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这样的吗？不是，是误会。汉武帝尊儒，但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与“独尊”是性质不同的事。
《汉书》武帝纪赞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处。
汉武帝“表章六经”是事实。“表章六经”是“尊儒术”，“尊儒术”不等于“独尊儒术”。
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则是班固杜撰。
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这就是班固说的“表章六经”。而文帝时期已有《诗》博士韩生；文帝闻故秦博士伏生能治《尚书》，而“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景帝时期，有《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胡毋生，不能因此说文帝、景帝“尊儒”，更不能因此说文景二帝“独尊儒术”。
《史记》外戚世家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
武帝，作为个人，向往儒术，即“尊儒”，是一回事，武帝是否把“尊儒”作为国家政策是另一回事。
《汉书》武帝纪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史记》封禅说：“(武帝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年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武帝建元元年(140BC)、元光元年(134BC)，两次兴儒术，皆王太后和田蚡利用儒术和儒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武帝即位之次年，建元元年，王太后、田蚡利用赵绾、王臧等儒者，借举贤良之机，大肆招揽儒生，“独尊儒术”，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术，是一次政变，其目的是夺窦太后的权。窦太后反击，政变失败，“诸所兴为皆废”，“独尊儒术”失败。
元光元年(134BC)，再次“独尊儒术”乃窦太侯死后，田蚡复起为丞相，再次借举贤良文学，大举招揽儒者，“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欲彻底排除朝中治黄老之术的老臣而以儒者取代之，即排斥窦太后馀党，这也是一次政变，是王太后藉此要田蚡“摄行政当国”，夺武帝的权。
元光元年，董仲舒贤良对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武帝既未反对，也未赞成，更不能因此说武帝由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是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从其政治文化政策和施政行为，全方位考察。
汉自吕后始，太后居长乐宫，皇帝居未央宫。窦太后居长乐宫，长乐宫在未央宫东，称东宫，未央宫称西宫。武帝即位，母王皇后升格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窦太后原居长乐宫，是常乐宫主人。王太后做了太后也入居常乐宫之长信宫。有太皇窦太后在，王太后做了太后，却做不了长乐宫主人，这已够令王太后不满。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自景帝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奏事东宫”制度。景帝前元三年(154BC)，吴楚七国反，景帝庸碌，不知计将安出，“常出入两宫”，至东宫向母窦太后问计。景帝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术”，自文帝时期，参预国政。因此，形成了“奏事东宫”制度，即凡国家大事，奏帝的同时，并奏东宫窦太后。
惠帝十六岁即位，年少，吕太后秉政，惠帝立七年卒，幼帝立，“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武帝十六岁即位，王太后亦欲学吕后。王太后不满足“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亦欲学吕太后“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建元元年的第一次政变，被窦太后粉碎，王太后、田蚡贼心不死。建元六年(136BC)五月，窦太后崩，王太后和田蚡，见机会又来了，又再次欲借助儒生，发起第二次宫廷政变，夺武帝的权，而被武帝识破，政变再次失败。建元五年春，窦太后病，不理事，田蚡等就说武帝“置五经博士”。
元光元年兴儒尊儒，作为政变是失败了，但兴儒尊儒则形成了气候，乃至“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这是影响所至，并非武帝施政政策造成。
元光元年“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起用儒者董仲舒、公孙弘等数百儒者，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然而仅此而已。
元光五年(130BC)，公孙弘为左内史；元朔三年(126BC)，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为丞相，元狩二年(121BC)卒。
元朔五年夏六月，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提出“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同年，公孙弘迁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背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谐，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史记》儒林列传)
同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文翁传)。儒林列传说：“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是真，有据可查；“公卿”则终武帝一朝，除公孙弘外，只有兒宽一人。
兒宽，千乘人，治《尚书》，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酷吏张汤为廷尉，以为掾，举侍御史，见武帝，语经学，武帝悦之，擢为中大夫(《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元鼎四年(113BC)，以中大夫迁左内史，元封元年(110BC)为御史大夫，后八年卒。相反，武帝亲信大臣，备受尊敬的有治黄老之术的汲黯、郑当时。
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卫青、霍去病出身“人奴产子”(奴隶)，而为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而丞相李蔡、公孙贺出身骑士。其他丞相、御史大夫，非功臣列侯即醇谨老臣，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
昭帝时期(86—74BC)霍光当政，“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汉书》霍光传赞)，无所兴废，间用儒生，而未见“尊儒”，更谈不上“罢黜百家”。
宣帝时期(73—49BC)，亦未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汉书》宣帝纪赞说：“孝宣之时，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宣帝治国“霸王道杂之”，与武帝相同，黄老刑名百家之术与儒术兼用。
《汉书》元帝纪说，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太子。’而王母张倢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为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汉家自有制度”，所谓“制度”，即“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兼用制度。
武、昭、宣三代皆“霸王道杂之”；高、惠、文、景四代则专用黄老刑名之术治国。
儒术独尊，百家罢绌，始于元帝。
《汉书》元帝纪赞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贡禹)、薛(薛广德)、韦(韦玄成)、匡(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贡禹为御史大夫七月卒，未为丞相；薛广德为御史大夫一年免，亦未为丞相；韦玄成于元帝永光二年至建昭三年(42—36BC)为丞相；匡衡于建昭三年至建始三年(36—30BC)为丞相。班固把丞相御史大夫合称宰相，故曰“贡、薛、韦、匡迭为宰相”。
贡禹以“明经”“征为博士”出身；薛广德出身于“以《鲁诗》教授楚国”；萧望之，博士弟子出身；韦玄成“明经”出身；匡衡，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出身。
自元帝始，公卿非儒者即外戚，而外戚为公卿者亦出身儒生。
此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呢？
自元朔六年，公孙弘提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及各郡国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背所闻……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者，年若干人，名额不限。
《汉书》儒林传说：“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数。”班固《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置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1—5AC)，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由此可见，自元朔六年(123BC)“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在利禄驱动下，儒者像蝗虫一样，以几何级数蕃殖，至昭帝始元六年(81BC)，“举贤良文学”，从《盐铁论》看，所举贤良文学已全为儒生，而且这些儒生的势力已很大，完全不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长史看在眼里，事事以儒术为标准，驳斥桑弘羊和丞相长史，要求取消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让利于儒者所代表的地方豪强，驳斥甚至贬低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其时，儒生羽毛未丰，还未能把持朝政。宣帝(78—50BC在位)立，用刑名之术治国，兼用儒者，但儒者的能量被限制在很小范围内。
至元帝即位，儒家势力已强大到能独占朝政的程度，而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国政就完全由儒者把持了。成帝(32—7BC在位)、哀帝时期(6—1BC在位)，继续并发展了此种趋势。至平帝(1—6AC在位)，儒者出身的外戚王莽摄政，以儒术为武器，篡汉自立，汉室乃亡。
如果把汉史分期，可分为初汉，盛汉、衰汉三期。
初汉：高、惠、文、景四帝时期，用黄老刑名百家之术治国，而以黄老之术为主，秦末丧乱之后，国家得以恢复元气。
盛汉：武、昭、宣三帝时期，治国方针为“霸王道杂之”，即黄老刑名百家之术与儒术并用，国力强盛，北伐匈奴，西通西域，西南通西南夷，南平南越、东越、闽越；东通秽貊、朝鲜，天文、历法、史学、文学、音乐，皆极一时之盛，为大汉盛世。
衰汉：元、成、哀、平四帝时期，以纯儒术治国，国以衰亡。现代历史教科书流行的所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于误会而产生的人云亦云，不合史实，是应当纠正的错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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