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者看到这个标题便有些奇怪，便要问为什么？对于国民党这个风云人物，怎么会在大陆存尸魂？又怎么会要在大陆进行尸魂寻踪？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什么大人物参与了这样的寻尸魂的活动？这些都是本故事所要告诉读者的答案！不要着急，让作者慢慢道来！
（一）
戴季陶谱名传贤，字季陶，名主要有天仇。信佛教以后，有法号不空。祖籍浙江吴兴。不过，他却是于1891年出生在四川广汉。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作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先后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忠诚谋士。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怎么会突然想起要自杀呢？
这个故事还得从戴季陶自杀开始。
俗话说，讨口无二穷，人死无大灾。一个人只有绝望到了极点才会走上自杀之路。作为国民党的大员，地位如此显赫，却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其中的缘由自然是十分令人寻味的。其实，戴季陶对于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物自杀十分鄙视的。当国民党的要员陈布雷自杀的时候，戴季陶闻讯便摇着头说：“一个人怎么会如此结束自己啊？”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自己却步陈布雷的后尘，也让自己生命以自杀的方式走到了尽头。戴季陶为什么要步陈布雷的后尘自杀呢？当然，也有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的。
为了弄清楚戴季陶自杀的深层次原因，不得不从国民党当时所处的局势开始。抗战结束后，戴季陶看到国内形势每况愈下，共产党在苏俄的帮助下，取得了东北的主动权。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此时大多数已经变成为了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他的军队越打越少，共产党军队越打越多。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做最后挣扎。他妄图将共产党实际控制的东北拿回来。这样的想法肯定显得有些天真。虽然说无这个可能了，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去想结果，而是一意孤行，妄图派遣部队控制整个东北。而这个戴季陶作为打仗的局外人却极力规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在他看来，蒋介石此举除了以失败告终外，没有第二个结果。可是，按照蒋介石一贯的性格，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蒋介石对于戴季陶的劝告不仅不听，反而认为戴季陶在助长共产党的气焰，灭自己的威风。所以，从此，便对戴季陶产生了厌烦情绪。也从此开始冷落戴季陶。
作为蒋介石最亲密的政寮，戴季陶哪里受过如此的打击呢？所以，从此便情绪一落千丈。当后来实践证明东北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的事实出来以后，戴季陶更加生气。成天在广州自己的官邸内闷坐，打发时光。
而此时，当他的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弟说道：“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
此时，蒋介石正在准备逃亡台湾的事情。作为蒋介石的知己幕僚，他内心当然还是为蒋介石的失败感觉到悲伤。作为蒋介石的长期谋士，自己的意见又不被蒋介石采纳，自然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了被蒋介石抛弃的人。由于与蒋介石政见严重不合，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此时的广州虽然成了国民党的临时国都，但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形势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天下。广州的情况也不稳定，到处都是乱哄哄的。1949年2月1日，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当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便发生了大火爆炸。这一爆炸让此轮船燃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第二天，接着发生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因为工资低罢工停车的事件。第三天，全市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个字上涨到了5元钱。电话费增加到了四倍，而书价更是涨到了180倍……。整个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竟然要与共产党进行分治谈判。还妄图挽回失败的局面。此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困于广州的戴季陶患上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成天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仍然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这些道理蒋介石何尚不知道呢？可是，这些话此时早已经成为了“马后炮”。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到此时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被共产党团团围住，即将失落。眼看国民党的天下没有几天的光景，戴季陶忧心如焚，他经常向左右哀叹道：“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从南京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蒋介石念及戴季陶的私交，也急电通知戴季陶入台。当戴季陶接到蒋介石的这封急电以后，看了看便仰望着天空，一口拒绝地说：“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此时，戴季陶已经是绝望至极。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开始，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精心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在1949年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了辞。当他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几天过后，他的心情又不好了。据当时《广东商报》对他的情绪的报道曰：“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
此时，戴季陶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在这里，成天焦虑不安，经常失眠。最严重的是，经常需要吃大量安眠药才能够入睡。他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就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
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他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十一个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此时，他以此来打发时光。在与胡毅生谈论禅说佛教的时候，经常叹息道：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从他的这些哀怨话语中，人们就发觉他好像已经预知自己死期将至。1949年2月10日，他在与自己的秘书摆谈中，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可见，戴季陶此时的心情已经是心灰意冷。作为国民党的大员，民国的风云人物，他怎么可以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呢？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
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成为异乡鬼，希望回成都落叶归根。他清楚那里才是他的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
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与他商量，但未等答复，他竟然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了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房子。当戴季陶见孙科为他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地说道：“孙科太看不起我了。”当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让他达到了顶峰。为了睡眠，他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来强制自己睡觉。
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尽管有急事要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在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看望戴季陶。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
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我“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啊。”赵文淑听戴季陶的话以后，便温馨地劝他后，自己先去自己房间睡下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连忙进房去看，当家人进去以后，便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
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4]
蒋介石12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二）
戴季陶自杀身亡以后，蒋介石自然十分悲痛。当即吩咐部下以民国政府的民义为他举行公祭。公祭完以后，考虑到他生前的愿望，马上派遣人员将其灵柩运往成都。其子戴安国奉灵柩一起返川。3月31日，蒋介石发布对戴季陶举行国葬令。
当戴季陶的灵柩运到成都以后，进行了公祭。然后，按照其生前的愿望，将其与他的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让戴季陶与夫人，以及自己的母亲一起安息于此地。
按理说，戴季陶这个时候就可以安眠于此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些盗墓的人总认为这样一个民国风云人物的坟墓，肯定藏有若干的珠宝玉器之类的宝物。所以，在安葬不久便被那些盗墓贼盗掘过。一个好好的坟墓自然被挖掘的千疮百孔。更让这位安息于此的戴季陶没有想到的是，在后来修建成都中医学院的时候，此地又被征用。政府又将其坟墓迁葬于成都罗家碾的一个竹园内。再后来，安葬于竹园内的戴季陶一家三口的坟墓所在的竹园也被销毁。这个民国风人物的坟墓竟然从此消失殆尽。连三人尸骨也不知道去向。三人尸骨成为了孤魂野鬼。
远在台湾的蒋纬国经常想起自己的生父戴季陶。可是，当他得知自己生父戴季陶的坟墓已经被毁掉后，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中国人的传统，他自然在认祖归宗以后，要祭奠自己的生父。可是，连生父的坟墓也不知所云，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所以，寻找生父戴季陶的尸骨的事情让他大伤脑筋。要寻找戴季陶的尸骨谈何容易？
再难寻找也必须找到啊！所以，蒋纬国在两岸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还是秘密地派遣他的私人代表祝康彦来到上海，托付李赣驹先生寻找自己的生父戴季陶的遗骨。
李赣驹在得到这个任务以后，对此事十分重视。这件事情关系到统战政策。关系到两岸关系，所以非同小可。当即，他就向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请示，希望政府出面帮助蒋纬国寻找其生父戴季陶的遗骨。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斯德得到这个请求以后，自然十分重视。立即安排有关人员落实寻找戴季陶遗骨的事情。
他们知道戴季陶是埋葬于四川成都。所以，这个事情只有请求四川省政协协助才能够完成。于是，将此事情向四川省政协有关方面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四川省政协将此事向四川省委统战部进行了汇报。四川省统战部有关领导立即请示，并与四川省公安厅配合组成了寻找戴季陶遗骨的班子。于是，寻找戴季陶遗骨的工作正式展开。
经过四川省有关方面的人员的调查，戴季陶在1949年自杀身亡以后，的确是与其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他们来到了此地一看，时过境迁，这个地方早已经面目全非。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们的遗骨呢？这样的问题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在这样毫无目标的情况下，四川省统战部方面与上海方面决定清理线索，对遗骨的去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他们认为：既然戴季陶的坟墓曾经被盗掘过，那么，就一定有盗墓人。如果找到这个盗墓人就可以理到一些线索。于是，寻找盗墓人成为了当时寻找戴季陶遗骨的唯一线索。
为了寻找到这个盗墓人，上海市公安局选派出了五名有侦查经验的侦查员参与寻找工作。同时，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与侦查员们一起，专程赴成都查询。
寻找的人员到了成都以后，在四川省有关人员的配合下，马上赶到了戴季陶坟墓的移葬处。当大家赶到了此地的时候，发现此地正在进行公路建设。他们到这里以后，立即对这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可是，此地的居民们已经按照拆迁的要求全部迁移到了其他地方。在这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感觉到希望渺茫。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希望。因为，此地动迁的居民中，竟然留下了一户“钉子户”。户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根据当地的人反应，这个钉子户是一个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的人。继续了解发觉这个人竟然在“文革”中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根据其出售的木板分析，就是棺材木板。说不一定他就是这个盗掘戴季陶坟墓的人。经过认真分析以后，侦查员决定前往他的家里进行查看。经过对其家庭进行查看，这个男子看见来到的人都是公安人员，所以，心里立即害怕起来。当侦查员将其带到派出所以后，这个男子立即向侦查员们交代了自己曾经盗掘戴季陶坟墓的事实。他当即交代说：“当看到这个坟墓中的棺木尚好，而且木材质地不错，所以，就将这里面的棺材弄出来卖掉了。卖的钱还与当地的生产队干部私分掉了。
当上海公安局的侦查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高兴了起来。戴季陶一家三口的遗骨线索出来了。可是，棺木中的遗骨现在被抛弃到了什么地方呢？经过侦查人员继续审问，这个男子才说：当时，他们是悄悄地作案，怕被人看到，所以，将挖出来的遗骨悄悄地埋葬在一个小河沟边上了。
幸好这条小河沟依然存在，所以，侦查员们立即在这个男子的带领下来到了埋葬着戴季陶遗骨的小河边。当他们来到小河边的时候，正好看到此河道正在被挖土机推挖填埋公路路基。干警们立即要求工人停止施工作业。大家立即在这个地方用铁揪一揪一揪地挖土寻找。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终于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寻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过验证发觉正好是两女一男的遗骨。此情况与戴氏墓地埋葬的人员情况相符。经过医院鉴定，确定就是戴季陶与其夫人，及其母亲的遗骨。
当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上海的李赣驹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十分高兴。当即，就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台湾的蒋经国、蒋纬国。当蒋经国、蒋纬国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十分高兴。蒋纬国高兴地说：“数十年的夙愿一朝终成啊！”经过蒋纬国的同意，他们吩咐先将戴季陶一家三口的遗骨在大陆火化，然后，将其遗骨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大陆进行安葬。
（三）
在蒋纬国的亲自安排下，戴季陶的骨灰从成都运到了台湾蒋纬国在台北的官邸。当戴季陶的骨灰运抵蒋纬国的官邸，官邸已经进行了祭奠的布置。蒋纬国亲自将戴季陶的骨灰盒接送到早已经布置好了的祭祀位置。一切安排妥当以后，蒋纬国与蒋经国一起进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台湾的重要官员都来到了祭祀现场，参加对于戴季陶的祭祀仪式。
为了体现作为儿子的孝道，蒋纬国与自己的家人亲自守灵三天，吃素一周。此时，戴季陶才体会到了做父亲的味道。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是飞鹤西去了多年。在整个祭祀活动完毕以后，按照蒋纬国的想法，他准备将自己的生生父亲戴季陶的骨灰运回祖籍浙江吴兴进行安葬。而且，准备将戴季陶的骨灰葬在湖州陈其美的墓旁。
为了在此地进行安葬，蒋纬国专门派遣人员前往吴兴进行考察。蒋纬国还是十分信奉风水的人。他派遣到吴兴去考察的人员实地查看以后，发觉这个地方的风水不太好。此地的风水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此地水太多，不适宜安葬自己的生生父亲。所以，最后，经过考虑蒋纬国决定还是将戴季陶安葬在成都。于是，蒋纬国又派遣人员到成都寻找风水宝地。
就在蒋纬国派遣人员前往成都寻找安葬戴季陶骨灰的墓地的时候，惊动了成都昭觉寺的方丈清定法师。清定法师，俗名郑金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抗战时期，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坐下受戒。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定法师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夫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正是他愿意将戴季陶的骨灰安葬在昭觉寺内。
当蒋纬国知道清定法师愿意将戴季陶的骨灰安放在昭觉寺的时候，十分高兴。因为，昭觉寺这个地方的风水十分好，也是戴季陶生前所喜欢的地方。当然，将自己的生生父亲安葬于此是最理想之地。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寺庙中殿轶规模宏大，林木葱郁，为成都著名古迹之一。走进寺庙内，过虔心亭、天王殿，再经地藏殿，眼前便呈现出宏伟的大雄宝殿。再折东向东行，便来到了供奉千手观音的圆通宝殿。此殿的北面便是昭觉寺的塔林。这片绿树掩映的塔林之中，细心的人们就会发觉国民党的风云人物戴季陶先生的墓就坐落于此地。这是昭觉寺专门为戴季陶先生建造的一座灵塔，里面摆放着戴季陶先生的骨灰。蒋纬国还专门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
戴季陶的坟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9米，东西宽约3米。墓后立有塔形墓碑。墓碑面贴有大理石，墓碑上部分由屋檐式塔尖顶，覆盖琉璃瓦。墓碑正面嵌汉白玉，上面刻有碑文。碑文正中有阴刻篆书大字两列：“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旁边有小楷小字：“后学秦孝沐书石”。最左边的小字为：“岁次庚午春吉孝孙大成、南基奉火化迁葬立碑本支百世虔禱”。
至此，蒋纬国与夫人的阴灵才得到了真正的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