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法
文/杜兴
如果说湖南“省宪”的诞生，幸运之处是有强势的省长支持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生存在南北政府“武力统一”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广州政府，都视湖南“自治”为阻碍统一的绊脚石。
1921年3月21日上午，幽静的岳麓书院敞开大门，长沙市军、绅、商、学、报以及各法团、公团的300多个代表鱼贯而入，作为观礼嘉宾，他们来此祝贺湖南自治法起草会议开幕。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代表军方表态：余现为湖南总司令，若植党营私，保全位置，即是不能自治。其手下师长鲁涤平更是坦言：俟自治法实行稳固之后，吾辈军人，皆当退还田园，受自治法之保障。
来自军方的保证，显然坚定了人们对湖南宪政自治的信心。开幕式结束不久，13名学者就关门谢客，在岳麓书院的书房内加紧起草自治法案。
总司令拍板立宪赵恒惕，湖南衡山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留日期间，赵恒惕与“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宋教仁、中国联邦论的先驱”章士钊、以及“联治主义者”章太炎交往甚厚。身为一介武夫，赵恒惕却深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
在湘军内部各个派系中，赵派军人职衔虽低，但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的新式军官，最具实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称赞者认为赵“性行清刚、识度宏旷”诋毁者则认为他“为人刚愎”阴沉险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做事果敢强硬。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随后决定召开会议，制定宪法。但是省内各派却为此争斗不已，数月之间无法决断，谭延闿迫于内外压力，让出总司令的职务，交给总指挥赵恒惕。
赵恒惕接任总司令后，先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湘军内部武装“安内”取得了军事上的相对统一。其后，他操纵省政府与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议定“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简章”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
这个《简章》从草拟到议会决议，带有明显的军人办事的特色——期间整个过程并未与任何公团协商，直到1921年1月15日正式公布时才在省署召集各公团代表开会。长沙《大公报》记载，会上，赵恒惕说道，制宪的问题，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总希望办好。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意见，亦不能不酌量牺牲点”说罢起身离席而去。
在赵的政治威权下，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议被平定了，由政府操办、议会认可的“学者制宪”方案得以迅速实施。1月25日，省政府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聘请省内外的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13人作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
3月21日正式开始起草，这些国内一流的宪政学者显然将此看做是开创纪元的大事，一些虔诚的起草委员甚至自比“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决心为湖南人民起草一部“根本大法”以使湖南长治久安。
“枪杆子下”出宪法要宪政，第一步就是要限政。而在湖南，集军政权力为一身赵恒惕，自然是限政的第一目标。但就在这些学者起草宪法时，赵恒惕却能做到“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阅其稿，以示大公”关在岳麓书院的起草委员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等6种法律草案。
起草法案虽然进展顺利，审查阶段却遇到了阻力。宪法审查委员会由各县推选的代表组成，大县2人，小县1人，全省150人。各路代表因为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争论不下。
不仅仅是省议员的代表问题，更大的争论还在于湖南到底要不要1905年，华兴会部分成员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后排左一为章士钊。赵恒惕留日期间，与宋教仁、章士钊等交往甚厚，深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
省长。支持者认为采取英法内阁制，行政由省长负责，可以解散议会。
但反对派却认为如此一来，极容易变成省长专权，极力要求实行瑞士委员会合议制。这样，审查宪法，3个月也未弄出头绪来”正在各派争论不休之时，湖北内部传出要求效仿湖南，立宪自治”的声音，并请湖南方面派兵支援。赵恒惕考虑联合湖北可扩大湖南自治的声势，同时，也为了缓解湘军的财政危机，于是在7月26日，就任“湖南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
赵恒惕一路高歌猛进，逼近武昌。但北洋政府派出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挥师入鄂，形势急转直下。湘军不但被逼回湖南，连岳阳也随即失守。
湖南形势岌岌可危，立宪自治”眼看功败垂成。国内支持宪政的学者为了保全湖南自治，呼吁两军停火，其中尤其以梁启超最为积极。
在各方调停之下，赵恒惕和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湖北自治自然化为泡影，但湖南自治却得以保全。
谭延闿(1880—1930)1920年7月宣布湖南自治，迫于内外压力，让出总司令职务，由赵恒惕接任。1923年8月7日，谭宣布接受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率军直抵湖南腹地衡阳。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省内立宪各派反而转争为和，宪法草案得以迅速通过。11月1日，湖南开始全省总投票，10天内收到“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宪法获得通过。
混乱的年代尽管几经波折，宪法总算出台。但一味速成，甚至武力包办，却不能不埋下各种“隐患”1922年，湖南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不少报纸记载了选举过程中的混乱景象。有人在长沙的各选举场公开招贴拉票：
“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尚未开始投票，有的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各个县的选票掌握在乡绅手中，一张选票的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不少人大发其财。
等到正式投票时，大打出手、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
民国时期，湖南岳北农工会成员合影。该会于1923年9月16日在衡山白果镇成立，为湖南第一个农会组织。
如果仅仅是选举混乱，还只是组织问题，更加致命的，则是这种以武力保障的制宪，却难给民间和平施宪的信心。
早在1920年10月，湖南自治如火如荼，争论不休之时。长沙《大公报》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文章。文章中，作者疾呼，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此时，这名年轻人还是一个热心的自治支持者。
但最终，这个年轻人却从一个支持自治的改良主义者，逐步走向革命。1936年，一名西方记者采访了这个年轻人，他讲起了一段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吴佩孚(1871—1939)北洋军阀直系首领。1923年吴佩孚进驻常德，此后大举进入湖南，迫使湖南进行了“修宪”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这个片段被写入《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作者斯诺，而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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