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好些时间了，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眼下又加上了红顶花翎盖着的清官大老爷。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男人脑后的辫子还是耻辱、难看、恶心和愚昧的象征，然而到了世纪末，那东西居然成了最前卫的时髦。即使不以前卫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对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顺眼了。当然，我在此并没有掀起反满抗清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兴趣？康熙和乾隆已经被捧到了天上，几乎一谈到有作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说他们二位，真是难为了那些编本子的高手，怎么就会编出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词安在这二位头上？就连一向声誉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们的好总理。就算都是“戏说”吧，那中间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实姓的皇帝，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清朝总共十位皇帝，加上入关前的两位，大概全都过过电，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爱新觉罗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话，只能比谁出镜率高。试想，中国历史这么多朝代，包括我们一向号称最牛的汉唐盛世，有哪一个能与之相较呢？不仅荧屏上辫子王朝横空出世，连现实生活中，大清国的皇帝也下山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去了次地坛庙会，发现市民在那里举行祭地仪式(实际上有官方的参与)，出场的主角居然还是满人的皇帝，一千执事和随从一律顶戴花翎，如果不是围观的人个个羽绒服和皮大衣，还以为回到了前清。
到底是因为学界对于清朝异乎寻常的热情，最终点燃了国人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兴趣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市场吸引了作家和影视人甚至于学人？这大概是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虽然人们都说现今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但学界的鼓吹，却像大出殡的锣鼓，依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国维、陈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的辜鸿铭的书能够摆到地摊上热卖，学人们对这些人的先期热情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如果没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契合，即使学人再怎么热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老百姓那里没有相应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烧不起来。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爱呢？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考究起来，好像这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差不多，不过是给皇帝再添设了一个秘书班子。大多数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结果出了不少笑话。《大清律》上居然有关于卫所士兵的条文，而卫所制度在明末已经废除，清朝是没有卫所这种军事体制的。显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将《大明律》换了个封皮。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秘密建储制度，实际上的效果怎样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制度的真正实行，不过三代，而咸丰以后的皇位继承，都由西太后一个人包办了。以区区三代来检验并且说明一种继承制度的优劣，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清朝的边疆政策的高明，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好像清朝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聪明，其实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满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猎民族的一支，在入关之前，已经与蒙古等民族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过是维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长城所要防范的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经变成了统治民族，那么自然不会有哪个傻瓜还会去修长城。即使退一步说，修庙的确比修长城高明，但利用宗教来维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并非清朝的发明。对于早先没有结盟关系的西北少数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这样的“英主”，也照样安抚乏术，非动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盐政之类，清朝也无多创新，乏善可陈。大概清朝政治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赋税改革。显然，这种当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国人口空前的大增长，现在也再难说个好字。整个清朝的政治，虽然稳定持重，但却不可讳言地偏于保守。随便举个例子，漕运改海运是元代就提出并实行过的，但到了清朝议来议去，明知海运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国一闹，河道断了，才算改成海运，可是原来河运的机构却迟迟不肯撤销。
至于知识分子最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难有可称道之处，在历朝历代中，清人的文网最密。明朝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大多不过是朱元璋阿Q心理作怪，自己头上长癞，总担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狱处理的也多是热衷于拍马逢迎的乡间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狱则不同，虽然也不乏捕风捉影的案例，但对于汉族士大夫固有的夷夏之防，却一向打得“稳、准、狠”，很有点“诛心”的感觉。这样一来，清代的思想文化难免不受牵累，远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朴学的学者虽然人多势众，但论思想整个加起来，也抵不上王守仁一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虽然号称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实际上却是属于明朝的，他们对满清的异族统治至死持反对的态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关外的两代就是十二代，没有真正的昏君，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较勤政，至少都怕落个荒殆朝政的恶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谁也不敢做。这一点，跟相邻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明清之际，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相当地不容易。我们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数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务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统来处理的，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但他更多的是“国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脑”。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之后，相位被废，从此皇帝兼宰相之任，虽然有人帮忙(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还是会被事务和公文堆给活埋了。吃不得辛苦的朱家子孙，干脆将批阅奏章的大权交给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笔墨的“秉笔太监”，甚至还有像万历皇帝一样，就是不理朝政，将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员全部搁置，天天睡大觉。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懒觉、炼丹、做木匠活和游龙戏凤封自己为“总兵”的皇帝，显然那些起早贪黑的爱新觉罗子孙要招人爱得多。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构能力的国度，但从贩夫走卒到将相王孙，大家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能力以及他们的行为还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所谓的“人治”传统，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习俗和人们意识上的。人们制定了制度，却习惯于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被强人糟蹋。相对而言，社会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对人的约束力强一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凌驾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将宗法礼俗踩在脚下则难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软如绵，人治的传统的强固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缺乏严格的程序和详尽的操作规则，技术上存在着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缺陷，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不到以数字来管理的程度。同样的事情，不同素质禀赋的人来办，往往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制度中人的个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特别对于君主来说，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对于君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制约机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最终的立法者，几乎没有什么君主不能改变的制度。传统社会中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内，比如道统、道德、宗法礼俗等，反过来政治制度往往还得依靠这些因素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生活伦理的影响，生产操作程序个人化，过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补拙。这样的文化氛围，既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评价，也影响到政治运作的本身。
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对“人治”实际上有着相当恒定的基本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条沾上其一，往往都会赢得相当不错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点聪明，那么几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