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重庆
对毛泽东来说，20世纪40年代末期不是研究理论的时候，而是要快速行动，因为政权像正在成熟的桃子一样撩人地悬挂在他面前。
他做出一个接一个的决定。他与美国调情，然后苦涩地离去。他再次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打仗，并且连他自己都很吃惊地轻易就打赢了。他还批准了和苏联不快乐的联姻。
美国对毛泽东来说，就像中国对罗斯福那样，只是远处的一点微光，并不明晰。零零碎碎的阅读，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令人称赞的美国图像，那是乔治？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一片土地。
苏联和日本是现实存在的，而美国只是个概念。
到1944年，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毛泽东为了打败日本而需要美国。但是，山姆大叔现在就在他的门口，不光彩地扮演着蒋介石赞助人的角色。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美国在战后亚洲的作用。他预计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在延安，毛泽东向他遇到的美国记者反复提出很多问题，他对美国的好奇心让那些记者感到着迷。既然他能接触到国际新闻报道，他就像证券经纪人认真阅读股票报表那样，对美国进行仔细的分析。
他看过几部美国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萄》很精彩。贝蒂？格拉布尔让他颤栗。一部关于美国大兵在意大利打仗的叫做《太阳之行》的片子，让他对美国士兵无忧无虑的作风感到惊奇——他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他对查理？卓别林喜欢得不得了。［1］
1944年夏天，一架装满了美国军人和外交人员的C—47飞机飞到黄土高原降落在延安。毛泽东坐着他那辆救护车改装的轿车颠簸着驶向机场，去迎接“迪克西使团”。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当他见到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秘约翰？S?谢伟思和其他人时，他的目光是警觉的，但并不是没有期待。毛泽东和罗斯福派来的各类代表开始对话。
在迪克西使团延安之行背后起作用的，是美国远东战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他希望评估共产党帮助美国打败日本的能力。“刻薄的乔”史迪威对中共的印象不错，想和他们更密切地合作，以加强战争力量。
看来毛泽东在1944年是亲美国的。在没有预见到会使用原子弹的情况下，他觉得，美国军队为了打败日本，将不得不登陆中国。他赞成这样做。他逐渐喜欢上美国来访者自由随意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关于安排一位美国将军指挥全中国作战部队的建议(蒋介石不同意)。
他在与迪克西使团成员的谈话中，不断地使用“民主”这个词［2］，就好像它是延安和华盛顿之间共同的价值观。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成为西方所理解的民主的仰慕者。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反法西斯”是毛泽东提到民主时的全部含义。
20世纪50年代将会显示，毛泽东对美国的命运持有一种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了解情况的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的自负、腐败和十足的愚蠢感到沮丧。毛泽东关于美国政策的想法，也基于集中在国民党，毛泽东对美国社会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在1947年和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的谈话中说出的。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们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麻烦在于，你们误解了美国社会的和政治的潮流。美国的劳苦大众已经受够了资本主义压迫和不公正。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一个民主制度。当下一次萧条来临时，他们会向华盛顿进军，推翻华尔街政府。然后他们会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它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
我告诉毛泽东，美国劳工向华盛顿进军推翻华尔街政府的画面，与我所了解的美国社会不完全相符。
毛泽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能证明我的观点。你读过白修德和贾安娜写的《中国的惊雷》吗？”
我说我读过。
“你是否同意，这本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暴政和腐败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呢？”他问道。
我同意。
他又问：“你不认为它对我们很公平吗？”
我的确认为很公平。
“谁出版的这本书？”
我告诉毛泽东是由每月一书俱乐部发行的。当毛泽东问我这是不是一家资本主义企业时，我承认，是的，这家俱乐部的确是资本主义企业。
“好，那么，”毛泽东得胜似的说，“你已经得到答案！为什么一家资本主义公司会出版一本批评蒋介石而对我们公平的书呢？是因为受到了对中国友好、要求了解真相的美国劳苦大众的压力。”
见NYTMagazine，1/30/66。
身上的考虑。
除了打败日本之外，他还希望罗斯福不再把美元和给养送给国民党，否则，中共和蒋介石的战斗将是长久而血腥的。
毛泽东试图说服美国相信共产党把握了未来。如果能够让美国认识到，蒋介石由于缺乏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注定要失败，或许内战能够避免。如果美国能够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是相互平等的，或许可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在这种联合中，他会像黎明赶走黑夜一样必然击败蒋介石。
毛泽东发现，要说服罗斯福相信共产党正在迅速压倒国民党，一点都不比说服斯大林更容易。
当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时，已经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诱使一些关键的美国共和党人百分之百地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因此，罗斯福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蒋介石打交道。
在中国，“刻薄的乔”和陈纳德将军有分歧，陈纳德不想与毛泽东协作，而是想通过炫耀空中力量打败日本。而罗斯福那来自俄克拉何马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正在准备与史迪威参谋人员中的以及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作战。
可怜的毛泽东被弄糊涂了。没有人告诉过他，处理中国问题的美国人把百分之七十的时间花在互相辩论上，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花在实际行动上。
帕特里克？赫尔利1944年末来到延安。毛泽东驱车到简易机场欢迎罗斯福的这位私人代表。赫尔利用能让尘土飞旋起来的乔克托印第安人的战争式叫喊宣布自己的到来。他动作麻利，军人姿态十分端正(据说他坐下也端着军人架子)。他穿着军官制服，挂满勋章。毛泽东穿着不像样的棉服和棉鞋，安静地向前走来。
“毛思同。”一个随从参谋听见赫尔利跟毛泽东打招呼时说。另一个听见的人以为这位迅速升迁的特使说的是“毛思董”。
毛泽东和赫尔利把自己塞进了救护车。国际上相互理解这一高尚目标，几乎从来没有面临比这更严峻的考验。
他们跨过延河时，毛泽东描绘河水怎样在冬天涨起来，怎样在夏天干涸。赫尔利回应说，在俄克拉何马，河水在夏天少得可以通过观察鱼群搅起的水纹而跟踪它们的路线。
他们碰见一个农民正在用棍子赶骡子。赫尔利把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提建议：“打它的另一边，伙计！”毛泽东设法插嘴说，他小时候在韶山养过骡子。赫尔利解释说他曾经是牛仔，还一边讲那段生活一边不断地喊“呀呼！”。［3］
“这家伙是个小丑。”毛泽东后来告诉朱德，并且从那以后“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4］
赫尔利最大的问题是无知。他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比毛泽东对乔克托人的战争呐喊了解得更多。他甚至对他的朋友蒋介石也不理解。
毛泽东和赫尔利为国共的联合制定了一个计划。毛泽东对它很满意。他们两人都签了字。但是在重庆，国民党领导人嘲笑这个“五点方案”。
2
毛泽东曾向巴雷特上校说出他的怀疑，蒋介石是否真像赫尔利说的那样，在赫尔利把“五点方案”的要点带到延安来之前已经表示了同意，他这样想真是有先见之明。
赫尔利的做派像坦克，但是在智力上却像弹簧垫子一样软弱。几天之内他已经改变了他关于“五点方案”的主意。整个第二年——直到他怒气冲冲地辞职，并且解释说国民党运气直线下降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亲共产党——他一直让美国的政策保持亲蒋介石。
毛泽东又打出一张牌——进行高层对话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他要求去华盛顿。
他的电文于1945年1月传到迪克西使团在延安的办公室，以便传送给“美国最高官员”。电文说，如果罗斯福把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主要政党的发言人接待的话，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两人一起准备到美国来。［5］
毛泽东希望，如果罗斯福不邀请他，那就对提要求这件事保密；这是为了避免惊动蒋介石，共产党还在和他进行艰难的谈判。
赫尔利扣压了这份电文。这个俄克拉何马人已经成了驻重庆的美国大使。电文到了重庆，但是从没有到达“美国最高官员”手里。它只是作为向罗斯福提出抱怨的一部分，因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抱怨的是，巴雷特上校和中共之间有鬼鬼祟祟的联系。毛泽东等待着答复，但最终毫无结果。
十周以后，毛泽东得知，约翰？谢伟思已经受召要回华盛顿。他立即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家进行了半天的谈话。毫无疑问，他推测谢伟思是要回去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拜访罗斯福。(谢伟思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把他召回国的原因。)毛泽东这次可是大错特错了。
到仲夏，谢伟思被捕了，他被指控向左翼杂志《亚美》泄密。毛泽东心神不安。罗斯福已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而赫尔利现在正在大批地打倒那些相信毛泽东会在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的美国官员。
毛泽东写了一篇叫做《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6］他和美国的调情，就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几乎已经结束。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委员长使得一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新内战不可避免。这等于是赫尔利帮助把中国的未来交到毛泽东的手里，并且帮助把毛泽东推向与苏联更紧密的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是毛泽东未曾有过的，也是他并不想要的。
不久，赫尔利和蒋介石声言他们所支持的一切目标，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
当年秋天，毛泽东极不愉快地眼见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这时他心里似乎闪现了和美国合作的新兴趣。但是，这只可能是短暂的闪现而已，因为华盛顿此时是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
毛泽东在美国“丧失中国”四年之前，就丧失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左右为难。在赫尔利背弃了“五点方案”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去见毛泽东，看看能不能挽救点什么。毛泽东大发脾气，并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大声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7］
毛泽东在愤怒中做出一个预言，它在即将展开的悲剧中得到应验：“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向“将军大使”做汇报时，赫尔利同样大发雷霆，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账东西”。［8］“将军大使”是一群对这位老板感到不快的工作人员用来指称他的头衔，因为他喜欢同时涉足于军界和外交界。
赫尔利在延安交给毛泽东的文本借用了很多美国革命的措辞。“人身保护法”，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一句不容易用中文表达的话。赫尔利依靠《人权法案》来定义他认为战后国共联合应该坚持的价值观。［9］
毛泽东很反感吗？不是。对同赫尔利的第一轮谈判，他的反应还是不错的。事情的讽刺性以及悲剧性之处在于，为毛泽东请出美国宪法的那个人，也正是后来拆毛泽东台的那个人。
学习美国民主的宗旨这种方式，没能起到让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信赖美国理想的作用。当他的“选集”出版的时候，关于40年代他对美国表现热情的叙述，大部分都被删除了。
如果毛泽东当初到了华盛顿，他或许会说服罗斯福相信他对未来的把握。这不可能阻止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摊牌，但是中国内战就不会持续三年并且夺去300万人的生命。蒋介石也不会一直到最后都得到美国支持(实际上还不止到最后)，而乔治？马歇尔也不至于在进行调停时受到掣肘。
也许，不管马歇尔可能做什么(即使他双手都自由)，毛泽东都会打败蒋介石。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真的作为政治领导人来到白宫，而不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在美国的想象中，那么，在美国引起的冲击会比较小，对“丧失中国”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怨恨。
毛泽东在中国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本应是在5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在56岁时到苏联。假如当时真的去了美国，他在后来25年间和美国的关系大概会较少地陷在苦涩中，会较少地夹杂着战争和战争威胁。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和平似乎没有到来。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方式上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共产党和国民党争着要接受敌人的投降；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支，就是掌握未来。在这件事情上，充满愤怒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只得作让步。两个世界强国都站在国民党一边。美国对蒋介石的后勤援助，使他在接受日本人投降上，比中共先走一步。莫斯科和蒋介石政府的条约让毛泽东担心，跟国民党的内战可能漫长而棘手。
因此，毛泽东决定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弟亦准备随即赴渝。”他用传统的礼貌措辞给蒋介石发了电报。［10］
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反对重庆之行。如果不是美国保证他在蒋介石地盘内的安全，如果不是斯大林强烈推动，毛泽东是不会去的。［11］他告诉刘澜涛，他是怀着开放的心态到重庆去的。“签约的手是长在我自己身上的。”他向刘强调他的自由意志时说。他还告诉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准备离开延安回到各地去的同事们：“回到前线去打仗吧，别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在战场上的仗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而且跟蒋介石的谈判就会越有成果。”［12］
仍然热情奔放的赫尔利，于1945年8月乘飞机到延安去接毛泽东。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爬上一架飞机，他也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所统治的领土。在向南飞行的过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作了评述，毛泽东则填了一首词。
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戴上了一顶有檐的帽子。他从飞机里出来，头戴一顶头盔状的遮阳帽，这是有人建议采取的一项安全措施。他的目光是警觉而冷峻的。
自从1938年汉口陷落给日本人以后，重庆一直是国民党的根据地。这个坐落在山上俯瞰长江的城市，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景象。他住在红岩区一条狭窄巷子中一套舒适的房子里。蒋介石派了一辆美国小轿车供他差遣。
距离毛泽东上次不是作为土匪进城，已经过去18年。同1927年在武汉一样，他的出现是合法的。不断有客人来访。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不加贬义的形容词。
他和老朋友以及老敌人碰面。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表现出大度，低声说些爱国的看法，互相交换字画。他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新华日报》(这是他的诗词第一次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全重庆都了解了他对中国山河的热爱以及他对自己命运的抱负。
20年未曾见面的蒋介石和毛泽东握手了。
一个看上去像个威严的普鲁士人，另一个像是波希米亚的流浪者。蒋介石的上衣经过精心熨烫，挂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皱巴巴的，普通得就像是从几百件衣服堆里捡来的(虽然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以前说蒋介石紧张而毛泽东镇定，这并不十分贴切。像毛泽东那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会是十分镇定的，虽然他尽量慢地把烟吐出。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定，是因为他知道他能智胜蒋介石，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撇开人格不谈)会胜过蒋介石的事业。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是坦率的，而蒋介石则遮遮掩掩。
43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署了一纸协议。蒋委员长用正楷签名，毛泽东则用草书写下他的名字。
蒋介石得意洋洋地飞到延安，就像一个到罪犯老巢踢翻锅碗瓢盆的警察。他预言只要再有3个月就能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自己的军队正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而他只能对着一座座空城大声地下着命令。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他又拿起了枪。这一次他骑着一匹饲养得很好的马。他有了设法从东部沿海地区弄到的高质量的香烟，还有无线电收音机和一套很好的电话系统。夜晚工作、白天睡觉已成为他固定的习惯，因此，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只得改变自己的时间以适应毛泽东。［20］
一年的迁移让他身上的脂肪减少了，虽然食物一般来说还不错。他通常每天吃些肉、小米，或许还有萝卜或白菜。有一个星期，没什么吃的，只有用面粉和榆树叶做的粥。周恩来礼貌地说这种东西“好吃”，但毛泽东更喜欢有辣味的食物。［21］
他的电报充满具体的指示。他和别人在一个团队里工作，他只得这样做，因为部队指挥员是他的命令的执行者。他极少再单独地与大山交流感情。
由于毛泽东的生活已不像长征时那么艰苦，所以他的领导风格也变得更为传统。他花很多时间在室内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人一起开会，秘书们则拿着前线来的电文在窑洞里跑进跑出。
他设法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跟他在一起，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奔波中的家庭圈子。
这期间他没有新的基本思想产生，也没写过一首诗，至少他没有让公众看到或听到他的任何诗。很典型的是，他唯一的诗文是为另一个人写的诗作了一个脚注。有一天早晨，一个警卫员因为看见太阳像火球似的从黄河上紫色的雾气中升起而受到启发，要写一首诗。但是他卡壳了。毛泽东听见他念诗，就说：“遗憾的是，诗没有结尾。”然后加了3行他自己的诗句。
随着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声誉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假名——“李德胜”，是“离得胜”的意思。
他跟一个以前从没见过无线电收音机的王老汉闲聊。老王正准备把木头盒子劈了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解释电磁波的道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啰。”他劝告说。“不会的，”老王回答说，“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22］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他已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在他的作品中，他声称代表中国讲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23］)。
在蟠龙大捷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树下坐在小凳子上听共产党广播电台的报道。一部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放在一个底朝天的桶上，收音机传出广播员充满情感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时声音里有一种刚劲，说到毛泽东时有一股热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样就是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像她那样的广播员。”
在一个村子里安顿下来以后，毛泽东会在黄昏时从窑洞里出来，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坐在小凳子上。他学外语仍然没有摸到窍门，但是，1944年到1945年跟美国人打交道，使他想学一下美国的语言。一个战后政治家的自我形象似乎正在成形。
有一篇回忆录以对毛泽东不利的口吻，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勤奋稍微作了一点比较。“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24］用北京的标准，这是个尖锐的评论。
然而，从来没有人(甚至包括张国焘)暗示毛泽东缺乏个人勇气。
毛泽东和国民党的胡宗南将军进行了紧张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离开以后占领了延安。他在那里结了婚，他曾发誓不占领毛泽东的司令部不结婚。
毛泽东的部队不过两万，胡宗南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到处迂回穿插，使胡宗南的部队过于分散，不得不从解放军受到很大压力的其他一些战场抽调部队。
毛泽东让部队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由于他不在乎土地的得失，并且很多时间在与胡宗南捉迷藏，于是他常常随处坐下来和工作人员谈论小说。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他鼓励警卫员们写日记，甚至帮他们修改日记。
胡宗南的23万人四处铺开。他们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享有与农民的良好关系。胡宗南被诱入并被麻痹之后，毛泽东就行动起来。“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他总结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25］
1947年末，毛泽东在全中国开始发起进攻。解放军在整个华北和华中像他对付胡宗南那样对付国民党。“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26］毛泽东的话好像有点夸口，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共产党有民众，国民党只有领土。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说，到了1947年，“华北百分之七十的农民都拥护共产党”［27］。
在从陕西到华北的途中，毛泽东在五台山的一个寺庙里待了两天。毛泽东就那个庙里的两位高僧(两名出家的退伍军人)问了僧人们许多问题，听他们讲该寺庙的历史和法事活动情况，最后他让佛教徒们放心：“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28］
蒋介石在东北得到一个令人痛苦的教训：控制建筑物而不是人心，是没有用处的。他的火车打算从一个城市开向另一个城市时，却发现拥护毛泽东的农民已经把铁轨搬到山里去了，蒋介石只占领了几座车站！这种情形概括了内战的形势：农村毁掉城市，人战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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