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北部龙河县有一个叫鱼洼的村庄，这里北、西、南三面青龙河环绕，东面是高耸的彩云山，交通闭塞，土地瘠薄，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据村头那座小庙的一口铁钟上铸文记载，清雍正年间先后有来自河南、山东、河北的郎、王、刘、杨四姓在这里安家落户。那时，青龙河在村南形成一个大水湾，秋季水落后水湾就成了一片泥沼，泥沼中留下很多鱼，这些鱼就成了几户人家的丰盛美餐，村庄也因此而得名鱼洼。
经过300多年的繁衍，到全国解放时，鱼洼庄已经有8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奇怪的是郎、王、刘三姓人口几乎没有增加，三户共计26口人，仍是独姓独家。而杨姓却人丁兴旺，逐年激增，户数、人口成了压倒多数。这里的人祖祖辈辈以种田、打柴为生，住着土屋草房。解放初土改时除郎家土地略多，出了两亩地，划为中农成分，其余全是贫农。
按说，这些本分的人家应该是邻里相帮，团结互助，可一直以来小村人却你争我斗，不能和睦相处。尤其是郎姓一家与众多的杨姓之间存有很深的矛盾。
说来有些可笑，矛盾的根源竟源于姓氏杨姓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这一群羊（杨）身边却住着一窝狼（郎），狼毕竟要吃羊！由于这种心理上的忌讳．杨姓便把郎姓视为不祥。据说，杨姓上三代老人曾给孩子取名杨枪（洋枪）、杨炮（洋炮），就是为了镇压那一窝狼！姓王的和姓刘的两家虽然与姓郎的无怨无仇，但孤单的外姓很自然的向人口众多的杨姓靠拢，加盟杨姓整治老郎家。
老王家开始打头阵，对老郎家进行挑衅。老郎家住在村东南角低处，老王家住在村东高台上，老王家人做了一条很长的牛皮鞭子，每天半夜三更站在老郎家房后，居高临下对着郎家后门大声高喊：打狼啊！打狼啊！一边喊一边抡皮鞭子，噼噼啪啪的鞭声像连珠炮似的。
那时候山区野狼多，常常夜里偷偷地进村庄跳到农家的猪圈里、羊圈里叼猪叼羊。老郎家人听到喊声和皮鞭声，以为是野狼又进庄叼猪叼羊，也没当回事。可是，老王家人天天夜里喊打狼、甩皮鞭，老郎家这才明白了原来老王家人天天夜里甩皮鞭、喊打狼是对他们姓郎的来的！不用说肯定老杨家是后台，利用老王家当打手欺负姓郎的！
老郎家一家人天天夜里被喊声、皮鞭声搅得不安生，却又拿老王家没办法。老郎家的当家人郎存气得骨头不疼肉疼，心想老杨家欺人太甚，这一招也太损了！可是，他一不能跟老王家打，二不能跟老杨闹，打起来闹起来他无论如何也赚不到便宜，只能默默地忍着吃哑巴亏。不过，老郎存也不是省油灯，他日思夜想绞尽脑汁地琢磨道道，一心要出这口恶气！
经过几番琢磨后，他忽然想起杨家老辈人给孩子取名（洋枪）、（洋炮），用来对付郎（狼）的事，于是，便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郎存就给大儿子取名郎守业（狼守夜）；二儿子取名郎守扬（狼守羊）：三儿子取名郎守山（狼守山）。白天上山有狼守山，夜里有狼守夜，三只雄狼守着一群羊，看你们往哪儿跑！老杨家人心里能舒服吗？
老郎存这一招确实捅到老杨人的痛处。老杨家人背后大骂这只老狼用心何其毒也！可是，想给老郎家点儿颜色又师出无名你老杨可以叫洋枪、洋炮，姓郎的为什么不可以叫守夜、守羊、守山呢？
这种杨与郎的心理战一直不声不响地进行了多年，所幸的是相互之间没有发生过打斗的流血事件。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杨姓与郎姓之间的矛盾才通过一头毛驴引爆了
当时，老郎家的老爷子郎存已经去世了。大儿子郎守业与三弟郎守山分家各自独立门户，二儿子郎守扬解放初参军，后转业到北大荒农场工作，几年不回老家。老太太和正在念初中的老闺女郎俊荣与三儿子郎守山在一起生活。
1966年初冬的一天，郎守山家要碾米，碾米要用毛驴拉碾子。
那时生严队已经把集中饲养的毛驴实行分户饲养，到年底根据毛驴的膘情，生产队分别给饲养户记800-1000工分（合80-100个劳动日）。这样，有利于提高饲养户的责任心，毛驴也能饲养好，又给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困难户增加部分收入。
社员个人使用毛驴首先要向生产队长请示，然后指定使用哪头驴。郎守山为了不耽误白天到队里挣工分，决定夜咀碾米。牛产：队长批准郎守山碾米使用刘生家饲养的那头驴。
吃过晚饭后，郎守山和妹妹郎俊荣提着一盏马灯牵着毛驴来到村中心的碾房，先碾米后轧猪食，轧完也就快到半夜了。郎守山让妹妹郎俊荣打扫碾盘，收拾工具，自已去老刘家送毛驴。
老刘家住在东边台地上，距碾房拐弯抹角差不多有小半里地远。郎守山牵着毛驴走进刘家院里，对着屋子喊道：刘生大叔，我把驴子送来了。正在熟睡的刘生被喊醒后，隔着窗子对院子里的郎守山说：知道了，你把驴拴在槽上，顺便给添些细干草吧。郎守山答应着拴好驴添些细干草，然后就回了碾房。
第二天天刚亮，刘生就匆匆忙忙地来到生产队长家里，对生产队长说，他家饲养的毛驴有病了，趴在地上站不起来生产队长说：昨天晚上还好好的，郎守山还用这头驴轧了半宿碾子，怎么今早上就生病了？走，我去看看！
生产队长跟刘生来到刘家，走进驴圈一看，那毛驴果然趴在地卜，浑身颤抖。生产队长和刘生大声吆喝，那毛驴却一动不动，两个人便把毛驴架起来。可是，毛驴后边的一只腿耷拉着不能着地，又扑通趴在了地上。生产队长便叫刘生把杨老三老汉找来，杨老三过去当过驴贩子，对毛驴子的牙口、四蹄、脾性很精通，有什么毛病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杨老三老汉来了，把毛驴的后腿摸了摸，前后扭动几下，然后对生产队长说：这驴子是掉胯（脱臼）了，来，你们俩帮帮手，我给驴子托胯。生产队长和刘生帮杨老三忙了好半天：杨老三累得满头大汗，却没能把驴胯托上去。那毛驴疼得乱颤，浑身的毛都被汗水湿透了。杨老在说：这驴不行了，只能杀了卖肉了
一头好壮驴可是生产队的一份家当，种地拉犁、秋收驮运粮谷水果，打谷场拉碌碡、冬天往山地里驮土粪，哪一件农活也离不开毛驴。买一头上等的毛驴要二百多块钱，那时候二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一个劳动口才三四角钱。杀驴卖肉能卖几个子儿？连半条驴腿也买不来，生产队要受多大的损失？生产：队长便召开了队委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讨论会上，儿名委员一致认为，昨天晚上郎守山用毛驴轧碾一直到小半夜，肯定是毛驴拉碾子累了，驴子拉不动石碾走走停停，不用说是郎守山刚棍棒打毛驴打掉了胯骨。郎守山送毛驴时，饲养户刘生正在睡觉，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队委会当即做出决定由郎守山包赔生产队一头壮毛驴！
生产队长找到郎守山把队里的决定对他讲了，年轻的郎守山一听，心里就火了，对生产队这个决定不服，拒绝赔偿。说他把毛驴送到刘家时好好的，驴掉胯与他无关。郎守山不服，双方闹僵了，生产队干部就决定向公安机关声明，告郎守山故意打坏毛驴，破坏集体，要求公安机关对郎守山给予严厉惩罚
郎姓与杨姓之间虽有矛盾，但杨姓的几百口人也并非百分之百的仇视郎家。郎守山小时候跟一个叫杨树才的男孩就特别好，后来两个人还拜了把兄弟。现在郎守．山摊上事了，杨树才的父亲杨贵老人很为干儿子担忧，更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便决定出面为郎家化解。
这天，杨贵老人找到了干儿子郎守山，语重心长地对郎守山说：三儿，你还年轻不懂事，老辈人都说穷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你想想，事情闹大了有你好吗？要是队里把你告到公安局，非判你徒刑不可！你坐牢不要紧，家里剩下你快七十岁的老妈和你小妹妹，日子怎么过？那不是要你妈的命吗？常言道，财去人安，这都是命里该然，你就认了吧郎守山的老妈也劝儿子说：三儿啊，你干爹这些话都是为咱家好啊，别人谁能管咱家的事？千万不要由着性子来
听干爹和老妈妈这么一说，郎守山就把头低下去了，思来想去觉得老干爹的话确实有道理，不为别人考虑也得为老妈妈想想，无论如何不能送了老妈的命。认倒霉吧，谁让自己使用毛驴呢
想到这儿，郎守山哭丧着脸说：咱这穷家哪儿来的钱呀！杨贵老人说：钱的事慢慢想办法，我替你跟生产队长求求情，一是求队里让你少出点儿，二是容容时间。我尽力而为帮帮你，再求求亲友，家里能卖钱的东曲卖了，这么儿凑合就差不多了。
郎守山忍着委屈答应了。杨贵老人便找到队委会几名干部，苦苦为郎守山求情。历来大小队F部都是老杨家人，杨贵老人毕竟是杨家长辈，老人家来为老郎家求情，几名年轻的生产队干部不能抹老人家的面子。于是几名生产队干部经过商议，看在杨贵老人的情面上，决定由原来让郎守山赔偿一头壮驴改为一头中等驴，容郎守山半个月时间。
事情这样定下来后，郎守山先卖了家里准备做新棉衣的棉花，又把本来很紧张的口粮卖了一部分，自家院内一棵大杨树也卖了，又求亲戚借了一部分，杨贵老人也帮了一些，就这么七凑八凑地凑了170元钱。生产队长和杨贵老人带着郎守山在集市上花168元买了一头中等毛驴，剩下的两元钱三个人买了二斤油条和三碗豆腐脑吃了。
花了钱消了灾，郎守山一家也安了心。可是，郎守山的大哥郎守业不服气。郎守业认为，郎守山轧完碾子把驴子好好地送到饲养户老刘家，驴掉胯是后半夜的事，理应由饲养户负责。这分明是老杨家人偏袒老张家欺负姓郎的！郎守业在人前人后散布不满言论，并声称要到县里替弟弟告状！
这时候，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的革命烈火已经烧到农村，鱼洼大队的小青年们也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和专政小组。郎守业声言要翻驴案，红卫兵们认为郎守业不老实，本来郎守山打掉驴胯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郎守业还明目张胆地翻案，哪里容得？
红卫兵战斗队便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说郎守业是跟无产阶级专政搞对立！在鱼洼村老郎家是唯一的中农，成份最高。郎守业对社会主义不满，这是借给弟弟翻驴案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么一上纲，问题就严重了，这些革命派当然要坚定地维护集体利益，坚定地扞卫社会主义！于是，革命小将们当即决定，揪出郎守业进行批斗！
正准备进县城告状的郎守业，还没来得及动身就被专政了，一夜之间成了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这以后，白天在红卫兵监视下劳动，晚上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人群面前接受批判。红卫兵们纷纷上阵口诛笔伐，上纲上线，打倒坏分子郎守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偏偏郎守业是个倔汉子，肉烂嘴不烂。不但不低头认罪反倒跟批斗的人争辩，摆出一副宁折不弯、顽抗到底的架势。正因为这样，红卫兵对他的批斗也就越狠，对他的待遇也就越来越高了。立板凳、喷气式，直至脖子上挂板凳、缀石头，因为嘴硬挨过嘴巴，因为腰杆硬，挨过拳脚
批斗郎守业还不算，专政小组又提出当时掉胯的是一头壮驴，价值应在200元以上。而郎守山赔偿的是一头中等驴，郎守山必须把差价补上，不能让集体受损失。于是，发动红卫兵到郎守山家里，把一口酶咸菜的大缸抬出来，酶的咸萝卜扔了一地，又把一只盛衣服的柜子抬走。
郎家的小女儿郎俊荣刚刚十八岁，正在读高中。前两年家里赔了生产队一头毛驴，现在大哥被专政，红卫兵又抬走了大缸和柜子，这对她的精神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后来，她因忧郁成疾一病不起，家里又没钱医治，不久就死了。
郎家老太太死了心爱的闺女，大儿子又没完没了地挨批斗。老人家心疼儿女，终日忧愁，一来二去病倒了，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郎守山死了妹妹和老妈，心里非常悲痛，哥哥为了他正在受罪，本来心里委屈的他感到忍无可忍！
于是，他带上自己烙的两块玉米饼子，悄悄地进县城申冤。县公、检、法机关这时候已实行军管，郎守山找到军管会申诉了驴案的冤屈和由此造成的悲惨遭遇，恳求军管会派人调查，给予公正解决。军管会接受此案后，决定在原公、检、法机关的人员中选派一名有办案经验的人前往调查处理，最后选定了原公安局长张润东。
张润东1948年参军，担任过排长、连长、营教导员。全国解放后转业到龙河县公安局，由于工作出色，从科长、副公安局长升任为公安局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两院一局的工作统一由军管会负责，张润东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靠边站了。军管会领导派他去鱼洼大队调查处理驴案，张润东心里当然明白，毫无疑问这是军管会领导对他的信任，表示一定要圆满地完成任务。
张润东来到鱼洼大队后，首先深入到贫下中农当中进行座谈，对驴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他又借来折叠式米尺，从碾房门口到饲养户刘生家门口一米一米地进行了丈量。刘生家住在村东的一个平台上，这段路全长201.13米，又步步登高，共有石坎、台阶32个。张润东对掌握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推理，认为掉胯的毛驴根本不可能从碾房走到刘家。由此可以断定，驴胯绝对不是郎守山用棍棒打掉的。因此，他向大队专政组明确提出：郎守山赔偿生产队一头毛驴是冤案错案，要求予以纠正，并立即解除对郎守业的专政。可是，这个靠边站公安局长的话已经没有任何权威性，生产队干部和大队专政小组根本不听他这一套！张润东心里也很清楚，现在正处在无改府状态，人家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再呆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还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弄不好还会说他立场有问题，没准儿被鱼洼大队的革命小将轰出去！面对这种现状，与其等着被轰走倒不如知趣些，自己主动退却
张润东回县城后，县里军管会再也没有派人来，鱼洼大队的专政小组对郎守业的批斗又不断升级。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了鱼洼大队专政小组。
鱼洼大队北面是河北大队，两个大队相距仅三里远。鱼洼大队的驴案搞得神鬼皆惊，在毗邻的河北大队也引起了不少议论。河北大队有一个社员叫张会，五十多岁年纪。张会听说县里来了一位公安局长到鱼洼大队调查驴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便匆匆走人，又导致鱼洼大队的专政小组和红卫兵对郎守业的批斗变本加厉。张会对这件事深感不平，在与人闲谈时就为老郎家叫屈，说老杨家欺负老郎家。
有人问他说：你这样说有啥根据？那驴案是怎么回事你清楚吗？张会说：我当然有根据，那毛驴是怎么掉胯的我最清楚！接着，张会就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年初冬的一天，张会外出办事，回来时已经是后半夜，走到东沙滩时遇见两个人，沙滩上卧着一头毛驴，旁边放着一副驴驮架子，架子上绑着一根新砍伐的松木檩。两个人正在抬趴在地上的毛驴，那毛驴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张会走到跟前一看，这两个人他认识，是鱼洼大队的社员王占奎、王占元兄弟俩。1952年张会和王占奎、王占元曾结伴下关东在兴安岭大山里当伐木工，在一起搭了一年伙，同乡人出门在外，互相关系处得很好。张会便问王占奎说：这毛驴怎么了？王占奎见是熟人就实话实说了。
原来河北大队东山上松林茂密，外大队的人时常乘夜间上山偷树，运到长城以南的关里。关里是平原，盖房子缺木材，一条木檩能卖20-30元。王家兄弟想到河北大队东山偷砍木树，用毛驴驮回家，然后再运到关里。这天夜里便悄悄地找到铜养户刘生借毛驴。刘生的祖母是王占奎的姑奶奶，两家是老辈亲戚，刘生就答应了。深夜里王家兄弟俩牵着毛驴，偷偷地奔了河北大队东山松树林。兄弟俩用短锯锯倒一棵较大的松树，锯成一丈长的檩材，绑到木架上再抬到驴背卜。没想到走到河北大队东沙滩时，毛驴扑通趴到地上起不来了
王占奎知道张会懂牲口，就对张会说：老张大哥，帮帮忙吧张会就蹲下身去看毛驴的两条后腿，看了看后对王家兄弟说：这新伐的木头太重，山路又坡坡坎坎的，毛驴压掉胯了王家兄弟一听立刻慌了神儿，生产队的毛驴不能使役了要包赔，偷砍河北大队的树木还要挨重罚，这可咋办？张会出于过去和王占奎哥俩搭过伙的关系，就说：不怕，我会端胯，胯端上去就好了。
张会让于家兄弟把毛驴架起来，他用力端驴胯。张会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驴胯给端上去了。见毛驴的后腿恢复了正常，张会就嘱咐王占奎兄弟说：你们再不能让毛驴驮那木头了，不然还会掉胯的，再掉胯就不好端了。你们哥儿俩扛着木头牵着毛驴走吧，我也回家了。据张会说，事后王占奎还买了礼物感谢他，所以这件事他没对任何人讲过可是，没承想鱼洼大队却把驴掉胯的事安到郎守山身上，现在又整得这么凶，张会就觉得老郎家太冤枉。
张会分析，那天夜里他把驴胯端好后，可能是于家兄弟没听他的话，见毛驴胯已经好了，又把木头抬到驴背上，后来又把驴胯压掉厂
鱼洼大队专政小组和生产队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张会说得有根有据又合乎情理，当即就派人到河北大队找张会做调查。张会便一股脑儿把全过程抖落出来，并且写了证明材料，按了手印儿。
大队专政小组立即找到王占奎、王占元，要他们交待盗伐林木、压掉驴胯的问题。但王家兄弟对此拒不承认，专政小组长便亮出了张会的证明材料。
王占奎看了张会的证明却不以为然，反倒说张会是无中生有，对他们弟兄俩栽赃陷害！
专政小组组长说：张会与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冤，有什么理由陷害你们？
王占奎说：有！我怀疑张会对我们迸行报复！王占奎接着说，1952年，他和弟弟王占元与张会结伴去东北林区当伐木工，在一个叫黑瞎子的林场落了脚。张会能说会道，被大伙推荐当了组长。他们这一组共有8个人，除张会、王占奎兄弟俩，其余5人都是外省人。他们春季育苗种树，夏季在苗圃里锄，到秋季还进山伐木，累死累活熬到农历腊月十五，大伙都要回老家过团圆年了，林场才给这些外来的伐木工发一年的工资。
由于外来的伐木工很多，作业点又分散在好几个地方，林场就规定以小组统一领取本组人员工资。场部离王占奎他们的工棚有十几里地远，张会作为组长便一个人去场部财务处给大伙领钱。张会去了一天也不见回来，工友们想，可能是人多排不匕号。可是，大伙左等右等，一直等了四天，仍不见张会的影子。工友们这才觉得不对头！一定是张会黑了心，把工友们的钱领到手出山坐火车跑了！其他省的5名工友就把王占奎、王占元兄弟俩围住，说：你们哥儿俩和张会是一起来的，又是老乡，是不是你们和张会定的计，回家后分大伙儿的钱？快说实话，不然今个儿就要你们哥儿俩的命！王占奎和王占元兄弟俩一听可吓坏了！
王占奎便跟工友们解释，说他们和张会不是一个村人，过去也没有任何交往，对张会的为人也不了解。再说，那张会既然黑了心，绝对不可能把昧良心带走的钱分给他们兄弟一半王占奎一边解释，一边跪在5个人面前对天发誓：我王占奎要是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定遭雷劈！那5个外省工友也觉得王家兄弟为人忠厚，平时跟大伙也处得很好，不像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又见王占奎发誓赌咒，这才把兄弟俩放过了。
王占奎兄弟俩把行李卖了，加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对付买了回家的火车票。
回到家里时已经到年根了，哥儿俩在外累死累活干了一年，两手空空回家，连行李都卖了，有啥脸面见爹娘孩子老婆？
第二天，哥儿俩就到河北村找到了张会。王占奎没好气，狠狠地把张会损了一顿：你张会缺德到家了！大伙儿辛辛苦苦挣的钱被你拐走了，坑了、大伙不说，人家说我们哥俩跟你是同伙，差点儿要了我们的命！今儿个别的不说，痛痛快快把我们哥儿俩的工钱给我们，那就啥事没有，不然我们就到法院告你的状！张会理亏心虚，担心事情闹大，真要是王家兄弟告了状，他张会准得去坐人牢！张会就乖乖地把钱如数给了王家兄弟。王占奎说，有这个前因，张会那种人就会干出害人的勾当
大队专政小组听了王占奎这番话，认为不可信，如果真有此事张会也不会用这种办法报复王占奎，他会想到王占奎会揭他的老底儿，那岂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张会拐走工友工资真假与否，与驴掉胯的事毫不相干。张会的证明材料上时问、地点、经过写得清清楚楚，完全与那头驴掉胯时间吻合，王占奎节外生枝拒不交待白己的问题，只能说明他不老实！偏偏这时候又有人揭发王占奎有历史问题，解放前王占奎在伪满洲因的军队军队里当过三个月伪军，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伪军是曰寇侵华的帮凶和走狗！
大队专政小组在认定张会的证明绝对可靠的同时，决定对王占奎新账老账一起算，立即实行专政，进行批斗！
王占奎、王占元兄弟俩被关进大队一间闲屋子里，不准回家，由基干民兵日夜轮流看守。他们白天在民兵监视下参加劳动，晚上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批斗。什么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大帽子戴在王占奎的头上，王占元给哥哥陪绑。呜呀喊叫的打倒批臭口号中，这个一拳头那个一脚，一直折腾了他们一年多，但偷伐树木、压掉驴胯一事，王占奎依然死不承认。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专政小组解散了，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上边要求对专政人员的问题要抓紧逐个落实。够戴帽的整理材料上报，批准戴帽：不够戴帽的解除专政；对问题不能落实的，先解除专政，继续调查落实。由于有张会关于王占奎兄弟俩盗伐集体树木压掉驴胯的证明，再加上原公安局局长张润东经过调查后提出的处理意见，大队革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对郎守山打掉驴胯一事予以否决，退回郎守山包赔的买驴款，大缸、柜子原物归还，并立即解除对郎守业的专政。王占奎、王占元兄弟俩暂时释放回家，其问题继续深入调查，待查清后作出处理。驴案到此暂时告一段落。
也许是大队革委会工作很忙，或许是对驴案失去了兴趣，对张会与王占奎兄弟俩的恩怨纠葛，再没人愿意理会，乇占奎兄弟俩就这么被挂了起来，驴案也就没了下文。再后来，中央作出关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乌烟瘴气的驴案也就不了了之，当然也无需做什么结论了。
事情过去了，鱼洼大队的社员们似乎变得聪明了，看待驴案也仿佛换了一副眼光。他们冷静地对驴案进行了认真、客观的分析，而且分析的结果也比较合乎情理：大家都认为那毛驴可能是自己闹槽，把腿别进驴槽的四柱里，或是套进驴缰绳里才把胯拖掉了！可是，当初却没有一个人这样想，究竟是什么心理在作怪呢，谁也说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