找我谈话。同时按照游建文的要求，我送去了一份对报界声明的草稿。
我记载的各次声明，多少是个人性质的，但我把它们列入文件之内送去，以说明我的态度。首先，我认为把情况完全介绍给第一夫人，并向她提出有关这次重要访问的适当建议和忠告，使她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虽然我觉得我的处境有些出乎意外而且很不正常，但我终于能够把我认为蒋夫人在和美国总统会谈中国局势之前所值得了解的，甚至是必须知道的情况告诉她，这使我很高兴。其次，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可能也一样)，一般印象总是说外交使团并非总是警觉尽职的。假如一个特别使团未能完成任务，则这种批评更为突出。这是把责任推卸给常驻国外使团的惯用方法。
不出所料，蒋夫人接到我的信后，就通知我去见她。第二天12月10日，她的秘书中午给我打电话，要我下午2点去见她，而这时只剩四十五分钟了。来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于是我没吃午饭便去利斯堡，两点到达，她仍在吃午饭。我等了约十分钟。先出来的是游建文，然后是她。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我称赞她驾临星期三美国援华联合总会举办的义卖和她的简短讲话。我说，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那些美国妇女将函告美国援华联合总会的全国一百多个地方委员会。她听了似乎高兴，并说，她只是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而已。
顾维钧又写道：
我说，我送上会谈记录和备忘录，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她。我解释说，我和总统谈话时，他正打算把中国问题提交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决定。但后来我获悉那次会议没有做出决定。我得到的消息是马歇尔说话最多，而且显然对内阁很有影响。我还告诉她，我曾把我国急需军用品的清单先后送交马歇尔和杜鲁门。会议之后，杜鲁门立即将清单提交国防部门处理。我告诉她，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我的含意是明确的，但蒋夫人显然不愿讨论这一点，因此，我就采取略微不同的方式继续讲下去。我说，杜鲁门固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即使他的决定和国务院的意见相反，他也可自行决定，但他过于钦佩马歇尔而不愿这样干。但我指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在决定撤退美国驻青岛的海军方面，他确实是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向她讲了总统不受国务院支配的一些事例。尽管如此，我告诉她，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问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道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黻与马歇尔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11月9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驻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亚尔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七日)，我问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做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我说，这是为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但我认为她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她说，当她看到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与献身时，她感到承担这个工作是她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我说，为取得外援而做出的一切进一步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我们虽都为同一目的而努力，但没有人比她更能胜任。
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她微微一笑，好像是我猜透了她的心思。我起身告辞。她也站了起来，然后以严厉的声调说，她要对我说一件事。她问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
黄仁泉是何方神圣？据顾维钧回忆，此人“曾挂名为大使馆随员，但从未到过大使馆。他只是为孔祥熙和孔家的人奔走办事。我想蒋夫人来后，他也为她办事。但王世杰是个纪律严明的人。这就是说，多年来，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当他持不同意见时，不论外交部长是谁，他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外交部提出批评。王在总统府中任委员长的机要秘书，又长期居政府高位，他完全能这样做，所以他自己当了外交部长，他把他认为该办的事以及过去他曾规劝历任外交部长办的事，都要予以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当发现黄仁泉一直没有为大使馆办事后，便下令停发他的薪金。我并不反对黄的职务，因为在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类事情无关紧要。如认为他对政府某些要人有用，为国家着想，为什么要予以反对呢？但王世杰领导下的外交部很认真，而且我想会计部门的主管是王世杰的自己人”，因此，阴错阳差，黄仁泉这领干薪的黑官便被揪出来了。但是，顾维钧是大使馆的头头，他就成为被怪的对象。
我把这类事情通常做法告诉了蒋夫人，我解释说，黄仁泉已调到外交部，但到10月份才离开大使馆。我曾建议外交部继续支付他的以及同样情况的某些人的薪金，而且直到4月份都照付了。但4月间外交部来电询问他何时回国，并称他的薪金将于4月30日停发。其后，他虽然于10月份美国前参议员克拉克赴华时同行回国，可是实际上他的名字仍列于大使馆名册。蒋夫人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并需要他在美国替她办事，她就不让撤销他的职务。我说，如果她需要他帮忙，就不会撤销他的职务。听了这话，她先走出客厅(这是她的习惯)，并在上楼时说再见。
宋美龄的蛮横无理、不守体制、以公帑用私人，种种恶行，在顾维钧的笔下，都无所遁形了。
顾维钧又在日记里写道：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可以说，这是不得不走形式的。
顾维钧回忆说：“驻加拿大大使馆刘锴见告：‘他曾去利斯堡对蒋夫人做了短暂的拜访。当他问她准备在马歇尔夫人那里逗留多久时，他发现她很不高兴。她回答道，马歇尔夫人要求她继续逗留。他还问她，美国政府对我们采取有利行动的前景如何。她的答复给他的印象是，马歇尔可能会有所作为。刘锴说，使她惊异的是，她似乎对美国政府的观点以及有关中国局势的普遍气氛毫不了解。他的印象是她把自己局限于她的亲戚的小圈子里，只和他们讨论并决定她的行动。美国人的看法是，她的访美是不成功的。’”
宋美龄最后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说了重话以后才离开华盛顿的。顾维钧回忆：
12月30日蒋荫恩报告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被问到蒋夫人的活动情况。蒋荫恩说，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但直到1950年1月10日她才离美回国。
这个素耍大牌的“贵妇”，最后在比她更大牌的洋大人的冷言冷语下，丢人现眼了。感谢顾维钧，由于他的细腻，竟为我们留下这么多的洋相画面。宋美龄是什么东西，由此画面，我们真领教了。
1
查看更多上下5000年里的成语故事相关内容,请点击: 上下5000年里的成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