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他被撤职后，曾回忆道：“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商城后，日子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日记里的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面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说，他一旦摘帽，他们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
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两人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条，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资料太多了，以致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身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知道死讯后，他写道：“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叙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记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终于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顾准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但那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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