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要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揭幕。大会的召开意在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加以落实。但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内容空洞，而且关系紧张，几乎没有解决毛泽东设想的任何问题。
毛泽东做了一个很糟糕的开幕式讲话。［1］大会将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开始说道，热烈的欢呼声回荡在大会堂里。但是，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为中共的分裂事件作粉饰，并声称是正当的；就是在这种分裂过程中，他把老同事们丢在了一边。
由于林彪的关系，经修改的党章宣称，“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比起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在刘少奇的全盛时期更有集体领导气氛的情况下，没有举起任何在世的人的“思想”旗帜)。“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推到了新的高度，而永远带着微笑的林彪是首要推动者。
“文化大革命”已经让位于稳定而和谐的毛林时代，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看来的确像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工具。新的中央委员会的167名成员中，只有54名是前一届连任的人。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前景很难说。
在大会的前夕，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外交部长陈毅，以其出名的机智和尖锐，对毛泽东说：“我怎么能参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泽东回答说：“那你就来代表右派么。”［2］
跟1956年的“八大”不同的是，“九大”是秘密召开的，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的详细消息。这是气氛多变的迹象。这是第一次中共召开代表大会而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行为像个佛祖(而且受到佛祖一样的对待)，会上更多的是仪式而不是辩论(1512名代表中，只有11个人在大会上发了言)。
密室中的气氛则极为紧张，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才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排着队走过大厅前面的一个木质投票箱，投票的方式回到了延安时代。为了调和、平衡各派之间的关系，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不得不臃肿到原来计划的两倍。
在可怕的风暴之后，毛泽东稳住了这条船。他似乎已经得到了马克思主义最高圣人的地位，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在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就曾反对这种做法。然而，晴空中还是有一些阴云。
一半以上的代表穿着军装。毛泽东已经让军队介入，以便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这种介入的结果就是在大会上军人坐在他面前。在中南海里，他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改穿军装。毛泽东是否放弃了他自己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一些务实的军官和极左派别之间，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强加在中国头上的。
大会给“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升上来的“直升机们”安插了高职位。毛泽东的妻子进入了由21人组成的政治局，进入政治局的还有她的两个上海同伙姚文元和张春桥；这3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毛泽东的左手。
甚至红卫兵运动的那两个煽动分子，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和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也设法得到了大会代表的席位。
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层人员中，有另一张新面孔：华国锋。他和蔼可亲、五官分明而目光有神。华是来自湖南的办事有条理的政治家，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发现了他。新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邓小平的名字。
同时，大会把林彪的追随者推到了突出地位。如果有不祥预兆的话，作为一种完美的对称，林彪的妻子叶群跟毛泽东的妻子一样也提升进了政治局。
恶作剧之神正在为未来播下种子，因为林彪一群人和“文革左派”在社会背景和观点上是大相径庭的。虽然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也许只是因为许多人垮台了)，但是他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毛泽东曾依赖军界，而且仍然需要他们，但是，他更赞同“文革左派”分子们的观点。暂时来说，他跟两翼共事，没有特意走向哪一边。
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的妻子和他自己的妻子同时进政治局有着复杂的感情。［3］他担心江青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并在一封信中这样对她说了。［4］至于林彪那个难对付的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叶群(她还是林办主任，是林身边工作人员的行政主管)，毛泽东不久就用相当带有性别歧视的词语——林彪的“老婆”［5］——来称呼她了。帮派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已在毛泽东的“中央帝国”衰败的又一个迹象。
阴云中最暗的一块是毛泽东对林彪有所怀疑。他与林彪相识已有40年了，并且跟他一起工作也有30多年了。但是，1966年以后，两人的关系因为接班人这个问题而蒙上了阴影；这个问题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是很微妙的。
“像戴高乐和我本人这样的人，”毛泽东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刘少奇在座)，“都没有接班人。”［6］然而，三年以后，“九大”的一则新闻确实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除了二号人物的存在提醒毛泽东死亡正在来临以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林彪的军队1967年后作为政治体制基石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毛泽东现在一心要重建他在1966年如此坚决地抛到风中的党的机构，但林彪的军队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到营房里去。
第二，毛泽东觉得60年代的林彪滋长了一种权势政治心理。林彪提到“绝对权威”［7］，这激怒了毛泽东心中的猴性。毛泽东跟林彪不同，他并不把不计一切代价保卫政权大厦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他也不像林彪那样倾向于使用军事权威的盖子来窒息政治上的观点分歧。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作用。毛泽东在1966年给妻子的信中曾经表达过，他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包装成神奇的包治百病的灵药的做法感到愤怒。“我历来不相信，”他写道，“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8］到1969年，毛泽东怀疑，林彪奉承他是别有用心。
他在“九大”召开之前就告诉一位同事：“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让邓小平回来。”他不久就让林彪大吃一惊：提出林彪应该选好接班人，并且推荐张春桥。［9］
毛泽东和林彪都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关键性价值观，甚至当他们在如何贯彻这些价值观上意见不一致时，也是如此。两个人都比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左，其中包括几个重要的军区司令员。例如，两人都鄙视在工业管理中实行物质刺激，在文化政策方面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管的方式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毛泽东不仅由于林彪的野心而不信任他，而且觉得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我赞成军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他对地方官员们说，“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10］
毛泽东希望推进会“触动人的灵魂的无尽头的革命”。林彪则希望巩固在军界领导下的“文革”的“成果”。
毛泽东对大会作了总结性讲话。在对批评会议进程不透明的外国记者挖苦一番以后(“在北京的记者不大安分”［11］)，他盯着到会人员，咕哝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并不是所有的人民解放军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或他的“左倾”主义，或军队直接扮演政治角色的主张。这样的异见者，大部分担任军区级的而不是中央级的军事职位。但是朱德是其中之一。“你以为你是谁？”林彪在他们的一次争论中对着德高望重的朱德大喊大叫：“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12］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非意识形态主导的旧式的军事指挥官们，不是林彪主义者，但也不是毛泽东主义者。在摊牌的时候，可以期望他们放弃林彪。但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伤了他们的心。
毛泽东责备林彪搞了怪诞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这让他更像个宗教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的确，林彪给毛泽东贴上了“天才”的标签。“毛主席的话，”林彪装腔作势地说，“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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