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他说,越南人赶走美国兵之后,开始变得趾高气扬。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当196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他们对越南人的抱怨有深切感受:胡志明说,中国军队的傲慢表现就像历史上经常入侵越南的中国军队一样。

1957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苏联和越南正加紧合作,扩张它们在东南亚的势力,这让邓小平感觉到日益增长的威胁。越南允许苏联使用美国在岘港和金兰湾建造并留下来的现代化军港,这将使苏联军舰能够自由出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越南还建造导弹基地,装备了瞄准中国的苏制导弹。苏联则向基地运送人员和电子设备,为其提供技术支持。苏联沿中国北部边境驻有重兵,还预谋入侵阿富汗,而中国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苏联合作,这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同时,越南已经控制了老挝,并且正在策划入侵中国的盟友柬埔寨。邓小平,像下中国围棋的棋手一样,认为这些国际变化等于是在不同地点布下棋子,欲将对手围而歼之。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

在所有这些是动态的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假如中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苏联的包围。他说,越南人赶走美国兵之后,开始变得趾高气扬。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来说,邓小平都有被越南出卖的感觉,因为中国曾为越南反抗美国做出了巨大牺牲,而50年带来他跟越南人也有着深厚的个人交往。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与越南人一起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和胡志明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都在法国,他们两人当时是否见过面,已经无从考证,但邓小平1930年代末确实在延安见过胡志明。周恩来则在法国时就认识胡志明,1920年代中期他们还是黄埔军校的同事。邓小平在1920年代末被派往广西时,曾数次取道越南,写到过越共地下党的协助。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邓小平和越南共产党人曾是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战友,1954年以后他们却又成了致力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

邓小平的前部下韦国清将军也与越南渊源很深。韦国清曾在广西省和淮海战役中供职于邓小平手下。他是广西壮族人,邓小平1929年在他的家乡建立过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后来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1954年越南跟法国人打仗时缺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中国派去的韦国清将军在指挥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越南人打算撤退,但韦国清拒绝撤退。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中国飞行员执行的。

邓小平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于数百年来中国的入侵和占领,越南爱国者吧中国视为大敌。他很清楚,越南想从中国和苏联双方都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当时两国都极力想将越南向自己拉近。他还明白,尽管中国认为韦国清将军和中国志愿部队对奠边府大捷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越南人仍然对中国感到失望,因为当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和会上为统一国家而努力时,中国没有为他们提供支持。邓小平十分清楚,胡志明在1965年写下的遗嘱中说,越南要成为主宰印度支那的强国,而中国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还知道,中国从1972年开始牺牲中越友谊跟美国改善关系,这也让越南人心中不快。

但是,中国一向十分慷慨地帮助北约对抗美国。当越共总书记黎笋(LeDuan)在1956年4月18日至23日访问北京,为了对付美国对北越不断升级的空中打击寻求帮助时,刘少奇主席对黎笋说,无论越南需要什么,中国都会尽力提供。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去机场迎接黎笋,陪同刘少奇与他会谈,又去机场为他送行。此后,中国在国务院下面设了一个协调援助北越的小组,其成员来自政府的21个分支机构,包括军事、运输、建设和后勤等等。根据中方记录,从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中国向越南共派出32万志愿部队,为其提供防空武器、军械修理、公路和铁路建设、通讯、机场维护、排雷、后勤等各种支援。最高峰时,同时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达到17万人。据中方的报告,中国在越战期间的伤亡人数约为4000人,但有些中国学者估计上网者数以万计。邓小平在1978年对李光耀说,美国在越南期间,中国向越南运送的货物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在100亿美元以上,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时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援助规模的扩大,中国把自己的工程兵、防空炮兵和辅助物资也都运往越南。

邓小平在1956年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如果越南人结束和苏联的关系,中方可以大幅增加援助,但是遭到了越南的拒绝。当美国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力度时,越南人为了自卫,更多地转向苏联这个拥有高科技和现代武器的国家;在中苏争执中,苏联也利用这种实力向越南施压,使其向自己靠拢。

越南在1960年代中期不再批评“苏联修正主义”,中国为了表明对越南与苏联加强关系的不快,从越南撤出了一个师。中越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当1966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他们对越南人的抱怨有深切感受:胡志明说,中国军队的傲慢表现就像历史上经常入侵越南的中国军队一样。邓小平回答说,驻扎在那里的10万中国军队只是为了防范西方可能的入侵,周恩来则提出撤回军队。但是越南没有要求他们撤军,而中国继续向越南提供大量军需物资和武器装备。

胡志明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住过多年,他努力与中国和苏联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1969年9月他去世后,中越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援助也随之减少,最后中国从越南撤出了军队。而中国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改善了中美关系,随后减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这视为中国人背叛越南抗美战争的一个标志。

美国人撤出越南后,苏联为重建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慷慨提供了大规模援助。与此相对照,在1975年8月13日,即美国人撤出越南后不久,身患癌症、面色苍白的周恩来在医院里对越南最高计划官员黎德寿(LêThanhNghi)说,中国已经无力为越南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中国被文革搞得元气大伤,自己的经济也捉襟见肘。周恩来说:“你们越南人得让我们喘口气,恢复一下元气。”但是就在同一个月,中国其他官员欢迎了柬埔寨副首相的到来,并答应在未来五年为他们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那时苏联正在与越南加紧合作,中国则与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东南亚称霸。邓小平后来对李光耀说,停止援越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的援助数量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苏联很愿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从中渔利,但中国不想这样。

一个月后的1975年9月,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与中国彻底决裂。他们想得到中国的部分援助,以便对苏联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处在MZD监督下的邓小平接待了这个代表图的来访。他和黎笋有着一样的目标,不要让两个的关系彻底闹翻。邓小平去机场迎接代表图,在宴会上致欢迎词,与黎笋连续会谈,又去火车站为他们送行。他促成了一份在9月25日签署的协议,向越南提供一小笔贷款和为数不多的物资援助。假如邓小平在1975年后仍然任职,他也许能暂时缓和越南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敌视和两国当时的分歧。然而在邓失势后,“四人帮”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中国激进派的这种要求对黎笋来说太过分了,他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未举行常规的答谢宴会就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黎笋抵达莫斯科,在那儿如愿得到了苏联长期援助的承诺。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于苏联,但它们迫切需要为重建国家获得帮助。黎笋没有中国(或其他国家)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只好签署了支持苏联外交立场的协议。越南与苏联的这些协议把越中关系推向绝境,促使中国加强了与柬埔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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