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分,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与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他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的特情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特别党员。

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绥德的李启明眼光长远。李启明在绥德发展了鲁南情报组,还与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恢复建立了联系。边保侦知,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兰州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特务,于是策划打入这个兰训班。按照边保部署,李启明要毛培春设法打入兰训班。

毛培春到兰州投考,顺利进入兰训班。这个学员比别人多了一重共产党情报训练班的经历,学习当然出色。从这第二个情报训练班毕业后,毛培春加入军统工作,被派到洛川宪兵司令部任特高组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本是特科的情报里手,派遣一个情报组打入临汾的日军师团部。陈赓亲自设计,让这个情报组为日军提供假情报。一次,日军从情报组得知八路军驻地,连夜突击,八路军仅能提前一刻转移。陈赓的高招,让自己不受损失,还使日军信任这个情报组。1943年9月,从遥远的日本来到中国的日军战地参观团,到晋南地区参观。陈赓通过临汾情报站得到参观团准确行程,一举将其全歼!

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来说,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些最初的动作,已经显出虎虎生气。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都有一个联络图,图中描绘国民党间谍在共产党解放区埋伏的秘密网络,谁拿到这张图,谁就掌握情报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尽管这图被渲染得神而又神,读者和观众却都没有真正见到这张图,也许这图本来就是虚构之物?

不承想,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文章中却真的出现一张联络图中共在重庆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图示。

顾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关系,国民党虽然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却不敢完全撕破脸皮。于是,还在陪都重庆给共产党留下一个八办。这就给周恩来留下活动空间。徐恩曾将重庆八办的联络图,绘制为同心的三个层次,每层都从中心辐射而出,每层又有几个小圆,各圆之间又有连线.

如此复杂的联络图,还是尽量使用徐恩曾的语言来描述吧:共产党在重庆担任上层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宾。看来,徐恩曾对周恩来在中共统战、情报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当了解。

徐恩曾这样描绘环绕周恩来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有几个不经常在渝的助手,如秦邦宪、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叶剑英等,这些人都被认为中共的代表人物,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这些人,不但具有国民党承认的代表身份,而且同国民党有久远的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活动起来当然方便。正像徐恩曾所说:我们如果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比作精神的原子爆炸,那末,这就是爆炸的核心。

徐恩曾又描绘中共精神原子爆炸的辐射情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总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他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F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这倒是实话。周恩来在重庆八办指导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哪里能让徐恩曾知道。

谢和赓为白崇禧写讲话稿,周恩来亲自修改。白崇禧对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卜.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卜.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他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中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两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赓,高级参议刘仲容。

谢和赓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赓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赓埋头苦写三天三夜,成稿一万四千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赓手中的稿件,删去两千多字,还有大量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赓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刘仲容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良好关系。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容也受到桂系重用。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容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参议。后来,刘仲容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

谢和赓是派进去的,刘仲容是拉出来的,这个情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学下闲棋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边保),安排阎义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队。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有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风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见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织隐藏在政府之中,在军队,党组织隐藏在政治部之中。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党组织和党员才开始公开。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被校方开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关露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关露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插曲《春大里》,满上海的男女老幼都在哼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丁玲、关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

上海沦陷后,关露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新旧时代》。《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关露边写,杂志边连载。此时,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正在飞黄腾达,见恩人的姐姐生活困窘,几次提出请关露吃饭,还请关露到自己那里工作,但是都被关露拒绝了。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现在李士群已经是公开的大汉奸,关露决不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个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单行本,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

刘少文递给关露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露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分管联络工作。小廖就是廖承志,现在香港工作。

关露愉快地接受任务。关露知道,廖承志正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把上海的许多文化人都接到香港去了,关露正想离开这口寇统治的上海呢!

到香港,关露见到左联时期的老领导潘汉年。潘汉年向关露布置:代替胡绣枫打入李士群的76号。

关露迟疑了。李士群虽然与自己妹妹交好,但他现在已经是个闻名全国的大汉奸。前些日子,李士群一会儿找自己做翻译,一会儿请自己吃饭,自己都拒绝了,难道现在上门去求这个汉奸?

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不!不是的!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

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潘汉年和廖承志也期待地等待着回答。

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关露最后还是答应了。

关露风风光光地进了76号大门。李士群、叶吉卿隆重迎接救命恩人的姐姐,带领关露参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潘汉年通过关露掌握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长远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急切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

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立即表示,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还主动提供日军清乡情报。

可是关露呢?一个单身女人,化身而为女间谍,关露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着名女诗人,却被义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还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

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工夫下得很足。口本外务省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一所同文书院,专门选调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巾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个学院其实也是一个间谍学校。

毕业于同文学院的岩井英一,就任口本驻上海总领事,经常以左倾面貌出现,结交不少中国进步文人。岩井英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里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岩井公馆的一个情报人员主动来找潘汉年。国际情报界向有双重间谍之说,这个袁殊,却是与敌、伪、顽有多方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

袁殊是左翼文化人,由潘汉年吸收加入特科,按照组织部署利用同乡关系打人国民党特务头子吴醒亚的干社,同时又拿岩井的情报津贴,一身三任。后来,袁殊与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又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后,袁殊又找潘汉年联系。抗战爆发,中统、军统都很重视袁殊与日本人的关系,戴笠亲自拉拢袁殊入伙。经过潘汉年同意,袁殊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9年,袁殊奉军统之命刺杀李士群,反而被李士群逮捕,又由岩井英一出面营救。

上海地面颇有些路路通的人物,袁殊的身份更是极其复杂。他是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岩井英一系统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又是军统站长,实际上却是一位在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潘汉年大胆决策,通过袁殊与岩井英一联系。岩井英一早想联络中共情报人员,正是求之不得。

两个间谍头子会面了。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自称左派人士。日本领事岩井英一彬彬有礼,愿意提供方便。

香港,一家《二十世纪》杂志创刊了。每过半月,这个情报据点的代表陈曼云提供一份情报,每过一月,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提供2000元经费。这样,共产党情报机关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局。

胡越明这个情报线索也得到日本驻华最高情报机构梅机关的重视。影佐祯昭特意宴请胡越明,岩井、袁殊作陪。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频频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又派刘人寿等人到岩井公馆去工作。刘人寿在敌特机关内部设立秘密电台,以备急需。

通过岩井公馆的关系,潘汉年获取日本外务省的内部情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英美交战而不是北进打苏联,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中共中央指示隐藏在租界的江苏省委机关转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工作进行之中,发生省委负责人刘长胜被关卡扣留的事件。为了安全,潘汉年决定启用李士群。

李士群一口应允,交给潘汉年一个密码本,还派胡均鹤具体布置。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夫妇、组织部长王尧山夫妇一行五人,乘坐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恭候,随之就是下榻金山饭店,游览金山寺。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尧山认出那徐毅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知,这胡均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正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席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均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均鹤等到底可靠与否,惟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

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岩井英一也为胡越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着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

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胡越明说是要为岩井转移情报干部,岩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香凝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两百多天,行程十余省,输送八百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着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50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曰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沦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口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口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围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而一直深深隐藏。世问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口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口军本问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剑本问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着,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_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义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卜.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上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刚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周恩来见刭电报脸色尉变,连说糟糕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灾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他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IO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

在沦陷区游刃有余的潘汉年,也有失手。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而李士群留下的密码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

到了上海,胡均鹤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李士群在南京,潘汉年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跟胡均鹤去了南京。到了南京,李士群不在,他手下的特务倒是热情迎接,大摆宴席,大排麻将,有意将潘汉年的秘密行动公开化。第二天,李士群与潘汉年见面,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当时没有想到,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会产生那样大的后果。

回到淮南根据地,潘汉年本想向领导汇报这次会面,可是,饶漱石正在发动整风,连新四军军长陈毅都整。潘汉年若是在此时汇报这次未经事先请示的会面,后果难料。潘汉年犹豫了。国民党不知是否得到什么消息,在报纸上鼓噪,共产党派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勾结汉奸。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潘汉年有关报告,立即辟谣。

后来,潘汉年到延安开会见到毛泽东,正想说出此事,毛泽东主动说:中央信任你!潘汉年一犹豫,错过机会。一直到建国后,扬帆案件牵扯胡均鹤被捕,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自己当年与汪精卫的见面。毛泽东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重用。以后,就发生潘汉年后半生入狱的悲剧。

情报工作,常常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级出了问题,旁人很难提供证明。潘汉年受到怀疑,连累本系统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华克之、袁殊、关露等人都被捕了。直到1982年,这批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以往,人们知道,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实,若是算上远亲,毛家死的还要多些。毛泽东的家族还为情报工作做出了牺牲。

1938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和表侄王德恒从白区到延安,同在抗大三期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中,强万夫在山西牺盟会入党,算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帮助毛远耀恢复了组织关系,又介绍王仲方、艾叶、铁军入党。强万夫还陪王德恒去凤凰山见毛泽东。

抗大毕业后,毛远耀分配到八路军印刷所任所长。王德恒年纪较大,当过记者,写过书,抗大毕业后被派往囡统区工作。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趁其乘坐江轮的时候,将其打死在江水中。王德恒牺牲的时候,女儿王海容还没有出生。

出行南方之前,华克之向毛泽东表态:从此隐姓埋名,宁可烂入泥沙!建国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出狱后身居陋室,没有等到彻底平反就去世了。人们发现,遗物只有一张恋人的照片。关露与王炳南相恋多年,抗战胜利后得以相聚。但是,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从大局出发中止与关露的恋爱。于是,关露的后半生在孤独中度过。

这就是不少情工人员的悲剧命运。

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究竟是真是假?

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

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

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

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引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

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

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

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

建立间谍,打进去难,拉

出来容易。但是共产党为什么

却只能打进去呢?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

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

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

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

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着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

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

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洗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

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同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在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上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

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G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项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本来是苏联派到日本的间谍,可是一转眼就变成了日本派到中国的间谍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旋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上书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儡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

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叶1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

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

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继续与鲁南打得火热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入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5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

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

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

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也是个使用反间计的高手。

1932年,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人奉命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个黄埔学生骁勇善战,打得蒋介石这个老师没得办法。蒋介石的本事,论打仗评价不高,搞特务却是独步天下。蒋介石派遣了两个特务,冒充国民党改组派,到苏区与许继慎联络。两个特务落到保卫局手中,供认许继慎是国民党内线。于是,国民党打不垮的许继慎,死在内部肃反的刀下。

洛川位于延安南面180里,西安路途的第一大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很强的特务组织,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非,则是个情报新手。

赵去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

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赵去非考察发现,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

赵去非激将: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石志文也激动了: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

赵去非这次短促突击够愣,石志文后来笑谈,自己参加革命是赵去非逼的!

石志文当时的心理是,共产党要是利用我,我就不干,要是看做自己人,我就干!

赵去非十分欣赏石志文这个态度,立即给他一些情报,要他主动送给中统。石志文受到中统信任,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石志文把这个训练班几十个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边保与中社部核对,两个系统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

1940年初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洛川的中统干部齐开章投奔边区,石志文又乘机要求调回洛川,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赵去非在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就有了自己人。

地下党员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中社部也有内线在洛川。

洛川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程永和,其实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情报员。

程永和本是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到延安上抗大。中社部选中程永和,派到情报据点西北旅社当会计,协助经理汪金祥工作。

鉴于程永和能力很强,中社部又将其派到马豫章的肤施县政府工作,并相机调往西安。国民党不知程永和过去经历,见他文化程度高,字写得漂亮,英文也好,就调到中统省室工作。后来,又将其调到洛川,公开身份是教育科长,其实是中统的专任调工、陕西调统室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

程永和性格随和,很快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调统室主任搞到一起,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特务有什么动向,大家都向他吹。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去非。县里有石志文,专署有程永和,中统驻洛川的专区和县机关,都有赵去非的人了。

程永和整天装两面派,言行都得稳重,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出差西安,程永和带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在路上看,火车上被人发现,到站就被军统当作共产党特务抓住。

押送途中,程永和紧张寻摸对策,刚被送到军统,立即就炸:你们军统有没有别的本事?有本事整共产党,整我干什么?

这下就把军统骂懵了,忙问程永和是什么人。

程永和硬气地说:你们不是要整中统吗?问问朱宜之,看看我是不是中统的人!

军统给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打电话,朱宜之说:是我的人,送到我这儿吧!

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向有矛盾,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去非就是不放。程永和1938年到延安,在洛川一千就是五六年,40多岁还没有结婚。

这个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官员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他。可那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么敢娶!总是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

给程永和派个老婆?赵去非手头可没有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一直坚持到解放。

赵去非的情报网逐步渗入国民党洛川地区各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进行,县政府电话总机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赵去非通过监听国民党的通话,就掌握了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掌握了洛川与西安之间传递的情报。

延安、西安往来不断,这洛川也是个间谍天堂。中统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当然也要有所作为。

这天,边保洛川外勤组组长赵去非突然接到交道镇干部罗克(曹先谦)汇报:有个中统特务要来投诚!

此人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歧,富县人,通过居住在边区的兄嫂来联系,说是想找共产党。

有了石志文、程永和两个内线,赵去非对洛川地区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指掌。这个党部干事王忠歧,其实是洛川的专任调工,单不移手下的一员特工健将。早听说单不移是个善使反间计的老手,赵去非估计,王忠歧的所谓投诚很可能有假。

不管真假,送上门的情报工作不能不做。赵去非布置罗克,王忠歧来的时候,就对他交待政策: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过来对比一下,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

王忠歧听说385旅的赵参谋欢迎自己,也就战战兢兢地来拜见这个中共特工。

赵去非在交道镇的饭馆里设宴,顺势打问洛川的国特机关情况。王忠歧既称投诚,当然有义务提供一些情报。

两人谈起洛川国特机关的人员情况,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

王忠歧恭敬地说:一定照办。

赵去非诚恳地问: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单不移没有怀疑吧?

王忠歧顿时领会,这个所谓共产党叛徒原来是赵去非的间谍!

王忠歧回到洛川,兴奋地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王忠歧此行挖出一个共产党间谍,充分证明边保对他是信任的!两人不知,此人当真是个叛徒。赵去非正是利用王忠歧暗箭伤人,反间计啊!

没几天王忠歧又来找赵参谋联络,赵去非继续麻痹对手,鼓动王忠歧在国特机关里面大胆干,暴露就回边区嘛!

这下,单不移以为,这个赵参谋是个迷糊人,好对付。没过一个礼拜,王忠歧又来送情报。饭桌上,王忠歧主动说:你过去问的几个人,在洛川都很稳当,没有引起单不移怀疑,可以继续工作。

赵去非面孔一板:王先生,我们对你够朋友吧?

王忠歧讨好地说:够朋友!够朋友!

赵去非质问:可是你呢?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谈的这点儿情报,我根本不感兴趣!

壬忠歧慌了:你要什么?可以提问?

赵去非冷冷地说:单不移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也清楚,他的事情你就不能透露一两句?

王忠歧见应付不过去,只得讲出中统潜伏在边区的一个特务。

赵去非得寸进尺:单不移在边区的秘密人员都有谁?你也许不是全知道,可是,你知道的也没有全讲!

王忠歧满脸是汗,又吐出几个。

赵去非继续挤牙膏:你应该忠诚地告诉我全部情况!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留下。回去也行,我替你保密。

王忠歧顶不住了,一口气说出七八个人。

赵去非又问: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要站在单不移的立场和我谈话!

直到王忠歧说出樊某,赵去非才相信他说出了全部情况。

这个樊某是边区富县政府的秘书主任,还是边区参议院的议员!石志文、程永和报告,樊某的表弟孙世昌秘密投靠国特,还在争取樊某投敌。这次又在王忠歧这里得到证实。

赵去非穷追猛打,王忠歧吓得浑身冒汗,一个劲儿表忠心,保证为共产党做工作。

主动上门提供情报?赵去非暗笑单不移失招。

王忠歧交待了这么多情况,赵去非不好再放他回去,就将王忠歧关押在富县的魁星楼上。

第二天早上,赵去非正要继续审问王忠歧,看押干部王承义哭着来报告,自己昨晚睡着了,王忠歧跳楼逃跑!

外勤组的人们顿时紧张:放跑特务,这个责任可是不小!

赵去非尽量镇定,安慰王承义:王忠歧逃跑,我也有责任。现在不要哭哭啼啼,要想办法,不要上当!

赵去非布置大家:谁都不要做声,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谁问都说不知道!王忠歧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单不移也要考察他,为什么共产党那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歧也供出几个人,我们放掉一个吐光情况的,再弄一个新的来。单不移发现我们抓了他的秘密关系,就会怀疑王忠歧!

当晚,赵去非就去诱捕樊某的表弟孙世昌。

孙世昌家住富县边界,距离国统区也就三四里路。突击孙世昌必须单刀赴会,赵去非也有落入敌手的危险。可是,为了挽回王忠歧逃跑的被动局面,只有冒险。外勤组事先布置武装人员秘密潜入敌境,成扇面护卫,只准一人通过。孙世昌的小院有三间瓦房,房顶压着枪,樊某在屋里等候,赵去非在草垛里藏着。

孙世昌如约而至,房上趴着的人下来开门,赵去非掩身而入。

孙世昌大惊失色!可是门口有枪,院里有枪,只得坐下谈话。

赵去非反复劝说,孙世昌坚不吐实,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远的边界还有孙世昌带来的武装人员等着,赵去非只得派人把孙世昌押走。

不久,石志文和程永和就报来洛川情况。

王忠歧顺利逃回,果然引起单不移的怀疑:共产党的边保那是什么地方,就能让你一个轻易跑出来?追问之下,王忠歧又承认向赵参谋供出几个人。这可把单不移气坏了,几年工夫才培养这几个人,都让你一下出卖了!

单不移立即下令关押王忠歧,又派人通知孙世昌,不能和樊某接头。那知晚了一步,孙世昌已经被捕。这下单不移更认定王忠歧肯定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下令狠狠用刑。

冤枉万分的王忠歧大骂:你单不移这么对待我?共产党还好些!国民党这样下去还不亡党亡国?单不移更加痛恨王忠歧,下令将其秘密活埋,而且是大头朝下。

赵去非又设计继续扩大战果。

边保向外放风,摆明王忠歧是自己逃跑的。

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和王忠歧过去的交待完全一致!

王忠歧本来就有人缘,单不移本来就不得人心,洛川的国民党人员骚动起来。石志文、程永和两个乘机鼓噪,说单不移这个外来户专整本地人!

这下闹得单不移在洛川待不下去,丢下工作擅自出走。

中统的洛川调统室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铭锡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自行来到洛川,控制了电台,向西安发报挺身而出,主持大局。

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正在担忧洛川失控,恰巧接到聂铭锡电报,只得任命聂铭锡代理单不移职务。后来,朱宜之嫌聂铭锡资历还嫩,又任命石志文为洛川调统室主任。

不管是聂铭锡还是石志文,都是共产党的人。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完全掌握在边保手中!

相关推荐 RECOMM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