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

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此间今日获悉,前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胡兰成,于7月25日在日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据日本共同社称,胡兰成因心脏衰竭,于25日在东京都青梅市寓所病逝。从他辞去台湾教职后,1976年回到日本。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中任职,中共占领大陆后,他于1950年来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1981年7月28日,美国合众社发了一条东京电讯,报道了一个叫胡兰成的文人的死讯。

一个月后,胡兰成的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吊丧的人都一份赠礼,上有胡兰成手书“江山如梦”四个字。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写了一段深情的说明:

内附的“江山如梦”是亡夫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在晚春的一个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敬请收下,以追忆故人。

如果不了解胡兰成的背景,很可能被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辞所感动,这分明是一位身在异域心怀故国的爱国者最后的怅惘,系怀父母之邦,念兹在兹。

但四十多年前他为自己挣得一顶“汉奸”的帽子,却非轻易可以抛掷一旁。人们记得才子胡兰成,津津乐道他和女作家张爱玲的那段倾城之恋,同样不会忘记他曾经进入汪精卫集团,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南华日报》总主笔等。

投身汪伪

胡兰成介入汪精卫集团,亦是因文而起的“恶缘”

1937年,31岁的胡兰成在广西小试牛刀,在《柳州日报》上发表社论文章,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这些语句惹怒了地方诸侯,使胡兰成被关了33天。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探望久别的家人。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年轻人面临着这个年龄的普遍窘境:身无长物,却要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他需要一个有“钱途”的事业。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今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他的这段自我表白颇有不合情理之处。中华日报》竟然因为一个无名文人的两篇经济文章就要聘他做总主笔?胡兰成的一生,真真假假,不仅对女人,就是他的经历,也颇多涂抹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亡命温州之时,化名张嘉仪,便告诉别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在《今生今世》中他更正说自己当初亦只是在北京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文书抄写一年。

他就像是乡下的一个聪明孩子,读了些书,出来闯天下,一如江弱水所言,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故而相信胜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对日本,他则全无恶感,甚或视为亲戚。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又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以致见到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也觉得“着实有一种大气”就连恶名远扬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他也觉得有梁山泊的“阳气”他的这些糊涂话,偏要用“民国世界”一统河山”一类的大言装点。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任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汪派控制的蔚蓝书店兼事,研究战时国际情势,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担按月写一篇报告。真正令胡兰成声名鹊起的是他为《南华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社论,为汪精卫集团进行舆论造势和新闻宣传,由此得到了汪精卫太太陈璧君的赏识,进入了汪伪集团的核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对华声明,声称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无异于是一份招降书,在这份声明中,近卫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

已出逃到河内的汪精卫在旅馆摔了一跤,扭伤了一条腿,在卧榻上读到近卫的声明,尽管与之前的《重光堂密约》1938年11月12日汪日所签汪精卫参加“和平”运动的条件)相差甚大,但此时他已是过河卒子,便起草了一个声明,主张和日本讲和,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这便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逃反应激烈,他在日记中写到: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艳电”公开后,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仅仅在五天后,胡兰成便为《南华日报》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国民党中常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列举出五条理由,证明汪精卫护党爱国,认为汪、蒋都是要“和”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所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战难,和亦不易》这本社论评论集。这本集子一共收文104篇,写作时间从1939年1月4日《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12月12日的《建军的使命》终止,胡兰成摇唇鼓舌,一年之中,平均约三天就有一篇政论文章问世,其写作的热情令人咋舌。他为汪精卫辩解骂敌,分析时局,预测战争形势走向,激越昂扬。汪精卫对这员干将也不吝赞美,他亲自为这本社论集作序:胡兰成同志所谓‘战难,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胡兰成同志大声疾呼‘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稍微留心和战大计的人,没有不点头叹息的……”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进入汪伪集团也才短短两年,便获得党魁如许高评,胡兰成不免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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