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主力（后称桂滇边部队，代号越北部队，简称两广部队）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1纵队（以下简称自救军）在越南河阳（今河江）会师整训。当时我在游击队编印的《战斗报》社做油印工作，参加了整训。
两广部队从1948年5月开始，分几批从广西靖镇地区撤到越南，沿越南境内走向河阳，6月中下旬先头部队陆续到达河阳。前后几批共约1000人。自救军于7月上旬从云南田蓬出发，先到越南的戈榜，又到广西镇边县（今那坡县）的面良找桂滇边部队，在镇边辗转途中，遇到丁老五等人带领的武工队，才知桂滇边部队已撤至越南。到了越南保乐，与当地政府联系，才知桂滇边部队已转移到河阳。由于1000多人的粮食给养一时不易筹集等原因，自救军从保乐分两路出发，分别于7月底至8月初先后到达河阳，共1080多人。8月5日，两支部队会师，开始了整训。
两支部队在向河阳行军途中，都遇到了不少困难。当时越南正在进行抗法战争，法国的飞机经常袭击。有一次，两广部队医疗站住在越南保乐一个傣族村子，突然遭到法国的飞机袭击，子弹像雨点般扫射在医疗站所住的竹楼上，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一个个拉着、背着、扶着伤病员从竹楼上转移到一个拐弯处躲避。伤病员刚躲好，飞机就丢下一颗炸弹。幸好没有爆炸，才未造成伤亡。自救军一部分进入越南苗王区时，最初苗王不准我军通过。后来司令员朱家璧仅带两个警卫员冒险前去谈判，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部队才能通过。越共河阳省委主要领导听说自救军能够通过苗王区便大吃一惊地问：苗王区是一个独立王国，我们越共领导的军队都过不去，你们云南游击队是怎么通过的？朱家璧详细地介绍了自救军过苗王区的情况，引起越共的极大重视，并要求我军协助越南人民军做苗王的工作。我军表示愿意效劳。
中国部队在越南河阳整训期间，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共产党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大米，还派出慰问团来部队慰问演出，给每个人发一些越盾作零花钱。部队吃、用、医等等所需物资，基本上都是越南供给，就连报社印刷《战斗报》和出版《反对自由主义》等书籍所用的纸张，都是用的胡志明纸。这种纸每包的包装壳上都印有胡志明的头像，所以人们很自然地称它为胡志明纸。越南老百姓对中国部队也很友好。他们听说是毛泽东的部队，就竖着大姆指说：毛泽东摩南！（译音，意即毛泽东万岁）。有的连队住在群众家中，要借什么东西主人家从来不拒绝。虽然在异国他乡，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由于水土不服，中国部队在河阳整训期间，也有重大非战斗减员。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流行语。这些流行语，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或战斗工作情况。有的流行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记载在一些辞典上，有的流行语则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永不消失。部队在越南河阳会师整训期间，就流行过革命虫、疥疮、闷头摆这几句流行语。从这几句流行语的来历，也可以看出当时战斗生活的情景。
革命虫。这名词听起来还挺文明挺新鲜的，实际它是虱子的代名词。虱子是一种昆虫，短毛，头小，没有翅膀，腹部大，椭圆形，常常寄生在人、猪、牛、狗身上，吸食血液，传播一些疾病。虱子生性狡猾，繁殖力极强，常常隐藏在内衣内裤线缝内繁殖。因为部队干部战士生活很苦，没有足够的衣服换洗，有的人只有一套衣服，碰到天晴时，男男女女都到分别放有警戒线的河里洗澡。边洗衣服边洗澡，即先把衣服洗好，放在岸边晒起，然后洗澡。等衣服晒得差不多干了，才从河里爬上岸把衣服穿上。有时进行军事训练，日晒雨淋，又没有雨具，衣服时而干时而湿，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臭味，自然给虱子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几乎每个游击战士身上都长有虱子，一脱开衣服，在线缝处和补丁处，就会看见一串串密密麻麻的虱子和虱蛋。有的虱子还公然敢爬到外衣外裤甚至子弹带上、头发上游行示威。所以，战士们对虱子恨之入骨，一旦捉到，必定把它消灭，说它也是革命对象，人们就把它称为革命虫。当时我身上也长了许多革命虫，甚至头上也爬了许多革命虫。为了消灭这些革命虫，我只好请人把头发剃光，使革命虫无法窝藏在上面。
疥疮。这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病原体是疥虫。疥虫体很小，椭圆扁平，身上无毛，有四对脚，脚上有吸盘。它寄生在人的皮肤下，引起疥疮。疥疮多发生在人的手腕、手指丫巴、臀部、腹部及屁股周围。其症状是起一些红色带脓的疱疹，局部起丘疹而不变颜色。在河阳整训的中国部队，不少人都得了疥疮。这种疥疮传染很快，疮水淌到哪里，就感染到哪里。有时与人握手，若对方手丫巴有疥疮也会被传染上。我就是与一位有疥疮的同志握手时被感染上的。生了疥疮的地方，痛瘁难耐，人坐立不安。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效药，只得听之任之，任其蔓延。后来，从越南老百姓中了解到一个土办法，就是生喝蛇血可以治好。我们《战斗报》社有几个人生了疥疮。有一天抓到一条有扁担粗的蛇，把它吊到树上，割掉尾巴，让它的血一滴一滴地流淌，人就含住它的尾巴吸。开始时谁也不愿意先吸，因为我当时还不满12岁，年纪最小，同志们就怂恿我：郭仔（广东话，小郭之意），你敢吸吗？我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就大着胆子含着蛇的尾巴吸了。有同志问：是什么味道？我说：有点咸腥味。其他同志也就一个个地跟着吸。一个星期后，大家的疥疮都结了巴，好了。这一经验很快地在部队推广，疥疮的蔓延才得到遏止。
闷头摆。这是群众称恶性疟疾的代名词。疟疾是一种传染病，是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所得的各种疾病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种病，是人类的最大杀手。病原体是疟原虫，传染媒介是蚊子，周期性发作。由于疟原虫不同，有的每日发作，有的隔日发作，有的隔两日发作，也有的不定期发作。症状是发冷发热，热时大量出汗、头痛、口渴、全身无力，冷时全身发抖、盖多少被子都无济于事。由于卫生条件很差及水土不服等原因，部队在河阳期间，患闷头摆的人很多。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要到河阳坝，先把老婆嫁。要往小朝（越南）走，棺材买到手。两支部队先后有两千多人在河阳整训，得闷头摆的就有近两千人。部队全力以赴组织抢救，医务人员全体总动员，越南卫生部副部长和越南医生也参加抢救一段时间，但病亡的仍然很多。当时治疗疟疾的主要药品有奎宁，再就是靠医务人员到山上找草药，煮成大锅药汤给部队喝了防治，治不好的就死了。自救军水土不服的情况特别严重，到河阳时有1080多人，得闷头摆而死的达300多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几乎每天都死人。有一位同志名叫郑功，解放初期曾任青年团文山地工委副书记，连续几天不知吃喝，昏迷不醒，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要抬去埋。幸好何轲（解放初期曾任中共文山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摸了一下他的鼻子，感到还有一点气，便说这个人还活着，才未埋。后经精心照料，又活过来了。两广来的同志生病的也不少，但死亡的极少。我当时也患过恶性疟疾，几天昏迷不醒，与广西来的林青等同志同住一个医疗站。后经医务人员精心照料近10天才好了。但以后每年都要复发一两次，直到1956年才断根。
在河阳期间，部队开展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内容主要有进行射击、投弹、拼刺刀、地形地物利用、班排进攻和防御等，由两广部队干部战士演习示范，桂滇边部队参谋长黄景文亲自指挥射击训练。政治教育由自救军政委张子斋编写教材，较系统地传授形势、任务、建军宗旨、建军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等。方法采取上课、讨论、忆苦等。在忆苦教育中，自救军八大队教导员姜必得写有一首诗：乡长嘴流油，保长啃骨头，甲长撵山狗，百姓泪又流。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印发给大家看，收到了很好效果。通过军政训练，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还给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上文化课。上文化课时，人数多的单位集体上，人数少的单位进行个别辅导。我们单位我和丁月勤两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就由编辑梁蕙进行个别辅导。她每天要求我写一篇日记，然后指出我写得好的地方或不好的地方，使我的写作水平提高较快。后来，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得感谢她。
在部队进行整训期间，桂滇边工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在靖镇区的经验教训，并进行整顿组织。
10月上旬，中共香港分局电示：桂滇边部队与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1纵队合编，由庄田、郑敦负责组成中共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前委），组成以庄田为书记，郑敦、朱家璧、黄景文、杨德华为委员的前委（后增補张子斋、祁山为委员）。朱家璧任司令员，郑敦任政治部主任。前委组成后，即率主力部队回国作战，开辟滇东中心区斗争，同时开辟滇东南工作。
在中越两党都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岁月里，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给予了我们兄弟般的支持和关怀，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