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庄园是封建主经营的大地产，在各国的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过。西欧的封建庄园盛行于中世纪早期，即公元9至11世纪。它既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也是社会的基层组织。
公元9世纪，封建制度在西欧已经确立，封建统治阶级——国王、贵族、高级僧侣兼并农民的土地和农村的公有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农奴。
西欧的封建庄园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领主和农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由庄园自己生产，只有少数产品，如盐、铁之类才到庄园以外去交换，一般用不着货币。一般庄园都有城堡式的领主住宅、教堂和教士住宅，有农奴们简陋的茅舍，有加工麦子的磨坊、烘面包的烤炉、制造皮具的铁工房和酿制葡萄酒的酒坊以及仓库等。庄园的土地是条形的，分为领主自用地(通常是庄园中最好的土地)和农奴的份地。领主的自用地并不连在一起，而是和农奴的份地犬牙交错。耕地分为春播、秋播、休耕三部分，每年轮换一次，休耕地在当年作为牧场。
领主对农奴施以种种残酷的剥削。虽然法律明文规定：领主对于农奴的统治权是受着公民权的限制的，农奴的人力和生命受着国王的保护！但实际上，领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出卖或转让，可以对农奴施以种种酷刑甚至将其折磨至死。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名目繁多，主要是榨取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
实物地租是相当繁重的。公元9世纪时，巴黎郊外一份地产记录的规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领有份地的农奴除了每周为领主服3天劳役外，一年当中还得向领主缴纳半头公牛或4只公绵羊、4个迪纳理(1个迪纳理约等于1/10克黄金)的人头税、5个牟底(1个牟底约等于250升)的谷物、非领主森林所产的木板和板块各100块、6只生蛋的母鸡等等。每逢节日和婚丧嫁娶，农奴要给领主送礼，而且条件十分苛刻，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农奴送的小鹅如果“吃草的时候趴在地上，样子十分难看”，就得退回重送，农奴送的母鸡它必须“在平地上能飞到凳子上”，如果被怀疑有病，也得退回重送。农奴在自己份地上劳作的时间并没有保障，因为领主除了榨取繁重的实物地租外还有沉重的劳役地租。农奴一个星期要有3至5天用自己的工具无偿地为领主耕作，余下的时间才可耕种自己那块从领主手里租来的份地。农忙的时候，农奴要连续多天为领主干活，“甚至让自己成熟的庄稼浸在雨水中也得去给领主劳动——搬运、耕耘、播种、收获”。平时，农奴还得为领主砍柴伐木，修路建屋，巡逻守卫，甚至夜间驱赶青蛙，使领主得以安眠。
领主还利用设立的酒坊、油坊和面包房吸吮农奴的膏血。领主蛮横地规定，农奴不准用自己的磨盘磨麦子，不准用自己的酿器酿制葡萄酒，不准用自己的炉子烤制面包，所有这些用具都得使用领主的，而每用一次就得纳一次税。
苛捐杂税之中还有所谓军器税，领主往往借征收这项税款为名，索取农奴最好的马匹或其他牲口，如果没有，则取走一件最值钱的东西。
除了领主的剥削之外，天主教会对农奴的剥削也十分残酷。教会规定，农奴必须将自己收入的1/10缴给教会，名曰什一税。实际缴纳的往往不止1/10，达到2/10或3/10，广大农奴不胜负担。
农奴终年劳动，为领主做牛做马，而生活十分困苦。他们住的是低矮的茅草屋，而且往往还要兼作牛棚、猪圈，人畜杂居；穿的是破衣烂衫，很多人冬天没有棉衣御寒，最多加件外衣，用绳子往腰间一束；吃的一般是麦糊或燕麦粥加一点盐。农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甚至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领主把男女农奴都看作是自己的财产，如果妇女嫁到庄园以外去，那么领主就少了一个剥削对象。因此，妇女要和庄园以外的人结婚，必须事先得到领主的同意，而且还须交付一笔领主认为满意的赎金——外婚金，作为“补偿”。
领主及其家属饱食终日，挥霍无度，想尽方法寻欢作乐，而农奴却要遭受如此大的剥削，领主把自己的欢乐完全建立在农奴的辛勤劳动之上。
领主们往往有许多的庄园，尤其是那些大领主有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它们分散在各处，相隔很远。因此领主经常带着他的家属及随从，像一群蝗虫一样，从一个庄园吃到另一个庄园，尽情挥霍。
平时，庄园的具体事务是由一批庄吏管理，庄吏又有庄头、管家、总管之分。庄头管生产，分配生产任务，并进行监督；管家代表领主，主持庄园，征收租税，处理纠纷；总管位于若干管家之上，代表领主每年巡视各地庄园，稽查帐目，处理司法案件。这些庄头、管家、总管与领主狼狈为奸，竞相残害农奴，有人揭露说：“如果领主叫杀头，管家们则吩咐剥皮。”
领主和庄吏为了维护对农奴的统治，无止境地榨取农奴的血汗，在庄园里设有法庭，并豢养了一批警察和反动武装。庄园法庭由领主及其代理人担任法官，另有陪审员若干名。陪审员名义上由农奴中间选举产生，实际上全都由领主操纵，充当领主的工具。陪审员若不听从领主的摆布，就要受到制裁，甚至财产也被没收一空。农奴如果向庄园法庭告发领主，那“只能是向领主告发领主”。结果，被告逍遥法外，作为原告的受害农奴却轻则遭到罚款、鞭笞，重则被投入监狱。因此，广大农奴是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大农奴采取各种方式，反抗领主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公开申明：“我们是自由人，我们要做自由人。”
领主们也害怕农奴的反抗，他们为了麻痹农奴的斗志，便借助反动的天主教会作为精神工具。中世纪早期，几乎每个西欧人都是天主教徒，否则在社会上便没有立足之地。因此教会往往用开除教籍来威胁农奴，胡说什么一个人如果被开除了教籍，就意味着成了上帝的弃民，死后也就别想升入天国了。但是，广大农奴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即使堕入地狱去，也胜似忍受那些贡赋的压迫。”表现了农民阶级敢于藐视上帝的革命精神。
因此从公元9世纪中叶起，西欧连续爆发农奴起义。比如，10世纪末，法国诺曼底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奴起义。11世纪30年代，法国布刘塔尼的农奴又揭竿而起。这些起义打击了封建领主的反动统治，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打击，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货币与商品经济深入农村，逐渐瓦解了庄园的自然经济。因此，西欧的封建庄园日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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