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本文摘自《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纪希晨，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江青妄图用这种方法，逼迫周恩来对此事做出交待。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严正驳斥。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243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立即查阅了上海各报，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有关材料。他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和材料，作了批示，存入档案。
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江青，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及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年6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郑重证明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保存一份，以防今后再有人利用伪造启事制造事端。
忍受着癌症巨大痛苦的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继续同“四人帮”做最后的斗争。1975年9月20日下午，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用很长时间又仔细看了他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伍豪事件”，在周恩来、毛泽东、陈云等亲自澄清下，江青一伙妄图利用这一案件进行夺权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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