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2期，作者：李菁，原题：《“一代国医”吴阶平》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几天后，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3人在怀仁堂见到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而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吴家医院”
2004年9月的一天，协和医学院前副院长董炳琨接到来自吴阶平的电话。吴阶平希望董炳琨给他写一份生平材料，“重点要对一生做出评价”。今年88岁的董炳琨曾与吴阶平一起搭档过。董炳琨觉得这个特殊任务难度很大。“可是他说，要是不困难也就不找你了。”一个月后，吴阶平把董炳琨约到自己的疗养地，两人倾心交谈了几个小时，吴阶平后来还把自己写的12篇回忆文章交给了董炳琨。吴阶平的一生，由此也被清晰地被勾勒出来。
“吴家兄弟就可以开一个医院。”吴阶平兄弟4个，他排行第二，原名“泰然”，“阶平”是他的号。吴氏四兄弟都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除了名气最大的吴阶平之外，吴阶平的大哥吴瑞萍是小儿科专家，二弟吴蔚然是普通外科专家，三弟吴安然是免疫学专家。其中吴蔚然当年与吴阶平一道，是周恩来医疗小组成员，后来又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吴蔚然非常低调，不爱说话，其实他的水平和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吴阶平。”曾任协和医科大学教务长的刘世连告诉本刊记者。
吴家几个孩子的职业完全是由父亲吴敬仪主导的。吴敬仪是前清秀才，曾做过湖南候补知县。吴敬仪有很精明的经商头脑。辛亥革命后不久，盛宣怀要将他在湖南的10万两银子转到上海，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盛宣怀怕带银子被人抢走，他知道吴敬仪办法多，便请他帮助想个稳妥办法。吴敬仪在当地买了10万两银子的美孚煤油，由水路运到上海；到了上海后油价暴涨10倍。盛宣怀喜出望外，要把赚的钱分给他一半，吴敬仪则要求替换成盛宣怀纱厂的股票。这份股票后来为吴家带来不小的财富，也成为吴家第二代接受精英教育的物质基础。
吴敬仪是一位标准的严父。他在家中办了私塾，请当地最博学的先生教几个孩子读四书五经。他还经常请在纱厂工作的美国人的孩子到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们玩，这使得吴阶平从小就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吴敬仪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有些事情认真得甚至有些过分。他有几块金怀表，每天都要拿出来，与收音机里的报时校对，准确度要求到秒。吴阶平后来常说，父亲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动荡，走南闯北的吴敬仪认为不能做官，做官会把心染黑了；也不能从商，乱世中从商只能是倾家荡产。在他看来，最好的选择便是学医。吴敬仪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当时刚创办不久的协和医学院，他便极力鼓励几个孩子去报考。吴阶平的大姐夫陈舜名本已毕业工作，在这位岳父的要求下也重新报考，上了协和；接着是大哥吴瑞萍。1933年，16岁吴阶平考取协和医学院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班。
协和医学院实行的是标准的精英式教育，预科3年后，还要学习5年本科，前后8年，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一年级吴阶平的同班有52人，3年后考入协和的只有13人。刚入学的吴阶平成绩平平，以爱玩著称。从三年级才开始发奋。三年级时，他被评为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获得免交1000银元学杂费的奖励。
协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从四年级选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做毕业典礼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司仪手持纪念牌和一根一尺多长的红木棒，上面套着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刻着历届学生司仪的名字，金箍套满了就形成一根金棒，学校将永久保存。吴阶平的名字被记在第九道金箍上。1941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这根金棒也不知所终，这是吴阶平终生之憾。也是因为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协和停课，1942年1月学生全部撤离。吴阶平这一批学生也成为老协和毕业生名录上的最后一串名字。
“先专后红”
从协和毕业后，吴阶平来到中央医院(又称中和医院，即后来的人民医院)工作。1944年，在中央医院担任住院总医师，随后赴美进修。吴阶平的导师哈金斯(CharlesHuggins)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曾获得诺贝尔奖，他很赏识吴阶平，想把这位高徒留在身边当助手。但吴阶平还是希望回国发展自己国家的泌尿外科。
吴阶平1948年回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的极大重视。北京市政府刚成立，市长彭真邀请了一批知名科学家、教师和社会贤达参加招待会，吴阶平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50年代，是吴阶平医学事业的巅峰期。吴阶平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并任队长，回国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代表人物。
1962年，吴阶平受命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比他小一岁的冯佩之出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吴阶平无论专业领域还是社会活动上，都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主动放低身段。冯佩之回忆，那时“二医”经常组织学工学农，甚至去门头沟煤矿劳动锻炼，考虑到吴阶平事务繁多，冯佩之告诉他不必参加，可是吴阶平照样跟他们去了煤矿。
与吴阶平不同，冯佩之和董炳琨都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看成大知识分子的吴阶平，却处处显示了对这些革命干部的尊重。第一位夫人赵君恺去世后，有人向吴阶平介绍了高睿，很多事情他都向董炳琨、冯佩之如实汇报。“人家名气那么大，还那么坦诚地跟我讲，有时我都不好意思。”董炳琨告诉本刊记者。93岁的冯佩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更是连连感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精湛的医术，再加上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使吴阶平的医术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渐渐进入到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会诊的医疗服务中。在普通人眼里，这无疑是荣耀甚至权势的象征，但身临其境，才知道个中甘苦，甚至暗藏的巨大风险。
中共最高领导干部的保健工作，最初是效仿苏联的一套体制，毛泽东对此早有意见，认为过于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所以1964年撤销了中央保健局，保健工作也陷于瘫痪。后来周恩来指示成立一个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曹根慧任副组长。
周恩来是了解吴阶平的医术、人品和能力的。他曾对别人评价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也许正因为此，周恩来把很多医生最不愿意接手的一项工作交给了吴阶平——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接到钓鱼台宾馆，正式交代他负责江青的保健工作。吴阶平连连推说自己是泌尿外科医生，不适合做保健工作，但在周恩来坚持下，他不好再推辞。回到家，他曾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赵君恺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于事无补，只会坏事。”
在为江青做保健医生的几年里，吴阶平处处小心谨慎之余，也运用他的智慧应对。董炳琨说，当时另一位保健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每一次写病历都尽可能写得很详细，还说：“以后要真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有病历为证。”吴阶平淡淡地说了句：“还是少写为妙，有三两句，把事情说清楚就是了，写多了也会出毛病。”吴阶平的一番话让卞志强恍然大悟。
从1967到1973年，吴阶平为江青做了近6年的保健医生，总算安全地完成任务。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小笔记本，多年后吴阶平还一直珍存着。上面布满了诸如CC、KS、CEL等各种“密码”。他后来才解开了这个谜底：CC是江青，KS是康生，CEL则代表周恩来。原来这是吴阶平怕万一不小心弄丢了本子而设置的，他的谨慎和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走钢丝”的医疗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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