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知道白求恩，才知道加拿大的，但加拿大人并没有我们那么熟悉这个国际主义战士。而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竟曾是个问题青年，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而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人的加拿大人则开始刨根问底，他们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到人民中间去
我们曾盛赞白求恩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在加拿大，这并非一个没有争议的术语。不久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动用联邦资金250万加元，资助修建白求恩故居游客服务中心，引发保守派联邦议员罗布安德斯的强烈反对，反对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国际主义是对加拿大的不敬。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在辩客们的争辩声中发现，白求恩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1911年，年仅21岁的白求恩宣布休学一年，作为一名边疆学院的志愿者，前往北部人迹罕至、大半年被冰雪覆盖的伐木者和采矿者营地，为这些人提供教育服务。当年参加这类组织的，几乎都是爱国青年和虔诚的教徒。
3年后，一战爆发，白求恩再次宣布休学，加入加拿大第二师医疗队，从事欧洲战场外科救护，并因抬担架在战场受伤。他是整个多伦多第10名入伍的志愿兵，在当时曾被当做爱国青年的典范宣扬。
然而，一本后人撰写的白求恩传记称，白求恩在一战后感到十分迷惘，战争结束了，他却不知该归向何处，年轻时他只熟悉加拿大，成年后又只熟悉欧洲，而欧洲此时正处在无政府主义、幻灭主义等思潮泛滥的迷惘年代。
不久，他到美国底特律挂牌行医，由于医术精湛而名声大噪，却同时日益强烈地滋生了一种烦恼。1934年，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白求恩后来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费用全免。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不久，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白求恩饱受创伤。
1937年，他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通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他的临终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他们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希望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患者。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放浪形骸，曾吸食大麻，并沉湎于酒精。
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
他的妻子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