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柯马凯(MichaelCrook)，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节录自柯马凯口述。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我父母，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中国那个时候处在被围困的国际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触外国的情绪。这种警惕性，其实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58年吧，我父母带我们哥儿仨回了一趟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回国”，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1964年我考中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学。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被录取了。我先到英国上了一年学，再回中国就推迟了一年报到，等于说我比同龄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
美国“窝头”
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三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注：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全北京也没几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地位。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文革中这是个关键。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后，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这些人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地说，我当时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道理。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
我觉得红卫兵的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都积极参加了。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文革中的青春
那时候，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们都喜欢穿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儿，放什么都行。还有武装带，大家都说，这皮带可以用来抽人、抡人，可是我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有一回，我们红旗的队部被砸了。后来听说是体育学院干的，打不过人家，就说得了，算了吧。我们就开始想，要有点防御措施。
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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