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他是赫赫有名的斧头帮帮主，拥有数千门徒。他出身贫寒，十分同情劳苦大众。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常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他满脑子的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江湖义气。在混乱的战争年代里，为了寻求出路，为了朋友义气，他不惜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对抗政府和权贵。他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民国历史上的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遇刺案、宋子文枪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被刺案等等，都和王亚樵有关。
砍出一片天
1887年9月，王亚樵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普通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年轻气盛的王亚樵在安徽都督、同盟会员柏文蔚的勉励下，雄心勃勃地在乡间组织地方武装，后又加入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并和其中的几名激进分子组织了安那其学会暗杀小组。他还随柏文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日本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参加二次讨袁运动
种种尝试失败后，王亚樵逃亡到上海滩。在柏文蔚的支持下，他接管了上海安徽同乡会馆，生活才算安定下来。这段时间，王亚樵接触到了上海劳工，深深体会到他们的辛酸，决定成立安徽旅沪劳工会。他组织了斧头帮，买来100多把锋利的斧头分发给帮会成员，为饱受欺压盘剥的劳工撑腰出气。哪个劳工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他的斧头帮就一拥而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或砍或杀，异常凶猛。他们高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很多资本家都避而远之，连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惧其几分。
王亚樵的斧头帮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劳工会会员达十几万。拜在他门下的弟子也越来越多，门徒最多时有数千人，他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劳工总会领袖。
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川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受到卢永祥的赏识。卢永祥除了赠予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纵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
王亚樵把上海劳工总会丢给几名手下管理就到湖州上任了，他在此大规模招兵买马，练兵备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在浙江江山县任保安乡自卫团团总，被王亚樵招进别纵队，任命为纵队长。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后来投奔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也都加入了别纵队，成为纵队长。他们与王亚樵交往甚密，先后结拜成为把兄弟。
被蒋介石看中
1925年，卢永祥兵败，通电下野，王亚樵部也作鸟兽散。戴笠、胡宗南等人各自回乡，不久报考了黄埔军校。王亚樵则返回上海。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几个拜把兄弟日后竞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
王亚樵在上海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行当。1928年，他暗杀了跟柏文蔚作对的国民党全国建设委员会会长兼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受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当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指使，率人暗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经理赵铁桥。李国杰给王亚樵的暗杀酬金是一艘大轮船，可这艘船他早已言明要送给上海滩的黑帮老大张啸林，这导致了王、张二人后来的争执。王亚樵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深得柏文蔚等国民党内部西南派人士的赏识，因此受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蒋组织。
1932年，第一次淞沪会战后，日军驻上海指挥官白川大将准备于4月29日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庆功会。中国老百姓十分气愤，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子大骂。他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破坏日军的庆功会。驻上海日军规定，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不得人内。王亚樵无法下手，便联络了原安那其学会成员、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等3人，请他们实施暗杀任务。
4月29日，安昌浩等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讲台桌下，然后迅速离去。两分钟后，炸弹爆炸，白川重伤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飞了一条腿，其他十几名日本文武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喜讯传出，大快人心，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也深受鼓舞。蒋介石对此事极为关注，立即派刚刚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去了解内情。戴笠很快了解到此事系王亚樵所为。蒋介石认为王亚樵干了政府官员不能干的事，对他刮目相看。
蒋介石急于想把王亚樵控制在自己手中，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拢、收买。王亚樵担心自己过去暗杀蒋（介石）、宋（子文）之事被查明，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戴笠认为王亚樵不识抬举，非常气愤。不久，王亚樵的几个门徒被捕，供出了王策划暗杀蒋、宋未果之事。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在家人和门徒的掩护下，化装成搬运工，搭乘开往香港的货轮，逃脱了戴笠的追捕。
刺杀汪精卫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云集香港，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政府首脑的计划。为了准确掌握蒋介石等政府首脑的行踪，王亚樵在南京设立了晨光通讯社，派得力助手华克之负责，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伪装成记者，设法获取有用情报。
1935年10月，王亚樵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知国民党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认为这是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好时机。孙凤鸣主动要求承担此次刺杀任务。华克之让张玉华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请六中全会的记者出入证，他自己则负责善后工作。
11月1日，孙凤鸣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央党部大院，只见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门口合影留念，却不见刺杀的主要对象蒋介石。
原来，中央委员们开完会走出礼堂，准备合影留念时，蒋介石见记者蜂拥而上，不悦地退回礼堂。汪精卫返回礼堂催请，蒋介石谎称身体不适，汪只好返回，率中委们合影。
虽然蒋介石没有露面，孙凤鸣还是不想错过这次绝好的暗杀机会。待中委们合影完毕准备散去时，他毫不犹豫地抽出藏在摄影箱里的手枪向汪精卫射击。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毙。事发后，蒋介石非常气愤，把戴笠叫去大骂了一顿，命他3天内查出线索。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并说出此次的刺杀对象还包括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命戴笠迅速缉拿王亚樵。
王亚樵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请香港总督关照他，说他是反蒋人士，不是刑事犯。所以刺汪案发生后，大批国民党特务涌到香港，都未能找到王亚樵的行踪。情急之下，戴笠亲自带人赴港。因为走得匆忙，戴笠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没有办理入港携带证，一下飞机就被香港警务处拘留了，直到南京国民政府送来公文，才将他释放。
戴笠受此侮辱，羞愤交加，发誓要干掉王亚樵。这时，一个叫陈亦川的特务向戴笠献计，表示愿意打进王亚樵集团，或擒或杀王亚樵。经戴笠同意后，陈亦川隐去特务身份，混到王亚樵身边，成为他的门徒。陈亦川打听到王亚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开了个茂源绸布庄，便常常化了装到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王亚樵等人去绸布庄阁楼上开会，陈亦川立即报告香港警察局，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协助拘捕。当警察冲进绸布庄时，王亚樵听见楼下掌柜的叫喊声，立即飞身越窗跳到阁楼外面的房顶上逃脱。警察破门而入，将王亚樵的亲信余立奎等人逮捕。
戴笠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香港，指控余立奎等人是上海斧头帮的人，专门做暗杀绑票勾当，要求以刑事罪引渡。当时中英双方正在宣传中英友善，英国政府电令香港总督将余立奎引渡给中方，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无奈之下，王亚樵只好带领部分亲信前往西南派人士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
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监。陈亦川暗地里跟踪她，还给她送礼、送钱，企图打听王亚樵的去处。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亚樵，怎么都不肯说出王的下落。这时，远在南京的戴笠设计了一出戏，让特务混进监狱，与余立奎关在一起，故意造谣说余婉君和王亚樵有染。
余立奎听信了特务的谣言，十分生气。一次，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一见她就破口大骂，还给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踢了出去。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处的陈亦川立即上前相劝。另一名特务也出来装好人，说：余先生对你有误会。他听人说，你在外面与王亚樵关系暧昧，所以很生气！一个狱警上前劝说余婉君：你看，你要是说出王亚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没事了，不就证明你的清白了吗？余婉君知道特务们是想套出她的口供，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王亚樵的地址。陈亦川陪余婉君从监狱回到家后，又一再劝她，说：蒋介石是爱惜人才的，绝不会杀王亚樵。抓到他后，开导开导他，日后还会重用他。
头脑简单的余婉君信以为真，便说出了王亚樵在梧州。陈亦川立即和十几个特务，带着余婉君赶到梧州。
余婉君通过李济深找到了王亚樵。她抱着孩子向王亚樵哭诉道：立奎被判了死刑。我们母子在香港活不下去了，望您容我们母子住在这里，也好有个依靠。
王亚樵见状，立即答应，并派人给余婉君母子租了房子。余婉君说，过几天，她打算派佣人张妈去南京看望丈夫。王亚樵说：到时我写个条子，让张妈设法转交给立奎。
1936年10月20日晚，李济深宴请王亚樵。余婉君找到李家对王亚樵说：张妈明天就去南京。
晚宴结束后，王亚樵离开李家，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要让余婉君带字条，便转头去了余家。不料刚一进门，躲在门后的国民党特务便往他脸上撒了把石灰，然后一拥而上，想活捉王亚樵。
可王亚樵绝非等闲之辈，虽然眼睛被迷住了，但他臂力过人，挥舞着手脚与特务展开搏斗。特务见不是他的对手，慌忙掏枪，当场击毙了王亚樵。这位名震一时的暗杀大王，就这样死在了军统特务的枪口下，终年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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