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痒痒从我的幼年开始。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早的不幸。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还是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家门口那个老旧的磉墩之上，一边任屁股底下的阴潮和冰凉侵略着我小壶嘴一般的鸡鸡，一边津滓有味地吸吮着指头，羡慕地望着对面的小娟子和好奇地观望着过往的路人。
我们家临河，河边有个渡口码头。码头上有一艘破烂的公共渡船。所以那个时候我所居住的柴窑弄，成为了瓷器镇连贯东西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在上游没有建石孔桥之前，尽管我们柴窑弄是一条地势低洼潮湿、巷道狭窄拥挤的石板路弄堂，但是在上下班高峰的时段，上船下船过往的各色行人犹如过江之鲫。
而我坐在门口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确实无所事事。
我开始感觉到痒痒。下体，裤裆上敞开的那一小部分。我只是用所谓的“爪子”，围绕着我于家的那个“祖宗”反复再三地使劲挠挠。父母亲在外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走我面前过的大人们都轻易地想在我身上过一过手瘾，像变态一样顺手钳一钳我的鼻头，或掐一掐我白嫩的腮帮。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个小屁孩裤裆里的瘙痒不安。
在我家边上码头抬上岸的东西，除了瓷土、匣钵，以及窑柴，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尸体。因为临河的危险，那个时候全家人对我的态度是：既不放心我走出他们的视线之外，又没一个人有耐心来陪我玩我想玩的游戏。所以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就像个孤儿一样独自坐到门口的磉墩之上，一只手在不停地胡弄着冰冷的鸡鸡，一边痴呆症似的默默地看着路面，以及正对面那个板壁房屋里面的动静。
“对面小娟子的姆妈总是抱着小娟子。”吃晚饭的时候我说给大人听。有嫉妒和埋怨的意思，我主要面对的是一向难得理我的母亲。
“那你过去做她的崽去。”我母亲往门口推我。
“小娟子爸爸总是买鸡蛋糕回家。”我又对于家男说。
我父亲就笑，“那个单身汉不是小娟子的爸爸，买鸡蛋糕是为了哄小娟子姆妈的。”
“小娟子姆妈又不哭，哄她做什么用？”
于是那一天我奇怪地看到，爷爷、父母和大姐他们都无缘无故地发出哈哈的大笑。
这就是我，刚刚懂事就开始试图深入的人物——小娟子的姆妈，以及想得到小娟子姆妈的那个光棍。
就在这个时候，我大姐像强奸犯一样突然闯过来掰开我大腿。细心的大姐发现我一只手总是放在下面不断地使劲。扒开裤裆一看，于是类似于城门失火，全家人在她大惊小怪的声音中都放下碗筷——有关我的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就此摆上了桌面。
但是我和我爷爷都没有放在心上，不过是鸡巴大的事情。像一只四脚朝天的癞蛤蟆一样，我仰躺在大姐的怀里，恬不知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中敞开着红色的斑点。爷爷一个人坐在阁楼上面照样吸他的烟管。而我当时耿耿于怀的问题一直是，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进进出出，小娟子竟然叫女人叫“姆妈”叫男人叫“叔叔”。叔叔和姆妈可以在一起生小孩吗？这成为我小时候独立思考的第一个比较深奥的社会学课题。
“小娟子小娟子，姆妈抱抱。”
在记忆中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样，对面的那个年轻寡妇，梳着一条既黑又粗的像长蛇一样可以拖到屁股的辫子。她丰满无比。在她怀抱着小娟子走出柴窑弄的时候，我探照灯似的目光追随着她肉感厚实的背影。那条黑粗的长蛇，便欢快地在那个结实而又饱满的屁股上拍打。她就是小娟子母亲，一个从乡下赶来奔丧而不愿回去的寡妇——李桃英。
“小娟子小娟子，姆妈抱抱，上街街去。”李桃英拍拍巴掌张开怀抱。
每每那一刹那的时间，我心都会忽然温暖一下。我能真切地替小娟子感受到被搂进怀抱时的温柔。虽然小手依然捏在下面，但是我停止了搔挠。那个时候冰冷的小鸡鸡竟然有些发热发胀，并且非常奇怪地雄壮地翘起了头颅。到现在我才算真正明白——实际上我总是在门口期待：期待敞开怀抱的年轻妇女，以及小娟子被拥进怀抱的那一刻。
李桃英的老公是在窑场事故中因公死亡。一个刚刚吊完丧的寡妇带着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女孩，向公家要求留在城里，厂里考虑到孤儿寡母的回农村可怜，就安排了她一个给瓷器贴花的临时性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落脚，前进瓷厂的干部就坐下来做光棍的思想工作。思想一下子就通了。仿佛是瞌困碰到了枕头，屋子立马被意向性地一分为二。于是在同一屋檐下就有了两户并在一起的蜗居状态。
最后我裤裆里的“痒痒”，被确诊为普通的湿疹。
那一次确诊我鸡鸡的高手，竟然是一个在前进瓷厂医务所里的实习医生。
说起来非常好笑。之前，这个由普普通通红色斑点而引发的热心和无知，耽误了对症下药及药到病除的时间。至今我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我竟被钻心难熬的痒痒持续折磨了整整三天三夜。
结果三个昼夜的情形当然就是，从大腿夹和阴囊起始的痒痒，被挠成更深更大的红色，而且红点被越挠越痒越挠越多，乃至指甲所至斑点所至。向上，它们沿着肚皮、腰间、胳膊等白嫩的薄弱环节扩张；向下，顺着屁股、大腿肚内侧、腘窝等这些多肉的路线蔓延。
耽误病情的缘故非常简单。在那天吃晚饭的时候，经由家里人一惊一乍的喧嚣引起了隔壁邻居的上门围观。大家鹅一句鸭一句七嘴八舌。没有办法。以前的弄堂都是这个样子——不要说有人发病，就是哪家打破了一个盘子，或者夹子夹到了一个老鼠，都会像吸铁石一样把周边闲散而热心的居民，凝聚为一锅热气腾腾的稀饭。
“小孩子家的，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抹点菜油明天就好了。”我爷爷依然坐在人群之外的阁楼之上，满不在乎地吸着烟发表意见。菜油被当时的民间当成万金油使用。但这种粗枝大叶缺乏责任心的意见，立马遭到许多妇女同志的纷纷抨击。小娟子的母亲李桃英肉滚滚地挤进来，看看后大叫起来：“这不是疥疮吗？小娟子去年都得过！”李桃英又说：“天天坐在门外的磉墩上，磉墩上肯定有疥虫，疥虫最喜欢这些嫩皮细肉的鸡巴了。”李桃英还说：“我家里还有去年剩下来的药膏，我这就去拿来，搽一搽把疥虫杀死了明天就会好的！”
但是第二天没好。
不仅没好，而且蔓延开来的红色斑点竟出现渗出的倾向。
于是我父亲于家男，机会难得地显示出一家之主的果断和力量，挥挥手打发我的二姐姐去叫瓷器镇最着名的郎中——钱大统。六十多岁的钱大统，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人都可以请得动的角色。但是他仍然有碍于我伯父的身份和家父的情面。家父于家男在镇政府工作。
“水痘，这是病毒性水痘！”
信心十足的郎中钱大统老花眼镜都没有戴上，边听我母亲介绍，边用树皮一样粗糙手指摸一摸我屁股上的麻点，就耸人听闻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跟天花病一样厉害”。钱大统轻松地站起身拍拍老手，然后丢下一句，“叫你家里的老二跟我去拿药方子就是”。
结果那一回三黄也搽了，苦药也灌了，硬是不仅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严重。严重到红点痒上了脖子、耳背、腮帮和脚腕，我整个人已经被密集的点状红斑所包裹，而且在要命的地方都已经被挠成疱疹和水泡，开始显见出部分的浮肿与糜烂。
“全都是混账！混账！！！母亲跳起来吼叫。
这种溃不成军的症状，终于激怒了我大大咧咧的母亲，急哭了我心地善良的大姐。我不知道她愤怒的指向，是我，是郎中，还是父亲。于是她们在第三天头上火烧火燎自作主张，在太阳还没有照进弄堂的时候，就跟绑架一样不由分说地将我一把抱起来就走。走进了一幢我深恶痛绝的两层楼的弥漫着药味的红砖房子。
就是在这幢红房子里面，我们荣幸地碰到了那个对症下药的实习医生。
那是我母亲厂里面自办的职工福利医务诊所，有一本《就诊证》将国营的福利延伸到职工的子女。毫无疑问，我当时是用手使命抠进墙缝，杀猪一样哭号着不肯跨进红房子的大门。我有生以来都没有见过她们两个那种气势汹汹的阵势。那一回大姐姐助纣为虐，充当了母亲强有力的帮凶。多少次银针狠狠扎进屁股或手臂的疼痛记忆，总叫我对那幢红房子及其里面的白色大褂胆战心惊。
“你不进去看医生，你的那个小祖宗就会烂掉的。”母亲凶神恶煞地威胁，“就会破皮流脓，就会像腊生拐子的脚一样被剁掉，到时候尿都屙不出来，就那样胀死！胀死去！”
“飞飞乖，乖乖！”大姐姐表面上温柔，实际上在掰开我手指的时候暗暗用力。大姐说：“不打针的不打针的，不要怕，只是让医生摸摸，痒痒就会好的。”
果然那一次大姐姐没有骗我。我进去以后，难得享受地“窝”躺在母亲怀里，舒舒服服像个分娩的孕妇一样老老实实地叉开双腿。那次戴着手套的“白大褂”并没有叫我扒开屁股，而是笑眯眯地用电筒照着我的腿根和阴囊。我当时甚至都能感觉得到，一束电筒光柱的热量在阴私处反复游移。后来是医生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扒拉着我的鸡鸡，并在我长满红点的皮肤上如同上课一般耐心地指指点点，而他虔诚的学生正是一位含苞待放的扑闪扑闪着眼睛的少女。
我大姐姐肯定是被略带磁性的声音迷糊了。
厂医是一个很温和的青年。
是他洗手后开药时扯下口罩，我才看清楚他温和的样子。他身材匀称，皮肤白净，眼睛明亮。那一天他自始至终脸带热情的微笑，说话轻声细语，甚至开好处方后还主动领我大姐去药房拿药。这也是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让我没有感觉到害怕的医生。而且那一次最让我欣喜的是——这个医生只给我开了一小包白色的丸子和一瓶用于涂抹患处的像牛奶一样的药水。
从此以后在所有的病种中，对我而言刻骨铭心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湿疹”。这个我深有体会。比如，在奇痒难耐的时候，谁都可以无端地勒逼我停止挠痒的动作，甚至蛮横地禁锢着我的双手；任何人都可以高高在上，都可以随时随地拿着药水吆喝我张开大腿；有一股难闻的药味始终弥漫于我身体，甚至裤裆，让所有人对我皱眉苦脸，避之不及。而且挡都挡不住的是，由此而来的嘲笑和歧视，时不时会像冰雹一样朝我乒里乓啷乱砸。
我的尊严从此犹如粪便和草芥。
2
估计引发我湿疹的基础，就是那窑户老板查冠在建房子时多余下来的东西。那是民国一十几年的老东西——一尊经过雕琢的麻石。
摆在我家门口的麻石形状就像一面小鼓，侧面团团一围精致地浮雕着突出的铆钉以及蒙鼓面的巾边，仰天的鼓面平缓但疙疙瘩瘩多少有些子粗糙的麻石颗粒。因为日晒夜露，颗粒与颗粒的缝隙间抑或就夹杂着阴潮或霉菌。我经常拿臭烘烘的屁股欺压着它们，它们当然就像人一样渐渐有了报复我的想法和行为。
于家的“祖宗”成了被报复的对象。
我们家门口的磉墩，是我父亲从后院角落里搬出来的家伙。这个房子和院子都是资本家查冠遗产的组成部分。于家和查家没有关系，但是按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使得我们两个姓氏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专政和被专政的敌对阵营。
父亲于家男把磉墩搬到大门口一边一个的意思非常明显。
首先是他可以当家做主。其次是源于对称的美学——在没有石头狮子的情况下家门口摆一对磉墩，至少在说明于家男有他一定的文化心思。再次就是适用，省得我们老坐门槛或凳子忘记搬回家里，以及串门的街坊闲聊屁股有个比较方便的安置。那个时代街坊闲聊的现象，就好比今天缩在家里上网或低头划拉着手机屏幕一样普遍。路过时停住脚步递一根香烟，或者端着饭碗站到你对面——那就是生活。闲扯一下子就能把枯燥的时光幸福地打发过去。
那个时候我经常独坐在门口的磉墩之上，是因为我刚刚从叫做“轿子”的尿椅里解放出来。我长大了一些，身体已不再需竹轿的围栏团团稳固。但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同时也拆除了围栏，我开始具有了人世间情意上的感受，我触景生情地面对小娟子被她母亲抱在怀里时，心里面会泛出无边的空落与酸意。
——因为我大大咧咧的母亲从来都懒得抱我。
因为能干，我母亲被提拔成前进瓷厂成型作业线上的一个组长。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她清早就赶到坯坊里上班施釉，一天要腰酸手痛地工作十几个小时，下班后还要上点夜校或者开会，周末按列宁的倡议有时还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
“千万盯到飞飞不要到河边去看水，上晒楼的门也一定要锁死。千万千万！”这就是我的母亲周荣花，每天上班之前对我的最大关怀。她在出门时急急忙忙干巴巴地回头叮嘱，对着三姐和四姐，相当于交给她们一根套在我颈上的锁链。“瓷片河里会有专捉小孩的水鬼。”她还煞有其事地冲我威胁。她在公开撒谎。她用这种拙劣的伎俩让我对河流产生过恐惧。
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我们家里就只剩下我，以及两个被当作看守的姐姐——她们一个只大我四五岁的样子，另一个仅仅比我大两岁的于好好也是穿着一条开裆裤头，还经常淅淅飒飒傻站着把自己的裤脚淋得像一个漏水的笕筒。
磉墩，在那段时间里就成了我冰冷的着落和依靠。
这就是我跟小娟子幼年时代的根本区别。
那是一个悲惨孤独的男性幼年。
哪怕是礼拜天放假在家，姐姐们均不屑让我这个“小捣蛋”参与她们的任何一宗游戏。她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后院里拉长一根颤颤悠悠的橡皮筋，起劲地哼着有节奏的顺口溜，两只脚像发弹脚瘟一样缠绕着皮筋东一下西一下地乱点。还有跳绳，在弄堂的中间握着绳头两端一晃一晃。偏偏防贼一样，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阻拦我突然钻进晃荡的绳圈。踢毽子就更没有人要我做一边的。她们客客气气，异口同声地请我做她们的裁判，就是把我当做脑膜炎一样让我帮她们一脚一脚地数数。
我上面一共有四个姐姐，年龄像上楼梯一样两三年一级近乎等差式的排序。最大的姐姐大我十一岁。也就是说，虽然已经解放了十几年，我父亲也算个鸡毛干部，但是在我们于氏家族依然徘徊着一股浓郁的“人多势众”“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息。结果在爷爷奶奶鼓励的目光中，母亲凭借强壮的躯体，理直气壮地像母猪一波一波地高高隆起她的肚子；结果两三年一胎，在一个相当于抗日加解放战争的时间内，母亲把我原本瘦骨嶙峋的父亲搞得越发骨瘦如柴形同扁担；结果一胎一个“贱货”，好容易落下我这根唯一能够延续于家香火的“吊桶索”，才致使他们革命的干劲偃旗息鼓，善罢甘休。
我当然地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宝贝飞飞”。
我被叫做飞飞。
然而，当我无所事事地孤坐在磉墩上的时候，旁的人根本看不出我上面有四个姐姐。这符合唯物辩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接近尾声的那个年头，我也当然地因为“宝贝”的地位和待遇，而被大多数饱受食物与精神歧视的姐姐们所嫉恨和孤立。姐姐们几乎都黄皮寡瘦，而我却白胖成一个“地主”。这种被深度排斥的“孤家寡人”生活，直到我慢慢长成一个小小的汉子以后才算告一段落。
“大屁股！”有一回我忍不住嫉恨冲着李桃英的屁股吼叫一声。
“你姆妈才是大屁股。”小娟子知道反击。
“还有两个大奶奶！”我叉着腰雄赳赳地站在两个姐姐之间。
小娟子趴在李桃英肩上说：“姆妈姆妈，他在骂你两个大奶奶。”
我强蛮的措词和勇气，立即博得我身边两个姐姐母鸡一样的咯咯大笑，同时也迫使行进中的李桃英停下了脚步。我吓坏了，以为这下子闯下了大祸，想不到李桃英是回眸和善地看我一笑——她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姆妈！哦……我幼小的心脏嗡地一热，当即就在她姹紫嫣红的笑意中被软软地融化。
那时候刚刚单身汉段小毛来了。
“你说什么脏话？你再说一遍！”段小毛很远指着我的鼻子，露出一副吃人的样子。
我抵抗说：“关你什么事，我爸爸说她又不是你的老婆！”
李桃英也对段小毛大叫：“你作死啊，他不过是一个小鬼，你等下把人家吓哭了。”
“这么小就流氓，等下我告诉你家里的大人！”
单身汉这个人是个怪胎。不仅脸相五官紧凑，样子尖嘴猴腮，而且全身皮包骨头，个子既瘦又小。突然看上去有点像灶马蟋那种猥琐的样子。弄里人不喊他大名，而是一口一个“光棍”。这个光棍在每个星期天晚饭后的时候，一般都像个磉墩一样蹲在我家的门口。
因为有规律地我大伯伯于家驹要到我家里来看望他的父亲。于家驹是南下干部，在瓷器镇做不怎么说话而又有些威严的镇长。这个解放前吃尽了苦头的光棍段小毛，打心眼里崇拜让穷苦人民翻身做主的革命干部。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他总想逮住一个机会跟于家驹汇报汇报思想——就好比现在的追星族想见到心目中的偶像，实际上他就是想零距离接触接触，哪怕就是仅仅嗅一嗅革命者身上的汗臭气息。
但是，他又不敢贸然闯进我家的家门。
我母亲周荣花脸色不好。不管哪一个都可以，她唯独就是不欢迎父亲招惹光棍上门闲聊。哪怕是站在门口，坐一下发霉的磉墩都不允许。像嫌弃路上的猪狗屎一样，她嘴角撇一撇，眼角斜着瞄上一眼。这个女人从骨子里极端歧视那个三十多岁还孤身只影的光棍。虽然是不在门缝里，但是她还是坚决地将他看扁。
“是不是那个痨病壳又在门口？”我母亲周荣花问我父亲。
我父亲说：“很可能又在给我们家站岗。”
“神经病一样！”
“我出去告诉他一声，镇长今天没来，省得他空等。”
“你帮他着想，他哪回帮别人着想？”母亲周荣花的嫌弃之心溢于言表。
嫌弃的原因我估计有如下两个。
之一是下作和卑贱。都混到了吃皇粮的地步，一个仍然喜欢乡下寡妇的国营工人，在我们镇上应该算是蹩脚的男人。单身汉打着逗小娟子的幌子，时不时撕一爿鸡蛋糕拿在手里把小娟子逗得“嘻嘻嘻嘻”地蜜笑。蛋糕屑子纷纷扬扬落进李桃英鼓鼓囊囊的胸口。光棍这时就贪婪地呼吸着她胸前散发出来的气味。这行动就有些低落，丢镇上人和工人阶级的脸面。
其次的原因，我以前坐在磉墩的时候，他走进走出视若无人。在我患上湿疹的漫长过程中，附近的街坊几乎都上门来探望过我的病情，哪怕是拿几个鸡蛋，或者包半斤红糖，甚至空手上门来问候，那都是隔壁邻居的温暖。而整个柴窑弄唯一一个只知道在坯房里做事，而不去理问别人家事情的，就是这个狗一样守在别人家门口的黑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对面的男女就像是一对磉墩，在那个年代里奇怪地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一直相安无事地过着寡妇和光棍的生活。
然而有那么一天，单身汉段小毛终于用简单的办法打破了生活的困境。
那一天九点多钟，“磬哩咣啷”敲锣打鼓的声音突然在柴窑弄弄口响起，近到我家对面时段小毛点燃了一挂欢迎的鞭炮。我稚嫩的心脏当时随着嘭嘭的鼓点在激动地跳跃。那一天弄底的路都被围观的人堵得水泄不通，渡船被迫停开半个小时，有四五个人甚至站在我门口的台阶之上看对面院子里的热闹。段小毛激动得手忙脚乱泪眼婆娑。小娟子被兴奋的李桃英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那一天，我大伯代表镇政府给不起眼的段小毛送来了喜报——一张大红纸和一个小奖状——段小毛获得了地区“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李桃英从此开始同意单身汉在自己一个锅里搭伙。
3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小时候会经常做一个神经质似的怪梦——我会飞。有一次在隔壁查家，面对查云华和查云珍双胞胎兄妹，我忍不住描述说，“昨天夜间我飞得好高好高，我都超过了烟囱”。我当时踮起脚尖，一只小手拼命地举过头顶在尽量地向上拉长自己的身体，以表示我梦飞的高度。
“怪不得半夜里好像听到你姆妈在发火。”查云华说。
我立马噤声。查云华这句疑似的表述一枪将我兴奋的小鸟当空狙击，我脸红耳赤，屁股还隐隐生痛——飞翔的代价让我羞愧难当。
“梦飞”的时间起点，记得就是婴儿的新鲜感淡化之后，我作为一个生活的包袱或累赘，开始被逐渐疏离大人们温暖怀抱的时候。因为我不再是婴儿，我已经变成“没小时候好玩”的儿童。儿童的麻烦特多，诸如需要照看喂食、欢喜大声啼哭、动则喷痰反击、迟于言语表达，以及频繁尿床等等等等。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做梦飞翔。记得具体的情形总是：一般在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在睡梦中我能听到淅沥沥的雨声，声音引起我膀胱的膨胀或憋闷。这时在高空中我就急于释放，于是平稳好滑翔的翅膀，心情舒畅地对大地放松了绷紧的闸门……
“天哪天哪……，又尿床了，他又尿床了！”姐姐们惊叫起来。
“姆妈姆妈，飞飞又打湿了好大一块哟。”
在若干年终止了羞耻的毛病之后，每每回想起过去的梦境，我往往跟一个刚刚苏醒的病人一样浑浑噩噩迷糊不解。我既理不清头绪，又不好意思张口。在某个半夜半或者凌晨的时候，我总是突然被姐姐们惊恐夸张的叫喊，以及被母亲狠狠掐屁股的钻心疼痛所惊醒。
“哟哟哟，你个天收的，你又作孽，你怎么不死啊！”母亲翻转我身体，气急败坏“噼里啪啦”照我肥厚的屁股愤怒地抽她的巴掌。
“下雨天你偏偏作孽，下雨天你偏偏作孽，下雨天你偏偏作孽，下雨天你偏偏作孽……”
那个时候，在一片刺耳的叫骂声中，我几乎要被一声声拍肉的巨响与狂暴的吼叫震破耳膜。我被鸡皮疙瘩地裸露于掀起的被盖之外，蜷缩在宁波老床的一个角落。大腿和臀部的肥肉已青紫斑斑，一股股浓郁的尿骚阵阵扑鼻。
至今我依然哑口无言。诸多的现象叫我心明如镜却又力不从心。这不是我的故意，但我要接受惩罚。我看着这个让我屡屡纳闷和受伤的世界一声不响。无论是面对母亲气急败坏的暴力，还是面对二姐三姐幸灾乐祸的窃笑，我尿床后自始至终的表现是紧咬牙关，紧闭双唇，像石雕一样顽固地不躲不避，生硬地用不争气的躯体一声不吭地承受着罪有应得的打击，并心急如焚地祈祷着暴风骤雨的尽快结束。
这种值得怜悯的场景，在我们老于家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
“轻点，轻点，半夜半别吵醒了别人。”
父亲于家男短裤衩一吊钱似的无可奈何地站在一边。他捂着心窝，“吵得我心脏都扑扑地加速。”一个到哪里都顾及一张狗脸的镇政府毛鸡干部，排骨根根地穿件破成蜘蛛网状的白色背心。
他刚刚从后院窸窸窣窣放完一泡长长的夜尿。他因为干瘦枯长和泄尽元气而挺不直腰杆。面对世界我和父亲都只能是这种态度。他是一个谨小慎微而又顾虑重重、树叶子掉下来都生怕打破脑壳的男人。水漫金山。一而再，再而三的屡教不改。抑制的方法都～一被我们试过，民间各式的土方子均已黔驴技穷，当时差只差用菜刀把我老于家这条“根”当做萝卜条一刀两断。
尿床挨打的当时我爷爷尚在，也居住在我家。所以爷爷于德礼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往往忍不住会大口喘着气从阁楼上一步一步下来，以不温不火的长辈姿态出现在房间门口，冷眼向着我母亲喷射出压抑的怒火。
“不就是四五岁小鬼吗？家男在床上都尿到了九岁。”冷不丁他爆出一个猛料。这是在点击她的丈夫，我母亲的丈夫于家男。’
然而，我尿床的耻辱并没有止步于九岁。
说起来确实是有些不好意思。在有限的生涯里，我一直无可奈何地将这种断断续续的病态，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天灾”，将这种夜不能寐的困境，滴滴答答延续到我过继给大伯的时候才宣告结束。就这样，我内忧外患。我在我的童年里，常常要为我梦里的虚拟享乐，付出精神和肉体上的沉重的代价。
4
“咣当”一声，惊吓于某天下午。
那天下午，我把隔壁查家香案上的一个美人肩花瓶打了个四马分尸。几个捉迷藏的孩子都被破碎声惊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束鲜花躺在地上，还有一个肥胖的查家祖父在香案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本来我是不想爬上去的”，惊呆的一瞬间，我首先脱口而出的竟是一句推脱责任的台词。
这就是我儿时生活里的一个最心悸的片段。
查云华、查云珍、小娟子和我，还有前街走来的马博。加上从窗台溜进的一只金黄色的小猫，当时一共有六个动物。除了那个香案上慈祥的祖父查冠，查家大屋子里的那天下午没有一个大人。
不像我们家的狭小，查家的房屋宽敞幽暗很适宜少儿们游戏。这是一座坐落在码头边上的查家祖业。但是已经朝不保夕，祖业中旁斜逸出的偏房和廒间，解放后陆续被政府无条件分割给我们这些赤贫如洗的无产阶级。查家的后人就被挤压到宅屋的主体部分。尽管如此，查云华查云珍的家里依然房间套着房间，楼上楼下，清一色光洁的地板造就了可供满地打滚的少儿舞台；家具也是难得一见的精致和巨大，光洁照人并散发着香气的翘头香案、镂雕茶几、螭纹圈椅，以及可以装进我和查云珍的雕花柜子或樟木箱子。
趁着大人没有回家之前，当时每一个人都翘着兰花指帮我把碎片捡进一个纸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责怪我的破坏，也包括花瓶的主人查氏兄妹。而我与众不同。我到门角落里拿来一把芦花笤帚，唏里嗦罗笨手笨脚搞了一十几下才把瓷片归归拢扫进簸箕，再“叮铃当啷”倒进他家和我家之间的隔墙檐沟之中。
但是，地板缝缝里残留着一些白色且零星的瓷器碎渣，成了事发现场的明显破绽。小孩和大人脑筋的区别就落实在这个细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大人们并没有计较，他们到隔墙之中看到一地零零碎碎的尖锐瓷片后，感到奇怪的是作案现场竟没有一个人因为瓷片而鲜血淋漓。
“假如不是飞飞，总有人会割破手指的。”最后在那个晚上，一宗破碎的祸害反而获得了公开的表扬。查云华的母亲赵飞燕端着饭碗来到我们家说笑。
我在镇政府当一般干部的父亲说：“我到晒楼上拿一对青花瓶赔你。”
“这你就见外了。”赵飞燕用她波光潋滟的眼神阻拦了我父亲的起身，“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查家老头子别的财产都公私合营了，这些不值钱的瓶瓶罐罐楼上到处都是。”
“你们有是你们的，飞飞打破了我们要赔。”我父亲坐在大师椅上喝茶。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飞飞聪明。”她生怕我们大人误会。赵飞燕原本是一个矜持和聪明的少妇。一个饱读诗书的镇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一身的清香干净，竟然奇怪地嫁给了一个剥削阶级的传人。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也许，还可能是我父亲在镇机关大院工作的原因。父亲曾读过三个月私塾，能背得下来《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用毛笔涂几幅对联也没什么问题——在我们镇上这种文化人在当时工人队伍里应该算是鹤立鸡群。正好我家的大伯于家驹又从部队上派遣到地方，就把我闷头闷脑的父亲借用到镇上去做一个普通的文书。
于家男和赵飞燕他们算得上是文化上的知音。
当然还在于父亲于家男的平时为人。因为平时镇机关院子里晚上放《李双双》或《地雷战》之类的电影，打开铁门一丝缝放查氏母子进去的就是我瘦长的父亲。铁门外围满了很多嗷嗷待哺的镇民。我父亲有这个权利。他甚至还亲自从办公室端来板凳，还拿来茶杯和开水，让我们邻家的少妇有了舒服的观看条件，并心生出优越的虚荣。
对于我而言，关键是查云华的妹妹查云珍好看。我由衷地喜欢，我那么小就开始喜欢他那个嘴唇红嘟嘟的妹妹。那时候我充其量算是一颗尚未开芽的“种粒”。查云珍的皮肤跟她妈妈赵飞燕一样白里透红，这就是当年我这颗“种粒”动不动就溜进查家“发芽”的动机。
“查云珍跟我做一家。”
前街来的黑大头马博也意识到要跟我竞争。马博是有来头的家伙：他是前进瓷厂厂长马经堂的公子。那时候小娟子还小得像一垛鼻屎。所以马博总是撇下小娟子抢先拖查云珍的袖子，争着说“查云珍做我一家”。
我昂头说：“我跟她隔壁，你是前街来的。”
“地主飞飞是我们隔壁。”哥哥查云华也支持我这个理由。
于是，我又得以把查云珍勾肩搭背地揽到一个旮旯做所谓的夫妻。叮里当啷做饭或者弄菜。在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游戏中，我经常获得的角色，是我能够公开地在查云珍粉嫩的脸蛋上轻轻地嘬上喷香的一口。那是销魂的一口，我至今都回味得出那个童年的肉香。那个时候，马博咬着下唇站在旁边一动不动。他的黑大头僵硬在脖子上面像坨牛粪。
那一回，查云华的妈妈并没有因为花瓶破碎而兴师问罪，而我的母亲当时做出的事情却有些过火。我母亲周荣花吸完最后一口烟蒂，噗噜一口吐进垃圾桶里。
在邻居还没有告辞的时候，她却起身大声地吆喝我上床睡觉。十分明了的事情。那个晚上七点半钟不到。除非是停电，七点半钟主人就咋咋呼呼地高喊着“睡觉”，再迟钝的客人也会坐立不安。查云华的母亲赵飞燕是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那天晚上赵飞燕到我家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还弄得满鼻子灰尘。
做人做事总得要一个分寸。我母亲周荣花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
我母亲眼睛锐利，肩宽体壮，说话声音的分贝奇高，一对永远饱满的乳房随急促的步伐经常会在宽松的工作服里摆动。一般的情况，她匆匆戴上无檐的白帽，火急火燎地捋上袖套出门。
清早我母亲都是一边啃着红薯，一边回头嘱咐小孩“不要下河玩水”——她马不停蹄地赶到坯坊去上班，她行走时的两只手像船桨一样不停划动。我母亲周荣花在前进瓷厂成型车间的作业线上给坯胎施釉。也就是坐在位置上不动，听着“超英赶美”广播社论，重复着吸坯往釉桶里浸釉的动作。
有太阳的时候，太阳通过顶瓦的孑L洞会射进几道光柱。光柱里的粉尘就纷纷扬扬像细菌一样在挤来挤去蠕动。进坯坊谁都能听得到皮带龙和削坯转盘在呼啦啦地闷响。坯房佬戴一副口罩，清一色都被粉尘污染成“白发魔女”或“太上老君”。从小，我就不喜欢肮里肮脏的坯坊。
而隔壁查家的宽敞和洁净让我着迷。
但是星期天放假在家的姐姐们，叽叽喳喳跟麻雀一样，关在家里面就像坐牢一样感到非常的空虚。于是时不时她们其中的一个，会心血来潮地蹦出来，打着关心我安全的旗号，跟叫魂一样扯着难听的嗓子对着弄堂“飞飞，飞飞”地到处乱喊乱叫。
一帮无聊的女人。
尽管她们都清楚我就在隔壁查家，但她们依然要用食指和拇指钳着我的脸蛋或耳朵，像拎一个猫仔似的把我拎回家放在她们当中，将我当作一个皮球，让我一个小小的男子饱受搞笑的调戏和甜蜜的侮辱，并产生出一股无可奈何的烦心。
“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待着？为什么总是死到查家去让我们担心？”三姐姐于红红在后面打我一下屁股。
连他妈的最小的，只比我大两岁的于好好四姐都敢伸出小巴掌，在我的脸蛋上削一个耳刮，说“以后再也不准去了，你这个地主应该跟资本家划清界限。”
二姐姐于方方就更加下流，拿手拍一下我翘起的裤裆，说“查云珍是个妖精，小心她把你这个家伙吃掉！”
“哎哟”，我两个卵蛋被她没轻没重的骨手拍得生痛。
我“呸”她一口唾沫。
我接着又被于方方更重地打了一下。
“你打痛了我。”我疼痛得嚎叫起来，“我操你姆妈！”我奋不顾身扑上去揪她的头发，于是我被众多的姐姐七手八脚拖住，拳脚不得施展。我寡不敌众。
5
说起姐姐们，我想起当初的男女混居。
当初我们于家，从查氏资本家手里瓜分过来的偏房一共是两间，共计四十几个平方。将房门砌墙与资本家的主房隔断，再临弄堂另行开启门户。两间都一般大小，一间用作厅堂和厨房，另一间就是我们一家七口的所谓卧室。
厅堂和厨房挤在一起，不过是前面可供摆一套用膳的桌凳，桌子前有一点可供转身踢腿的空间。后面的所谓厨房，也就是靠被熏黑的墙面架两口锅灶，外加一口水缸和一个菜碗橱子。再后面就是后院的小门。
尽管无产者人有所居，但是蜗居仍然是那个年代大家庭里的一直困惑。陋室让人感到压抑憋要内容资料。有一次我还吃过她偷偷递给我的灯心糕，事后我就把乡下亲戚送给我家里的花生、薯片和萨其马等等悄悄地放进书包，在出黑板报的时候拿出来一同分享。那时候她总是回眸蜜笑，酒窝深深。
为什么早不让下河？
原因非常简单。很显然的事情——我这个于家唯一的一根“吊桶索”下水，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常委们”的点头表决。母亲周荣花不会解禁，爷爷于德礼更是怒目圆睁。查云华家里的情况就更不容乐观。当年富甲瓷器镇的查氏家族什么都不缺，却偏偏面临着断子绝孙的危机。三代单传的险情，让每一代查氏户主无不怀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感觉。
但是当时的哲学问题是，如果永远不深人河流，那么我们一生一世注定就只能顶着“旱鸭子”的外号类似于秤砣。“禁锢”实际上是人类一种最弱智与失败的方略。换而言之，要想孩子们不能被淹死，大人们就只能把孩子们放进可能会淹死人的水里面去适应风浪。
后来并不是因为我已经长大，而是因为大姐于东东死了，我才终于开始被父母恩准“游泳”。这一惊天动地的抉择，使得我就像一个突然被松绑的犯人，每天都在期盼着太阳的西斜。而一旦夕阳将波光越映越红的时候，我亢奋不已的躯体就如同一块刚刚出炉的烙铁，急于扑进水中被“吱吱”浸泡。
从父亲亲自执教，到父母像温顺老猫一样高高地坐在晒楼上观摩的那段时间。母亲吸着烟不再骂骂咧咧，父亲喝着茶也不到外面去痴迷棋局。而我游泳的速度和耐力，突飞猛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前街的“罗汉”马博吃惊不小，默不作声。马博从此只要我在河里，他就会像只蜥蜴一样悄悄地上岸。他有他的尊严。
我在水里常常的姿势是——就像小划子一样使劲地抬起两只桨一样的手臂，赌气似的一下接一下划水，两脚跟助推器似的扑打起水浪，让上半身几乎抬浮于水面近似于发射。我觉得我就像在空中飞翔！
学会游泳以后，有一个值得的提到现象在表明着我当时的心态。那个现象就是我非常孤僻。本来从我家走下河岸，就是热闹赛过游泳场一样的码头河滩。河滩上像野鸭窝一样这里一堆那里一丛，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拖鞋、衣裤，以及肥皂。平缓的河面上漂浮着众多的头颅，以及飞溅起无数的水花。我完全可以混迹其中。
但是，我一下水就像飞箭一般贴着水面溅起一长溜白色的水花。我远离人群去了斜对面一个山崖下的僻静水潭。那个幽静的水潭缺乏阳光，水色深沉，水面清冷，气氛阴森恐怖。这时候我的性格已经彻底地变了，像个哲学家一样平时在水里我不怎么跟帮，也很难得露出欣喜的表情，拒绝玩小孩打水花的游戏，更不屑潜下去在深层对他人搞偷袭的勾当。
在大姐死去之后，尤其是由“偷泳”造成恶果之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人冷静得就好比悲愤的哑巴。我想到很多很多：那一次我如果没去偷泳，我大姐或许就没有去跳河；我如果在家里，大姐自尽的行为或许就会被察觉；我如果不接受马博的诱惑，那次就不可能会产生流血、挨打，以及缝针的后果。似汪洋大海一样多的懊悔，记忆非常之痛苦，教训也非常之深刻。
第一，我们碰到了蠢货。
那一次，那个马博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尽兴的时候，突然哗啦哗啦爬出水面，像个傻瓜一样一把挟持走我们放在岸滩上的背心短裤和凉鞋，扬言不答应他提出的条件，就把我们的东西交给我们家长，让我们光着屁股回家接受惩罚。
“你们为什么一直不让查云珍做我一家？”
我和查云华都认为马博疯了。
想想真的好笑：那么点点大的年龄竟为老公老婆的事情，策划出一起下作的要挟事件。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只能在水里随着这个傻瓜，不停地追赶着他手里的衣裤，赤脚在铺满瓷片窑渣的河床上磕磕碰碰。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有像官僚应付腰捆炸药的暴徒那样，闭着眼睛满口答应着他提出的无耻条件。
但是已经迟了。瓷片河沉积着无数的历史瓷片。比回家挨打还要严重的结果骤然出现：尖锐的历史刺进了我稚嫩的脚板，我的脚板心猛然感觉到钻心一般疼痛——我被沉积水底多年的瓷片深深扎破——那一刹那间肯定是我大姐被水窒息的时刻。
第二，查云华回家挨了一顿暴打。他那文质彬彬的父亲查仁儒抽出了竹丫笤帚上其中的一束，叫他脱裤子打针一样趴在一条长条形的镂雕茶几之上，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下接着一下在儿子的屁股上刻画着鲜红的线条，最后把自己累得满脸煞白、汗似雨流、气喘吁吁，并躺在床上半天一动不动。
查云华坚持撒谎，他说“我没有下河”。
但是他父亲查仁儒知识渊博。谎言糊弄不过一肚子墨水的秀才。虽然因为成分问题，他父亲在名义上只是一个厂研究所里搞瓷雕的所长，但实际上满腹经纶精通瓷艺，在瓷厂算得是一个“上知天文地理下通雕塑技艺”的大师。查仁儒检验的办法非常简单，他只用自己长长指甲在查云华浸泡过的皮肤上轻轻划上一划，下没下河便有一根长长的白色线条作了正面的回答。于是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隔壁竹鞭子“嗖嗖”飞舞的声音，以及查云华发出的杀猪一般的嚎叫。
平时查仁儒从不发火。
第三，我足足有半个月不得走路。因为我大姐的亡故，虽然我母亲忍住了脾气，忍死了无数的细胞，但是这团仇恨的怒火却深深地积淀在她内心的炉灶。父亲请来了镇人民医院的西医和前街坐店的郎中。清洗伤口、缝针、注射破伤风药水、灌苦涩的草药、咽白色的药片、换伤口上的纱布……
“平时把脚板抬高，躺着，不能着劲，不能沾水，不能吃发物。”
我就是这样，那一年只因为半个小时的游泳，不仅脚板心的刺伤换来揪心一般的恶痛，流掉了估计有半脸盆鲜血，手术时疼得昏死过去，伤口发炎引起了肿胀发热，以及至今脚底还有一块长长的伤疤，而且经常遭受到咬牙切齿的诅咒，闲言碎语的嘲讽，额头上被狠狠指指点点的侮辱，以及脑壳上随性而至的重磅“螺钉”。
9
我永远忘不了杀气腾腾的二姐于方方，率领着一大帮叽叽咋咋的同学，那种势如破竹激动人心的气势。我记不清那是哪一年了。二姐于方方手臂上箍了一个红色的袖标，像个男孩一样挺胸跨步地走在前面。
那一天她帅气极了。她厚实的身板上穿了件黄色的军装，腰间扎了一根崭新的皮带，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罩住她盘在顶上的头发，目光炯炯生辉忽闪忽闪。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从后脑勺两边一撇一捺刚劲地探出，粗短的辫梢直指她雄赳赳的胸脯。
——他们是去瓷艺研究所，押老实人查仁儒去学校批斗。
全瓷器镇都知道查云华查云珍的父亲查仁儒，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瓷雕艺人。
查仁儒在国家与查氏家产公私合营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一段时期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后来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屁股不适合坐这个重要的位置，就主动提出退出厂部的行政大楼，请求设立一个陶瓷艺术研究所。就好比要求在闹市区建一座寺庙，查仁儒想带着一些业务精湛的老师傅，一心一意在坯房里当一个清心寡欲的方丈。
样子他也比较匹配。戴一副跟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总是穿一双黑色布鞋，习惯性地靠着墙根走路，脚步生怕踩死蚂蚁一样很轻很轻。碰到熟人也只点头微笑，如果碰到烟民他还会主动掏出一包香烟，恭恭敬敬递上一支还不算，还要摸出一盒火柴给人家点上。他客气低调的举止，让镇上人都感觉到他的迂腐与善良。
“查家有的是钱。”当然也有一些不领情的白眼狼不以为然，经常在抽烟的时候背过身子就往人家身上弹一指头烟灰。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查仁儒他那书呆子的照片曾上过国家级的报纸，与全国着名的雕塑大师——天津“泥人张”、佛山“陶塑刘”一起并称作“瓷雕查”。那是一张国家级最权威的报纸，在报纸头版的右下角上，有一篇多年前对一次全国技艺展演活动的报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查仁儒有一手举世无双的“盲捏”绝技，也就是他能抓一坨瓷土躲在长袖里面，“吧唧吧唧”就能捏出模特儿八九不离十的相貌特征。记得我父亲从办公室兴高采烈地拿来那一张报纸，似乎是炫耀自己的光彩，稀里哗啦激动地展开，然后声情并茂将那篇上千字的通讯一字不落给全家朗诵。
“拿人家的屁股当自己的脸皮！”母亲周荣花撇撇嘴的轻蔑算是家里唯一的反响。
但是那一天，我和二姐姐他们还是去晚了一步。
一棍子打碎一个，破坏的快感弄得研究所的工作间里泥坯四溅，粉尘扑鼻。一进门我们就听到“扑噜扑噜”打砸坯胎的声音——前街的一帮小“罗汉”捷足先登。坯架上成型的塑像一个个土崩瓦解四马分尸。他们痛痛快快地拿着棍棒在做一种毁灭的游戏。可怜查仁儒堂堂的一个汉子，像个受惊的母鸡似的张开着翅膀，一边哀求大家“留一些留一些”，一边用双臂护住坯架上的尚未成瓷的作品。
黑大头马博当然也在里面。马博狐假虎威显得尤为积极，他流里流气地抓起架子上的一个仙女坯胎，颇具创意地掰开仙女的两条大腿，立刻引起“罗汉们”的哄堂大笑。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哪……我的雕塑啊……，雕塑啊……”查仁儒嚎叫。
“你尽是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有人依然在扑噜扑噜地打砸。
这时我惊奇地看到，坯胎的碎片仿佛是被溅起的水珠，水珠呈花朵开放状破裂迸开。如果把碎片和粉屑比作纷飞的花瓣，那么当时的破坏情形，就如同百花园正遭遇着猛烈的暴雨和狂风。
“这些都是艺术作品，你们不能全部都打掉啊……你们不懂啊……”查仁儒抢夺和掩护的两只手已经发抖，情急之下他突然大喊一声，“不能哪……你们你们这些——炮灰！”
马博收起了棍棒。
“……炮灰？……炮灰是什么东西？”马博问大家，“哪个晓得炮灰是什么意思？”
马博说：“你再说一遍，你再敢给我们戴乱七八糟的帽子，我就叫你死得好看！”马博说完，举起棍子又“嘟噜”捅破了一个大肚罗汉的肚皮。
这时查仁儒突然嘟噜一声朝他双膝跪下去，双手作揖，“我求求你，求求你们……好不好？”
但是马经堂的儿子马博当时做得确实有些过火。就凭他是厂长的儿子，马博竟然顺手把跪在面前的查仁儒的眼镜摘下来丢进晒架塘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血冲脑门。我闯上前狠狠地推他一掌，把他一掌推进了旁边的泥窖。精湿的白色瓷土，搞得黑大头变成一个台上唱花脸的奸臣。当时在坯房里的两伙人差一点因为我们而火并起来。前街的“罗汉”和红卫兵分别聚集在我们两个身后，怒目相向，剑拔弩张。
那一天天高云淡。谈不上兴奋还是无奈，我就像个落水的乒乓球一样被裹进了人流。
一路耳朵里只听得到整齐的吼叫声和嘈杂的脚步声。在我的感觉里，当时轰隆轰隆的洪流就像一列呼啸进站的火车。密密麻麻的中学生很快就押解着弯腰驼背的查仁儒，喊着震天动地的口号，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学校浩浩荡荡行进。
就在批斗大会的第二天，勤于思考的二姐于方方连夜奋笔疾书，一张《谁才是真正“炮灰”》的大字报，当时张贴在前街被围得水泄不通；第三天，于方方被授权在万人审判大会的主席台上，义愤填膺地宣读了大字报的全部内容；第四天，赵飞燕与查仁儒办理了离婚手续，查云华查云珍哭号着被赵飞燕拖出隔壁查家宅院；第五天上午，前进瓷厂瓷艺研究所所长查仁儒，像一个粽子一样被绑送到湖区劳改农场劳改。
10
永远难忘的是：那一年在我父亲于家男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连绵的雨水，我们家和柴窑弄也同时陷入了惊慌失措的泥潭。
起始应该归罪于我父亲的懦弱。
之前我亲眼看到，我亲爱的祖父因“唏呼唏呼”的矽肺病，而被母亲以担心传染的理由排挤出家门。我抑郁寡欢。祖父于德礼一直是母亲眼睛里的一枚钉子，拔钉子是迟早的事情。面对难以逆转的局面，年幼的我郁闷不已而又束手无策。
事先的整天整天，只要周荣花在家，家里就充斥着令人烦躁的丢丢摔摔的磕碰声、含沙射影的训斥声，以及指桑骂槐的唠叨声。比如，“你又不是孤儿，你兄弟姊妹四个，轮上轮下也轮不到你充当孝子！”又比如，“飞飞都上学了，再跟那么大的姐姐挤一间房间成什么体统？人家的房间有多都不去住，偏偏跟蛆一样就喜欢挤在我们这样一个粪窖里面。”更为蛮横和缺德的是，她竟然高声地强调，“矽肺是会传染的，等到一家人都吐血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赢了！”
在母亲周荣花那一年唾沫飞溅歇斯底里的时候，正好是梅雨时节雨水纷飞的日子。她所指的房间有多的“人家”，是说爷爷的大儿子于家驹，但是于德礼一向就不喜欢老大于家驹。记得在那段时间，大伯于家驹这个人犹如在瓷器镇人间蒸发了一样——破例，他这个孝子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来看望他呼吸急促的父亲。周荣花点点滴滴的口水因而更加肆意，源源不断的唾沫使得瓷片河河水迅速上涨。
在临河的晒楼，我和好好姐经常戴着斗笠扶着栏杆感受着“沧海横流”的壮观与新奇。这个时候我们在玩一个自虐的游戏：我们故意面对急流全神贯注。我们知道眼睛一专注于流水，脑海就会产生脚下的房屋像轮船逆行一样的错觉。
“哦呵呵，晒楼走动了走动了！”于好好抱着脑壳发出大惊小怪的呼叫。
这时候，周荣花就伸一个脑袋站在楼梯口恶骂：“想掉进河里淹死是不是？要死就早一点死，死一个少一个，死了家里也不会像猪窝一样这么拥挤！”
这句恶毒的话直接刺伤了老人家的神经。矽肺病并不等于老年痴呆，我爷爷他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他终于在母亲周荣花絮絮叨叨的数落声中，于某天清晨忍无可忍地挑一担行李，气喘不止地从阁楼上一步一步下来。
他去大伯家之前被我抱住了大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老人家的膝关节在微微颤抖。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就是不让你走！”
但是于家男不像是我父亲，更不像是我爷爷一向喜欢的儿子，我“爷爷爷爷”地叫喊时他却土鳖一样缩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反应。爷爷仰天长叹，然后坚决地迈出门槛。我长长的泪水顺着眼角、耳垂，流进了脖子。而我的手跟我的心脏一样，被周荣花强蛮的指头强行掰开，并感受到她尖锐指甲带给我深深的刺疼。
“你这样抱着他的腿，你想摔死他吗？”
雨水还在一拨接着一拨地倾盆而下，浑如泥浆的河水开始近似于一匹脱缰的野马。就在我爷爷冒雨踢踏踢踏出大门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惊讶地发现滚滚的水面上有漂浮的死猪，以及一个树段上站着一只惊恐地小狗……那时候每当发现一个漂浮的异物，岸边观潮者就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出兴奋并夸张的尖叫。
那段时间，记得除了二姐姐之外一家人都缩在家里无所事事。瓷器镇上的烟囱都像生殖器一样干巴巴地竖在空中不再冒烟，广播喇叭总在重重复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前街墙面上的大字报已经重重叠叠厚如水泥。在这种形势下，前进瓷厂的马经堂不做厂长做起镇造反派头头，那个年轻的程翔不做厂医专写大字报，段小毛不做组长做民兵连长，我母亲不再施釉而当上了厂工会女工委员。
我的二姐姐于方方就更加嚣张。从万人大会上发言以后，在马经堂、程翔、段小毛和母亲等人的支持下，她就像挂帅的穆桂英一样眨眼就变成了镇上呼啸东西的英雄。她率领的队伍从中学已经延伸到社会，她甚至将前街的“罗汉”都收编进队伍。连下三烂一样的马博和瘌痢头都整天跟在她屁股后面，吆三喝四，六亲不认。她就这样一天到晚肆无忌惮地领一帮乌合之众砸烂黑板、张贴标语、开会抄家、烧书封门，揪坏分子戴高帽游行，在镇上形成了一股指东打西锐不可当的滚滚洪流。
因为这股洪流，无关乎于家男的痛痒，“逍遥派”于家男就躲在自家后院里松土栽花。
这就是我父亲，笤帚倒了都不扶起来的父亲。河水当时已经呈泛滥的态势，他却深居简出地住在河边有沉稳的心情在院子里冒雨栽花，或者找人家下棋。他是高个子这不错，但是“天塌下来”他却从来就没有过一丁点“高个子顶”的想法。他弯下细长的腰杆，像一支弱得经不住风的芦苇，在劲风中不断重复着——弯腰低头，再又弯腰低头。
但是有一天风终于来了。狂风终于朝着他扑面刮去。
狂风真正让他折腰的这一天到了。
这一天在无意间是我发现了狂风的到来。狂风顶着我的破伞和我的腹部，让我艰难前行。这一天在放学回家路过镇机关大院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镇上的书记和马经堂厂长昂首挺胸地站在楼上，而我的大伯于家驹被一帮人拉拉扯扯揪出大门。我大伯低着头站在门楼屋檐的滴水下，脖子上挂了一个瓷器做的“走资派”的牌子。滴水正好滴在于家驹的头顶中央，他纷乱的头发便像落汤的鸡毛一样滴滴答答。
“你说什么？”
“大伯在前街挂牌子。”
“你再说一遍。”
“大伯被那个程医生，拖到前街挂牌子。”
父亲就不再问了。我却开始害怕。父亲吸着烟没有吭声。突然，“那个程翔其实就是个流氓！”我看到父亲于家男三分钟过后“咣当”一声失手打破了一个茶杯。我的父亲于家男，这才开始像倒藤的丝瓜一样软皮耷拉，他坐在那里按着心窝，低下头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将近有一个小时。
起身的时候，他已经缩头缩脑样子很像爷爷。他笼着袖口走到镇机关医务所开具了一张心脏病的病假证明，回家后指着于方方的鼻尖暴跳如雷：“这样下去你迟早要倒霉的你知不知道！”
他吼叫道，“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搞什么名堂！”
“你听到了没有？”
刚刚从外面闯回家于方方正好是口渴了。她叉着腰在水缸里用瓢子舀水。当她咕咚咕咚仰头牛饮生水的时候，我父亲对她火冒三丈，气势汹汹。
“你看你看，你都说你病了，你在家里骂起人来一身的劲。”于方方用巴掌抹了一下嘴唇，满不在乎地说，“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父亲的份上，我明天就叫红卫兵到你单位去问你个究竟。”
“我怕什么？”于家男说，“我还怕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吗？老子不犯错误还怕你们这些狗屁倒灶的小孩子吗？”
“你再说一遍！”于方方用眼睛盯着父亲，“你再说一遍我现在就写你的大字报贴出去！”
于方方又重复一遍：“我贴你的大字报你信不信？”
面对凛然的正气，于家男张张嘴哑口无言。
在那个雨季我爷爷死了，两眼一闭死在大伯伯家里。
大伯于家驹已经被发配到浮西山沟里一个林场矿山接受劳动改造。“唏呼唏呼”喘气的爷爷，终于可以安静地躺在一块门板之上酣睡。关键是他满脸的憔悴和眼睑的浮肿。我想不到一个曾经硬朗瘦长的老汉，躺在门板上竟像一个干瘪如壳的虾米。矽肺俗称“硅肺”，是长期吸附二氧化硅灰尘的结果。具体的表现为呼吸短促，胸闷或者胸痛，体力减弱。
我爷爷肯定还远远没有恶化到一命呜呼的地步。但是，我爷爷还是决定一觉躺下去不再醒来。他眼不见为净。
在吊丧的过程中，亲戚们没有一个人理睬我母亲周荣花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都不说话，都用冰冷的目光看着我母亲走完规定的程序。周荣花一个人进去点香，跪下，拜了三拜，再插进香炉。同时眼泪也猫尿一样一颗一颗地滴落。这就更加引起亲属们的冷笑。他们权当作我们于家没有这个媳妇，他们都调转头去看窗外，或者默默做自己的事情。连伤心欲绝的姑姑都爬起来离开遗体，远远地躲进内室。
雨还在下着。
我看到只有从矿山赶来披麻戴孝的大伯，给周荣花递上一杯冷开水算是打一个招呼。
我母亲抹着眼角爬起来，把茶杯放下，就缓缓地离开了那个临时搭起来的灵堂。
那几天，天空似乎变成了布满筛孑L的漏斗，瓢泼大雨稀里哗啦断断续续，而厚厚的乌云始终锅盖一般紧紧压住头顶。
在那段时间，我父亲于家男因被组织上通知“停职反省”，而一声不吭地打开眼睛躺在房间里睡觉。这个“资本家乏走狗”的儿子、“走资派”的亲弟弟、曾有过不良言论的镇机关里的文书，都打开眼睛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
对于三姐四姐疯疯癫癫的打闹声音，父亲无动于衷。除了直挺挺摊在门板上的大姐和爷爷，记忆中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能这么长时间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当时又多一份忧愁，我真的生怕我的父亲，会在某个白天于哭号和鞭炮声中同大姐和爷爷一样被装进棺木。
11
开学典礼是在一个阳光毒辣的日子里进行。在学校的操场。
大概在九月三号还是四号的样子。九月伊始，我们南方的太阳威力可想而知。但是比太阳更为威严的情况是，那个年代开学典礼不叫开学典礼，叫“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都读书读了好些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涉及到学校及其气氛森严的全校大会。
校园应该是值得回忆的美好境地。然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感觉到校园它不过是仄逼、陈旧和昏暗的关栏场所。就好比要养一群绵羊或者肉猪，生怕牲口跑了，就必须要有一个遮风挡雨和团团围拢的地方一样——因为在这之前，我和我两个姐姐所在的前进瓷厂五七子弟学校，就是这样一个敷衍了事的教育阵地。
国营企业兼办子弟学校，是我们那个年代里风行的解决公办教育不足的方式。类似于前进瓷厂这样一批有一定规模的国营企业，就随随便便挑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可以当做教室的地方，再从瓷厂里抽几个看得懂数理化课本的行管人员，管它有操场还是没有操场，管他用的是官腔还是方言，勉勉强强对付着就招收本单位的职工子弟，就堂而皇之地可以树起一块“××五七子弟学校”的牌子，打爆竹剪彩。
那一年像井底之蛙蹦出了井栏，我转学到了瓷器镇中心学校。
我激动并好奇，第一次作为公办学校的学生，心扑扑欢跳地参加了规模宏大的“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我被转学的原因，是出于母亲周荣花一举多得的深思熟虑——我跟随并监视着我的父亲。
因为我那个肚子里有些墨水的父亲，已经被组织上安置。
应该不算是“一棍子打死”，镇里面宽宏大量地调他去镇中心学校工作还有点“人尽其才”的意思。然而他在学校的工作职责，跟文化没有一分钱关系，他只负责守一个大门，敲一口破钟，扫一个操场和两个厕所。
但是于家男欣然赴任。
因为崭新的岗位好处多多。具体心照不宣可以摊上桌面的就有：他已经拥有了一间独立的门卫值班房间和大量的在校园游手好闲的时空，这不仅缓解了我们家居所严重拥挤的紧张局面，而且从此他就更有时间下他的象棋，有地方种他的花草。
况且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于家男同时还获得了在学校食堂近乎于免费就餐的待遇。这一点在我精打细算的母亲那里非常看重。食堂里的荤腥有助于我身体的发育，因此上午或者下午上完课后的中餐或者晚餐，我被要求必定要跟着父亲于家男去蹭学校食堂的饭菜。
那天，“入学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大会”的横幅被挂在主席台的上方。
读上去挺拗口的一溜文字，被龙飞凤舞地涂在一幅老长的猪肝色横幅之上。横幅上遒劲的草体大字我非常熟悉，那是家父于家男潇洒的笔迹。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女校长赵飞燕竟然请一个扫厕所的门卫，用墨笔刷一条这么重要的会标，可见我父亲于家男的书法功底是多么地强劲，以及赵飞燕这个女校长待人的情意又是多么地绵长。
在上午八点多钟的样子，我父亲于家男敲响了挂在树上的宏钟，因此我惊讶地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庞大集结阵势，似蚂蚁搬家一般从各个教室里一队一队地涌出。学生每两个人拖一条长凳，然后在老师吼吼喝喝杂七杂八的指挥声和口哨声中，被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安顿在空旷的大操场上。黑压压一片犹如镇上召开的万人宣判大会。
操场的周边长满了大树，由三合土夯实的新鲜地面尚散发出石灰的气息。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前排的板凳之上——这是废话。而我真正想表达的却是，女校长赵飞燕在台上，像发了神经一样，在再三解释着一个《关于不许擅自下河游泳的通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话题。明明开学典礼的主题是政治教育，但是那个已经丰满的女校长在台上竟不厌其烦地、反复唠叨着一个“不许擅自下河游泳”的校规。
“下面，我再次强调一下《关于不许擅自下河游泳的通告》。”
当时，主席台上菩萨一样地端坐着镇“革委会”副主任马经堂、镇文教办主任程翔、镇驻校“工宣队”队长段小毛，以及两位副校长和四个我辨不清来路的干部。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通过喇叭对师生们作过口沫飞溅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全省全地区斗争形势、本镇内部的阶级动向，以及将来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前景等等等等。该哕嗦的似乎都已经被人哕嗦过了，轮到“臭老九”赵飞燕发言就无从下嘴。面对早已准备好了的几乎是废纸一张的书面稿子，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在开学典礼上的东拉西扯鸡毛蒜皮，就成了她发言的主题内容。
她一字一句嘟囔着嘴唇说：“没有经过家长同意，你们独自去游泳，这就叫擅自。”
这个查云华查云珍的母亲——女校长赵飞燕算得上是一个“妖娆”的少妇。她变胖了一些，更像一个女干部的样子。当时我看到的是，除了反光的脑门上吊几丝用铁丝烫卷的头发外，她丹凤眼上面罩了一副金丝眼镜，腮帮上还有两抹胭脂一样的水色。关键是她有点“婴儿肥”似的微胖，但并不难看。反而显得皮肤更加白白嫩嫩，嘴唇圆乎乎肉嘟嘟的，走动的时候感觉她突出的地方浮浮的有些颤动。
问题是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仰面抬头，转来转去半天都寻不到一丝云烟。幸好是上午的操场上还有一丝清风，是风才不至于使得我们像咸鱼一样被太阳晒晕晒干。喇叭里放出来的所有废话，跟风一样一阵一阵从我们耳朵边上刮过。所不同的是：清风能给我们送来凉爽，声音却给我们带来了空虚和焦躁。
她想了想又说：“即使家长同意你们游泳，但没有到洗澡的时间，偷偷地下河，这也叫擅自。”
和全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当时我已经疲惫。我开始一副疲疲沓沓的样子坐在台下第一排三心二意。我一边用脚尖扒拉着地下零星的蚂蚁，一边在专注地撕咬着自己有点干裂的嘴唇皮子。嘴唇一下子就流血了，我就吞吸着那些略带腥味的血丝口水以缓解咽喉的干燥。后来想不到的是，有一个特别的情况让我一下子集中了精力——我突然注意到赵飞燕校长被主席台压迫的奶盘，我就停止了心不在焉的细小动作，装做一副全神贯注接受教育的样子盯着主席台不放。
我们应该将心比心地帮她考虑当时的处境。
一个已经与丈夫决裂了多时的少妇，当然会有骚鸡公在打她的龌龊注意。偏偏依赵飞燕同志的品性，她又不是那种裤腰带很松的“破鞋”。因此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拒绝与反拒绝的日子里正是她应该小心谨慎的时候。祸从口出或言多必失。她在大会上就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她就只有用这些婆婆妈妈的要求，来搪塞一个校长发言的漫长过程。
<具体落在我身上的表现是：脖子长了，屁股没了，腮帮也平了，肋骨与肋骨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开。速度像雨后的春笋，并经常从裤裆里散发出春笋的气味。“抽条”在迅速削弱着我幼童时段的“胖地主”原型。与此同时更为嚣张的是——我毛茸茸的胡须开始变黑变粗；喉结一拱一拱地顶出颈皮；喉咙里像是装上了容易振动的磁片，一发音就好比对着米缸说话，嗡嗡嗡地放射出粗麻宽厚的音质。
那个时候好像在撑伞一样，我羞于道白的是“老二”也开始在裤裆里思谋独立——时不时自作主张不听指挥，动不动就无缘无故抬头红脸兴致勃勃。如同水里的葫芦一样按都按不下去，而且有古怪的脾气越按越犟，牛牯卵一般地火烧火燎。在潮起潮落的期间，我经常昂然屹立，而后又总是疲惫不堪。
以上这些表现带来的难堪，根据我的经验都可以找到有效的方式加以克服。长期的实践的证明，把注意力分散是治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另一个比较棘手的“青春”问题又接踵而至，因为这个问题被大张旗鼓地写在脸上——脸，天天要面对观众。
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鬓角和咬骨部位的皮肤像宜生菌菇的土壤一样，无缘无故会层出不穷地爆出一些红色的疙瘩。这种俗称为“粉刺”或者“青春痘”的小红疙瘩，是一种当时在校园里感觉非常羞涩的标记，因为它另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叫做“骚痣”。
都曾有过这种发育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自己为时过早。在十二三岁乳臭未干的年龄，我每天晚上的工作竟然是面对镜子，用针刺和挤掐的方式，将小红疙瘩里面肮脏的后来才知道是“脂肪酸”的东西清理出来。现在分析起来，身体的着急大概无外乎有以下的诱因：
一、与我从小就混迹于姐姐们的房间里有关。最大的姐姐大我一十一岁，当时就短裤背心、屁股翘翘、胸脯挺挺地公然在我面前抖进抖出。一向都把我当作懵里懵懂的屁孩，换衣裤只叫我转身或闭上眼睛，而实际上我的眼皮从来都给我留一条窥视的缝隙。这些光鲜肉感的景象，在我成熟的阶段总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晃来晃去。
第二点就是自小被畸形偏颇溺爱的结局。我们老于家的长辈试图以灌溉的方式，肥沃我这亩仅有的良田，当然的恶果就是良田种不了庄稼，良田因营养过剩而变成了发酵的酒窖。酒窖骚气扑鼻，云蒸雾绕。
第三是属于外因，外因决定不了内因。怪就怪对面的板壁屋上有一条裂隙，而这条裂隙正好就对着卧室放澡盆的中间。
我一直就打算节制自身，但是我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我就像个色狼一样，在随时随地地关注与迷恋着女人的性征部位。我估计自己在滑向邪恶、自卑、丑陋、堕落、毁灭……的泥潭！
瓷器镇好像有两个女人的体态，总存在于我少年的意象当中让我兴奋。时过境迁，现在说出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忌讳。一个是李桃英肥硕软绵的躯体。毛巾泼起水花，晶莹的水珠滑溜溜地从她两大乳房之间滚落，并顺着弹性十足的腹部再流向阴沟。另一个就是“妖艳”的赵飞燕校长。她的皮肤白白嫩嫩，嘴唇圆乎乎肉嘟嘟的，走动的时候能让人感觉到突出的地方浮浮的有些颤动。
人长大了是不是就开始污浊和险恶？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性思索。
好在当时查云珍就在我班上，查云珍的存在保留了我情感上的些许纯真。这是青梅竹马的延续。但已经不属于摆家家时代的眼光。在我眼里，中学生的她已经不属于皮肤白里透红的美丽、神情羞涩娇艳的可爱、举止雅致高贵的干净，以及性情甜嫩温顺的魅力。正在迅猛发育的查云珍，已经把肉体和器官成熟的进度突兀地呈现在我面前，肉香诱惑着我的贪婪；裤子绷紧她肥大且一走一扭的屁股，始终吸引着我的视线；前襟的扣子锁不住她生长凶猛的乳房，一下一下地冲击着我的心房。
她甚至扶着话筒，抬头扫一眼大家再一次说：“擅自下河是违反校规的，是危险的，是对党、对国家、对家庭和自己不负责任的……”
她短袖衫外露出一大截油脂一样白嫩的胳膊。她低着头假装看着手里的稿纸，她蛮大的奶盘被主席台挤压得鼓鼓囊囊。
那对蛮大的奶盘，像个手感极好的热水袋充满着弹性，它躲藏在一种叫做“的确凉”的布料后面，晃荡荡地像一对胖乎乎的白兔。两个深颜色的奶头突出了里面的色泽和位置。这是她身上“的确凉”衬衫的作用。“的确凉”是当时非常作兴的布料，它挺刮、滑爽，尤其是印染出来的鲜亮，对于熟悉土布或咔叽的瓷器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视觉冲击。正是这种时髦的布料，致使我们女校长的“白兔”在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会公开鼓鼓地挺着脑袋东张西望。
奶盘的形状都看到了。
知了在大树上干叫。空中顺风而飘的窑烟，从烟囱出来以后就像巨大的慢慢松散的辫子，滚滚乌云一般给操场投下不确定的遮天蔽日的阴影。说实在的，随着那对奶子的挺拔与胀开，我内心的瘙痒和下身的蠕动便显得有些频繁和急促。当时我可能刚刚赶到了这个隐隐骚动的年纪。但是不很强烈。我就用不断地夹紧裤裆和吞咽口水的方式，来缓解我内心与喉咙里莫名的干涩。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提醒我记忆并书写那一年开学典礼的关键。那天记忆深刻的关键，是关键的时刻有一个关键的人当场夺下了女校长讲话的话筒。夺走话筒的这个人就是，镇里兼管宣传文教卫生的“革委会”副主任马经堂。
台上唯一没有发言的就是马经堂。马经堂作为出席大会的最高首长，他一直在忍着性子等待着做最后的发言总结。台下叽叽喳喳黑压压一片。他秃顶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不安分地转动。脑壳两边稀稀拉拉几根杂毛挂有汗珠，太阳就专门曝晒着他汗水淋漓的脑壳中央。他日理万机，他都等不及了，甚至有可能因赵飞燕的性感而放飞出自己联翩的遐想。他飞呀飞呀……
由于赵飞燕校长的哕里巴唆，他有理由将情绪表现出来。他终于不耐烦了，他很不耐烦的表现方式就是，跟日本鬼子举起军刀一样，将臭知识分子烦琐而不着边际的话题蛮横地拦腰截断。
他有这个权利。
他更有这个义务。
他伸出毛乎乎的猪手，以极其敏捷的动作出其不意地将话筒捞到手心。其速度就像收缴敌人的枪支，或者打架的妇女捞男人的小便。其时会场的喇叭，因电流的突然变故而发出一种刺耳的叫嚣，“吱吱——吱吱——”金属刮瓷器一样。这种猛烈而锐利的叫嚣，使我们的耳膜都感受到震颤和刺痒。肉都是麻的，牙床也跟着发酸滴水。
我立即软皮耷拉。
全场陡然死静，随后就捞饭煮粥一样乱哄哄一片。
这就是我刻骨铭心的场面记忆。在马经堂躲过话筒之后，他披露出在大会横幅上，有人别有用心地故意写错了五个字。“大家请仔细看看主席台上方，故意鬼画桃符，这么简单的字竟然十二个字错了五个，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和阶级动向。”他说，“我提议成立专案组仔细调查调查！散会！！！”
大家吓了一跳。
12
日光渐次退隐，黑幕合拢。
记得在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一般在晚饭过后六点半到七点这段时间，那成了一段要我命的时间，我不想回避那段经历。我背靠着对面板壁屋的河侧，假装站在河边看水，而实际上我背后正对着一条板壁的裂缝。
在李桃英和铃子的卧室里，这个时候就会响起澡盆里悦耳的水声。我少年的光阴像艘破船，正不可救药地沉人马里亚纳海沟。在记忆中，随着我偷窥洗澡次数的越来越多，我十二岁那年白白胖胖的身体，也开始像放进油锅的面粉，炸油条一样被一下子拉长了许多。
查看更多人和羊人的寓言故事相关内容,请点击: 人和羊人的寓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