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一次谈到他在成名前与前辈作家巴人的交往故事。当时浩然还只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在几家没有什么名气的杂志上刚刚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他当然知道巴人，巴人当时已经是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是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而浩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能够成为巴人的朋友，得到巴人的扶持和提携，对浩然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浩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得到了巴人的无私帮助。从而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走向。
在反右斗争的时候，浩然被列入编余名单。就要离京到山西工作。朋友饯行的饭也吃过了，浩然忽然想起一件事。自己也发表了几篇小说了，尽管影响不大，可不可以把这些小说交给出版社出个集子呢？他就把刊载自己小说的杂志找出来，又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然后从一本书的版权页上找到作家出版社的地址，步行到出版社，交给了收发室的一位老师傅。对于自己的愿望有几分实现的可能，浩然心里没有底，所以也没有抱太大的奢望。他自己想，听天由命，看自己的运气了。
几天以后，在浩然觉得可能已经没有戏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署名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的信，开头第一句就是，你的短篇小说集稿《喜鹊登枝》我们决定采用。而没过几天，他又接到了作家出版社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愿不愿意为集写个后记。而打来电话的人在最后说，我叫巴人，我就是你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浩然在为自己这做梦一样的幸运而惊喜的同时，更为巴人平易近人、提携后辈的风范所折服。其实，浩然与巴人都居住在北京，相隔不过两站路程，浩然还经常从巴人的家门口经过。但是在浩然与巴人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之后，许多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原因是，当浩然一写信或打电话想去拜访的时候，巴人都是这样说，还是让我多看你的作品吧，见面于你没有什么帮助。
以后的很多年，浩然一直得到巴人无私的提携和帮助。巴人在《文汇报》上撰文推荐浩然的小说，直到发表了看到了报纸浩然才知道。巴人还打电话给浩然单位的领导，请人家支持浩然的创作，说这个青年是可造之才。巴人始终关注着浩然，但直到他去世，浩然竟连个谢字都没有当面说出。浩然说，后来写信他也不说谢字，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样崇高的前辈面前，说出谢字，无疑就是对这种崇高和无私的玷污和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