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居住的十一天里,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26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钱嗣杰在滴水洞,发觉毛泽东与以往很不一样。他始终寡言少语,神情凝重,沉思默想,也不与工作人员交谈。回到家乡,主席不开心么?毛泽东的举措对当时的钱嗣杰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见毛泽东不太爱动,也就很少拿相机为他拍照,至今在钱嗣杰拍摄的影册里,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的照片并不多。

毛泽东在滴水洞的日子哪儿也没有去,什么人也没有见,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在室内伏案工作,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吸烟思考问题。直到下午四点左右,他才从楼里出来,走到韶山水库大坝边,站在那里远眺。

毛泽东与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1959年他第一次回韶山时,就在韶山水库畅游了七十分钟。一晃,时过七年,毛泽东又想在韶山水库里游一游。张耀祠颇感为难,那几日气温并不太高,他生怕主席下水后感冒。张耀祠带着钱嗣杰等人多次去水库视察,寻找可以下水的时机。好在老天帮忙,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大家最终决定主席6月21日下午游泳。

那天晴空万里,烈日当空。上午,工作人员早早地在水库大坝上搭了两个临时更衣棚,还支了一个水扶梯。省委警卫处组织了十多人的游泳队,负责保护毛主席在水里的安全。他们知道今天要陪同领袖在这里游泳,一个个都显得精神抖擞,情绪十分高昂。

下午两点左右,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及几名水手的陪同下,来到了波光粼粼的韶山水库。他走进更衣棚,脱去睡衣,穿上一条洁白的游泳裤。护士递给他一小杯茅台酒,毛泽东一饮而尽。而后,他点燃一支中华牌香烟,边吸边走出更衣棚。下水后,他把头抬得高高的,香烟上一滴水珠也没有。他就这样在水中吸着烟仰泳游动,十分惬意。一直游到水库中央,那支烟正好吸完。接着,毛泽东表演了“睡觉”、“坐凳子”、“立正”、“稍息”等动作。他幽默地打趣:“我休息了。”随后,就见他四肢伸直,一动不动,仰卧在水面上。

钱嗣杰坐在椭圆形的橡皮船上,一边感受主席的快乐,一边按动快门拍摄,为毛泽东留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

游泳队的警卫战士与毛泽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大家不时模仿着毛主席做着各种动作,这些年轻人,还真不如毛泽东游得那么自如,特别是睡在水面上的动作,他们几乎都做不来。等毛泽东游到大坝边时,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大家希望他上岸休息,而他还毫无倦意,兴致正浓。毛泽东看见有几个人到溢洪道的水里练习游泳动作,便也跟着他们到溢洪道里练侧泳,就这么游了又近四十分钟。陪同人员送上香皂,毛泽东把全身擦得都是泡沫,一头钻下水洗了个干干净净,这才上了大坝,换好衣服坐在水库边的藤椅上休息。钱嗣杰看见毛泽东刚洗过澡,头发都支棱着,样子很随意放松,赶紧按动起镜头。

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考虑,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此次在韶山水库游泳与1959年相比,要清静许多。那回山上山下人山人海,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1966年6月的水库警卫森严,陪同他的只有寥寥几个随员和水手,气氛很是冷清。

6月28日九时许,汽车的马达鸣响。毛泽东离开了滴水洞宾馆,和悄然而来一样,他同样是悄然而去。

毛泽东就这么轻轻地离开了故乡韶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尽管他那么思恋故土,晚年还多次提出重回韶山的愿望。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的告别,却成了与故土的永诀。韶山给他留下了几多思念、几多遐想。

由于当时滴水洞之行属于绝对保密,钱嗣杰所拍摄的那批照片属于秘资,直到近几年才陆续曝光。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的愿望。一首名为《有所思》的七律透露了他的暮年壮志,一封写给江青的长信照见了他备受折磨的矛盾心灵。

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30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6月16日到7月1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讲话》的要求。毛泽东在信中表示:“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此时,毛泽东要领导这场“革命”的决心已下。他的注意力已从1962年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转移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方针、指导思想上。当时,他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会拖延太久,曾经表示:“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但他没有想到,这场革命会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持续时间长达十年。

面对卷席之势的“文化大革命”向全国推进,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此重要时刻,依然没有忘记以诗言志。1966年6月,他写下了一首别样的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写的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境况。“青松怒向苍天发”,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斗志,而“修正主义者”则是“败叶纷随碧水驰”。全诗体现了毛泽东终生信奉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诗作写完不久,毛泽东又于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下一封长信。信写毕,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

那时毛泽东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依赖。每天的文件、材料和报纸中,都有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言辞,毛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抱着疑惑自问:“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他在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期间就如何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全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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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注:魏:魏文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注: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6月1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做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指的是林彪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自然是林彪。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做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完全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

毛泽东的斗争意识和挑战性格使他在战争中如鱼得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制定的战略战术及其取得的辉煌成果举世公认。他强烈的斗争意识、鲜明的挑战性格以及造反情结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因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并未在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注入了偏离国情、党情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内心意识和价值理念的严重偏差和失误。

毛泽东在长江中时而“中流击水”,时而“极目楚天”。畅游时,他似乎找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境。“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与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他意志和性格的流露。毛泽东一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在湖南,他游过湘江;在广州,他游过珠江;在广西南宁,他游过邕江;在浙江杭州,他游过钱塘江;在江西南昌,他游过赣江;在湖北武汉,他游过长江。在没有大江大河可游的时候,他就游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还有武汉的东湖。他一向认为“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抵达武汉后,不时在东湖游一会儿泳,但还没想到去长江里再次畅游。1966年7月16日,检阅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之际,毛泽东圆了自己在长江畅游的心愿。

那天早上八时二十分,湖北省公安总队快艇大队接到命令,迅速做好出航准备,有重要首长要坐船。由于任务紧急,队领导决定用W506艇,这是当时船队最好的船,船队还选调了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人们很快就知道,今天来坐船的是毛泽东主席,他要检阅游泳比赛大军。这可是船队发展建设史上的最高荣誉,大家听后一片欢腾。

没有多长时间,几辆小轿车就停在汽艇前的码头上。毛泽东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汽艇上全队几十名官兵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当时的毛泽东的确如同随后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毛泽东不用人搀扶,健步登上汽艇舷梯,在紧挨驾驶舱的休息室坐下。

快艇迅速离开码头,向下游驶去。九时整,武昌桥头打出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武汉市第十一届游泳比赛大军下水了。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出,站在驾驶台前面,高兴地观看游泳大军在江中前进的场面。横渡长江的群众有五千多人,阵势很是壮观。

毛泽东乘坐的快艇逆流而上,游泳队伍顺流而下,当快艇慢慢地与游泳健儿接近时,一个小学生认出了主席,激动得大声欢呼起来:“是毛主席,是毛主席!”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岸上、桥上、江上的欢呼声连成一片,久久回荡在长江两岸。

现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在木船上保护主席游泳的工作人员由于用力跳跃使小船大幅度摇晃,不少人都跌入了江中。

毛泽东站在快艇左舷向游泳健儿招手致意。钱嗣杰趴在船头,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他立即定格了这一瞬间。这幅照片,至今看起来仍旧令人动容。

汽艇与游泳队伍反向而行,渐渐相距越来越远,汽艇上全体官兵本以为即将胜利完成任务,不料再次接到上级命令:把船开到江中去,主席要畅游长江!

汽艇立即重新起航向上游开去。当快艇航行到汉江口与武昌大堤口相对的江面,已经做好游泳准备的毛泽东从快艇的休息室向左舷后甲板走去。他来到扶梯前,脸朝快艇背朝江面,一步步攀着扶梯下江。当江水没到胸前时,他先在水里湿了一下,而后站起来,伸开双臂,一纵,扎入了波涛滚滚的大江。

驾驶员下意识看了一下驾驶舱的钟表,时针刚好指向十一时。急流险浪中,只见毛泽东拨开层层浪花,时而侧泳,时而仰游……全体官兵看着湍湍急流中主席优美的泳姿,都不禁为这位拥有健康体魄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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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嗣杰起初坐在后面一艘小木船上一直跟着主席拍照。可是,一些会水的工作人员听到毛泽东在江中高喊邀请大家一同下水畅游时,都纷纷跳了下去。钱嗣杰心中痒痒,见到同志们都已随主席下江,他也放下相机,一头跳进水里游了起来,与大家一起围绕着主席,形成一个保护网。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工作,游一会儿又爬上船再拍摄照片。许多人在水中都想模仿毛泽东的漂浮技术,可是很难把握,容易歪过去,沉入水里。毛泽东自在地游着,脸上不禁浮现出得意的神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长达一小时零五分,游程三十华里。游罢上船,钱嗣杰和同志们都或重或轻地有些肌肉酸痛之感。而毛泽东看上去并无丝毫倦意,他到休息室穿上睡衣后,径自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聊天攀谈。

钱嗣杰回到宾馆,立即向上级汇报今天的行动。吴冷西得知毛泽东畅游长江,马上指示钱嗣杰尽快将底片送回北京。

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和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同时刊发的就有钱嗣杰拍摄的那张毛泽东在江上挥手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对记者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

毛泽东畅游长江,成了一次世界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在关于游泳的畅想中,在同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对话和斗争中,他常常富有个性地、文人式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传达自己的思想。

自此,“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回到已经离别半年多的北京。他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后不久,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

离开武汉长江边的毛泽东,两天后,即7月18日抵达北京。这是他在外八个多月后再返北京。这一次,他没有回到居住了十多年的丰泽园,而是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一幢平房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到了去世。难道他真的那样喜欢游泳吗?或许不是。丰泽园正在装修,装修好后,毛泽东却不想再住,他对一个地方只要住习惯了就不想动,这是他的特点。总之,从此毛泽东在游泳池下榻,他身体衰颓不能游泳后,游泳池上铺上了木板,成了一个大厅。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被林彪顶替,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王光美回忆,会上,毛泽东指出,刘少奇的问题“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毛责问刘为什么害怕群众时,刘插话打断:“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批评刘在北京专政,刘反驳道:“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刘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至此,毛、刘关系彻底崩溃。

随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报纸上尽是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8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贴出一张写着醒目黑字的红纸,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看署名,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它的作者竟然是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二百多字,却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观点。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已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同时附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传达,而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呢?大家对这张大字报窃窃私语。当时,在更多的人印象里,党中央是团结的,现在忽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中央领导有了分歧,人们一时都接受不了。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党内解决,而是抖搂到外面呢?

那些日子,毛泽东住在游泳池异常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就是找人谈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虽然都不知道毛主席为何如此紧张,却预感到了一些大事即将发生。果然,在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的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界群众走上北京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了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着毛泽东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那时府右街人山人海,声浪此起彼伏。中南海里,都能听见墙外的革命口号。声讨批判的呼声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8月10日晚上,中南海西门忽然声浪震天,仿佛爆炸一般,持续良久。原来,毛泽东晚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经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前。他发现西门外人声嘈杂,就向西走去,想看个究竟。毛泽东刚走到中南海西门,恰逢一队报喜的队伍,大家意外地看见了领袖,立即拥了上来,将大门附近围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一时间无法回去,跟在他身边的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他们面对这个突发事件,一下子非常焦急,吓得满头是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即使没有坏人,这样的拥挤也很可能惹出大祸。毛泽东在外面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这时警卫中队的几十名官兵接到命令,快步跑到中南海西门。大家排成人字形墙,插进人群,一个紧跟一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主席跟前。而此时,毛泽东与群众握着手,交谈正欢。他望着赶来救急的官兵,却不肯离开。大家见状,只得想了一个办法,退而求其次,扶毛主席登上报喜的高台,与群众面对面。

毛泽东登上高台,非常动容。他向群众大声高呼:“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面正在拥挤着没有看清领袖的人们,忽地发现“从天而降”的毛主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短暂沉寂后,顿时掌声雷动,欢呼不尽。此时,后续部队已经赶来,在军队保护下,毛泽东总算退回了中南海。

这次突发事件之后,现场被挤掉的鞋子、书包等物品足有好几箩筐。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文章。这次突发事件,其实是后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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