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当1975年的最后一分钟滴答过去时，毛泽东正默默地坐在他书房外间的沙发里。他面色蜡黄僵硬，目光呆滞，显得像德累斯顿细瓷一样脆弱，而且似乎和瓷器一样没有生命力。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丈夫戴维从夜色中走来。两名年轻女护士帮助毛泽东挣扎着站起来。他踉跄了一下，然后稳住自己，两名护士退了回去。他在照相机的嗡嗡声中和刺眼的电视摄像机照明灯光下跟这两个美国人握手。那两位护士又把他搀回到沙发上。
朱莉从厚纸信封中抽出一封信放到毛泽东瘦削而苍白的手里。这封信是一位下了台的男人写给另一位即将下台但还没有下台的男人的。
毛泽东在回忆起1972年与尼克松那奇异的政治联姻时恢复了活力。“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营造一种怀旧的氛围。
“我在等你父亲。”毛泽东说到尼克松即将成行的第二次访华时说，他把双臂重重地放在沙发两侧的扶手上，以强调他的话；这是他这一晚上最有生气的一句话。
在1976年开始的这个时候，朱莉和戴维偶然发现了毛泽东身上的一个矛盾。他们发现，他对一切美国的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跟踪着你们的行程，”当艾森豪威尔夫妇离开上海前往华盛顿时，一位中国高层人物对他们说，“他把你们当成他的家里人。”［1］
然而，这对夫妇碰到了许多极左主义的泛滥，其中有一些是毛泽东自己的杰作。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提到一首充满战斗精神的词(当时正在排版以便重印)时说，“那是我1965年写的。”但是，《重上井冈山》这首词是一枚“左倾”主义的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它那预示大动乱的诗句这样说。
报道毛泽东和艾森豪威尔夫妇谈话的那期《人民日报》，也登载了《重上井冈山》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同样好斗的词《鸟儿问答》，《鸟儿问答》的最后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2］。
如果说1975年1月自右翼吹来了一股微风，现在1976年1月，则从“左翼”刮来了一阵强风。虽然毛泽东不像一年前那么直接地管事情(当全国人大的“问答”落在了错误的“鸟儿”一边时，他愤怒不已)，但他还关注着风的走向，这是一位老人非常认真的最后一搏。
清华大学一个“工农兵”小组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是导致1976年春收获极左思潮泛滥的谷壳的一粒种子。
这封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信中反映说，这座中国著名的技术大学的“资产阶级”，已经“掀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换句话说，常识，已经回来反击“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的闹剧。
这封信在另两封来自清华务实派的信之后来到毛泽东的桌子上。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3］
邓小平支持刘冰。当刘告诉这位脾气火暴的副总理说，“左倾”分子抱怨有“右倾歪风”时，邓小平骂起来，并蔑视地发誓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4］
问题是互相联系的：“红”对“专”。毛泽东能鼓起精神作一个裁决吗？
毛泽东年龄越大，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即使当他对学校的仇恨增长时也是如此，而学校的任务正是要培养这种主观的意志。他甚至说：“书读得越多，就越蠢。”［5］他贬低教授们。他告诉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作弊。他把作家们送到偏远的村庄去种稻子。
然而，毛泽东从来没有失去儒家的一个信念：认为教师和书本能铸造世界。即使在他贬低教授们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们；北京版的1956年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纠缠了他多年。［6］即使他诋毁作家们写的故事是废话，他也情不自禁地要读一读。
要想寻找悲剧的根源，可以回到20世纪20年代他穿越湖南的旅行。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欢欣鼓舞地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7］
1976年不是1927年。在心怀绝望的农民寻找词语来总结毁坏他们生活的弊端时，政治口号会传播得很快，但口号在清华不能像那时一样“长翅膀”。年轻的毛泽东，只从和革命的关系的角度看待知识。年老的毛泽东认识不到，对70年代的普通的化学或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教育为革命服务”毫无意义。
毛泽东没有作任何批复就退回了刘冰的信。但极左分子的“生日”来信，他很喜欢；他看过之后不久就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8］
极左分子经毛泽东点头发表的关于教育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中，有一句典型的话是：“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9］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又发动起来了，毫无例外，也是从教育和文化领域开始的，因为在这里，容易把言词和现实混淆起来。
“敌人”像是来自装配线一样涌现出来。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被说成是卷入到“两条路线斗争”之中。说“革命”比“生产”更重要，成了时髦话。周恩来和邓小平阵营的官员被吓住了。外贸也蒙受损失。
到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的喊叫，好像滔滔不绝地喊叫，就能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场灾难的内心感受清除得一干二净。这种气氛是由自我陶醉的活跃分子制造出来的，正像毛泽东鼓励他们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只是一场教育公众的争论，还是毛泽东为了从政治局赶出某个人，像以前几次一样，用报纸上的争论铺平道路？毛泽东在新年前夕，已经给出了答案。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说。［10］
尽管毛泽东很衰弱，他还是又打起了精神，试图挽救“文化大革命”正在消失的成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他写了《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并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怀疑，60年代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事物”，在邓小平的手里会前途暗淡。他的怀疑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只是插曲，它没有带来新的结构。毛泽东曾希望全民都有“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11］。
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2］
毛泽东也希望除掉那些已经背离毛泽东主义路线的同事。
一种新的心态，在60年代的确控制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敬畏削弱了。一种新的政治方法的确显现出来；对草根们的动员，导致过去消极而忧郁的千百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了政治。毛泽东在高层的敌人被搬掉了，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倒台了。
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持续下来。到了70年代，年轻人的兴奋被相当普遍的玩世不恭所代替。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又回来执政(邓小平是其中的代表)。如果说对权威的敬畏减弱并延续了下来，那它现在正转变成对共产党的怀疑。
让“文化大革命”复活，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插曲只是一个插曲而已。但是，人们大概可以看出，为什么像往常一样把导师角色和领袖角色掺合起来的老年毛泽东，想要在他辞世前再次尝试这样做。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精心制作了两块可爱的蛋糕，用来祝贺理查德？尼克松63岁生日。
有白色和褐色糖霜的香草味蛋糕，是为当时饭店的贵宾朱莉和戴维准备的。一块较大的蛋糕装在丝绸面的盒子里，上面饰有“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的字样，是让这对夫妇带回圣克莱门蒂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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