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成帝王之业，修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长江占山为王的赳赳豪气、霸气和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作得冠冕堂皇让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圭臬，又可以翻覆云雨杀人不眨眼。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人性的枷锁。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二者一个是有着争议的中国农民起义，一个是有着争议的晚清重臣。可以说，说曾国藩时肯定离不开太平天国，说太平天国时也肯定离不开曾国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假如没有太平天国，那么曾国藩或许也只能平淡一生，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书生；相反，如果没有曾国藩，太平天国或许也会多存在很多年。这二者的关系演绎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极为精彩的神话。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一直对农民起义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许同情弱者的心理是大部分人共同的心理，所以在历史上有众多农民起义，被我们一读再读，并对其大加褒扬。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总能博得后人的理解。然而事实上不是每一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对的。
曾国藩确实是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人物，拥之者称之为“中兴名臣”，恨之者骂之“千古民贼”。拥者认为其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治运动；而恨者认为他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甚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曾国藩为“曾剃头”、“曾屠户”。在众说纷纭的背后，则完全是对历史肤浅的认知，或者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无知。对历史的研究，只有深入研究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社会历史大背景，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曾国藩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成长在清王朝没落的年代，清王朝气数已尽，说他幸运则是因为就在这种乱世背景下才构成了他成就英雄的先决条件。然而，曾国藩还是为众多后人不齿。人们普遍认为，他镇压的是国内农民起义，而不是外来之敌；他扶保的是腐败透顶的清王朝，而当时的清王朝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扶不起的阿斗”。
曾国藩的背景并不是很辉煌。1811年，他出生于湖南湘乡(长沙府)的一个地主家庭，6岁人私塾，16岁外出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他和其他封建书生一样，勤奋苦读，希望通过读书考取功名，以此光宗耀祖。他23岁在湖南乡试中举后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两次均以失败告终。1838年方才中进士，之后入翰林院直至任礼部右侍郎。
曾国藩进京考取进士之间，苦读古文，圈阅二十三史，并多次拜高官大儒为师，精研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以丁忧在籍的身份奉命兴办团练乡勇，开始了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为了使自己的出兵名正言顺，曾国藩亲自撰写和颁布“讨逆”檄文，斥责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取代孔子之经，大逆不道，使之具有护国、护法与护教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所以，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对抗，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的对抗。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下，中国农民阶层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文化上他们并不具备先进性。每次的起义，即使是成功了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实质上的进步，而不过是简单的朝代更换，封建王朝的更迭。
但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给社会带来稳定，都有一种文化能够为社会的繁荣发展带来指导。如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齐桓公靠的是管仲的法家思想，秦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的法制思想。秦之所以成为虎狼之国，法家文化功不可没。之后，两汉王朝又靠黄老学说成就了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辉煌。但是在中国的漫长封建历史上，道教思想、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心，一直霸占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中国的文人就一直是思想和文化的捍卫者。
然而，到清朝末期，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却大肆宣扬神权、拜上帝教，这种西式宗教正是曾国藩难以接受的。所以，曾国藩的出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曾国藩是一个道学家，他在“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对太平军那样血腥镇压，就是对太平军宣扬上帝的做法感到痛心。于是他把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以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为指导，以湘军为武装力量，给了太平军沉重的打击。
’既然对方已经不齿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决心要将其颠覆，那么，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也就没讲什么客气，一律“剜目凌迟”，不讲任何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很矛盾，很多读者认为曾国藩“饱读圣贤书，崇奉孔孟之道，标榜仁义敦厚，倡导礼仪教化”，属于真正的封建大儒，或仁者，可又杀人如麻，所以曾国藩的行为似乎体现其具有双重人格。
而实质上不是这样，曾国藩的大儒仁者形象与杀人喋血的“曾剃头”形象，不是其性格的两重性，而是滋养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两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决定的，并因此成为文化和国情的应有之义。在封建王朝里，任何一种政治都没有人权可言，都饱蘸着鲜血。任何政权的维护都要靠鲜血来祭奠。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笔者不敢说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最起码他保护了中国经典。独一无二的思想文化不受侵害，不至于受到西方迷信色彩极为浓厚的“上帝”思想的侵蚀。所以，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历史功绩，都是可以名留青史，千古留名的。梁启超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如此之高的评价出自梁启超之口，显得难能可贵，也反映出曾国藩的功绩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太平天国运动悲凉谢幕了，作为剿灭起义的功臣，曾国藩也得到了重赏。曾国藩被清廷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那么，接下来这位英雄该做什么呢？居功自傲，横行朝野，还是急流勇退，见好就收？
接下来曾国藩的举动，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一是战争结刚刚结束，曾国藩便上书朝廷，大力裁减湘军。二是擅自做主，未经弟弟曾国荃同意，便以曾国荃有病为由，奏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这时候，曾国藩的政治才能已经开始凸显了，他不仅是一个将才、帅才，更是一个深知为官之道的政治家，做人做事之谋不得不令人佩服之至。
对于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来说，曾国藩的这一系列举动，正合她的口味。这个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女人此时正担心杀人如麻的曾国藩会不会把刀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没想到曾国藩自己先示弱了。而曾国藩作为一个熟知历史、熟读经书的封建臣子，他深知拥兵自重的危险性。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之所以为后人着迷，也就是因为他这些性格中的诸多亮点，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实际意义。
其实，就在湘军攻陷天京的时候，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就准备拥立曾国藩为帝。曾国荃对曾国藩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是左宗棠，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而且你手里还握有二十多万湘军精兵，个个都赤胆忠诚，能打能战。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李秀成说动，让他振臂一挥再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这样，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
但这时曾国藩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并没有被胜利迷惑。他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自己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当皇帝他却没有完全的把握，而且更没有这个想法。
从曾国藩自身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曾国藩有造反之心，没有造反之胆。曾国藩非常清楚，虽然湘军势力很大，但众多将士把权力看得过重，称帝之事并非能打几仗就能办到，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曾国荃攻下南京之后，他的很多下属都委婉地表达了拥曾国藩为帝的想法，抱怨朝廷对湘军奖励不公。此时曾国藩害怕自己步太平军的后尘，到头来的弄得自己内部为了权力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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