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很好。

月光像从天上轻轻撒下的糖,空气中游动着一丝微甜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抽动鼻子去追,追着追着人就兴奋起来了,急切地想要干点儿什么,播种或者歌唱。这是三月,乡村春天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不冷不热,地里也不忙。

我是一个歌手,所以更喜欢这段时光,这段日子干起活来不累,活也特别多。今晚,我们的舞台搭在主家的院门前,主家的老太太今天过生日。舞台不大,但是吊灯、地灯、音响、吹泡泡喷烟雾的机器全都有。主家喜欢这些,这会让他们的排场显得更豪华,更接近电视里的演唱会。我们的主持人也像电视里的一样西装革履,一样的极尽一切可能地推销我们。比如他是这么介绍我的:下面有请多次获得全省歌手大赛一等奖,从草原来到颖川的著名蒙古族实力唱将马格尔为您带来他震撼的歌声,你们的掌声

舞台上的烟起来了,一团一团的往前拱,像传说中草原上的羊群。我像一个草原的牧人,驱赶着羊群迈步走到舞台中央。电视已经把观众教出来了,台下一阵欢呼。乡村的观众还是很相信衣着光鲜的人说的话,从来没人问过,我一个蒙古族的歌手怎么老得中原省的大赛一等奖。与往日一样;我的形象先把他们给震了。我的头发卷曲着披到了肩上,上唇留着两撇胡子,上身里面是一件白衬衣,两个扣子没系,露出了胸膛和那串草原风格很浓的项链。外面是一件色彩明亮的蒙古族袍子,袍子的一只袖子当然脱出来系到了腰间。袍子的下面是一双长筒皮靴。我的眼小,脸很窄、很黑,下了台应该是一个丑人,但作为一个歌手就显得很有特点。这些观众一定在电视里见过那个叫腾格尔蒙古族歌手,说实话腾格尔比我好看不到哪儿去,但观众肯定认为蒙古族人全长得像我们这样。

我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向前划了一个大弧,然后弯下腰,向观众深施一个蒙古礼,接着对观众说,带给你们的第一首歌是《蒙古人》。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我的声音还不错,很像腾格尔。我不知道真正的蒙古族人是不是像腾格尔那样唱歌,大多数观众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是一个标准的蒙古族歌手。一个蒙古的歌手大老远跑到颖川给他们唱歌,让他们很感动,就像当初那个加拿大人大山开口说中国话,让中国人很感动一样。我总能收获比其它歌手更多的掌声,让观众觉得他们得到了更多的东西。现在我在周边的几个县市已经小有名气,也有了粉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老头子。有一回我到一个村里演出,听到台下一个老头说,听了马格尔的草原歌,心里舒坦多了。我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喜欢我很大部分原因是认为对一个外地人要热情一点儿,这些老人显然更古道热肠。

我又唱了一首腾格尔的《天堂》。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耶我的家我的天堂

我比腾格尔还要投入一些,腾格尔唱时有些平静,我跺脚、甩头、面部表情痛苦,仿佛是真想遥远的家乡了。台下很多观众的大脑被我带离了现场,很多人脸木了、眼直了,有的眼里甚至含着泪,不知道是想谁了。

接下来我演了一个让台下观众惊喜的节目,给他们唱了一段豫剧,作为观众眼里的蒙古族人,当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唱的是《打金枝》中唐王的一段唱:《下位去劝一劝贵妃娘娘》。伴奏带住音响里一塞,我就开腔了:

下位去劝一劝贵妃娘娘撩龙袍上前去好话多讲叫一声贵妃娘娘王与你商量商量小秦英打死了皇亲国丈孤王与贤贵妃一样痛伤啊长江水焉有那回头之浪斩秦英也难救你父还阳啊

我唱得字正腔圆,一开腔就掌声一片。歌只是让他们新鲜,要说舒坦还得是听戏,当然他们的享受还在于这个唐王是个长发飘飘的蒙古族人。我也一样,每次演出,唱戏这一节都是我最喜欢的,较之于唱歌,我更喜欢唱戏。梆子一敲,我就觉得身上的蒙古袍就成了莽袍玉带,我成了摇着四方步的唐王。我唱完了,几个老头拥到台前对我说,格尔呀,你唱得真带劲呀,一点草原味都没有,哪像个蒙古族人,和俺这儿唱戏的一个味儿。格尔这俩字有点咬嘴,他们喊起来像是在叫我根儿。我感到无比亲切,但也没忘了又一次两只手一前一后给他们施个蒙古礼。

演出结束了,主家和我结清了演出款,给演员发了之后,我今天挣了一千。几个演员坐拉舞台的车回去,也有演员像我一样开着自己的车。

到家已经凌晨1点多了,张娟还没有睡。张娟是我媳妇,她习惯了等我到家和我说会话再睡。张娟是剧团的琵琶演奏员,现在演出都用伴奏带,他们这些演奏员就基本废了。但我还鼓励她练功,我喜欢看她抱着琵琶的样子。

坐到床上,张娟跟我说她今天到团里去领工资去了,让我猜猜领了多少钱。她笑的很轻松,我知道那不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说,多少,不会是一人一万吧。张娟笑出声了,说五百二,咱俩一人二百六,咱这一拔儿进团的都是这个数,本来准备发二百五呢,不好听,发二百四大家不愿意,团长一咬牙发了二百六。张娟躺到了床上,还在笑,我裂嘴同时把脸部肌肉往上提,弄出笑模样,配合着张娟。有什么可笑的,团里这样发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笑的。

张娟还说团长通知了,这个月农历二十上午有一场宣传部组织的三下乡演出,叫我回团唱戏,我要是再不回去,就和我解除劳动关系。张娟让我一定回去,她挺怕这个的,虽然整天在家呆着,团里一月给她发二百六,她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我跟她说,我不想回去,我老了,翻不动跟头了。张娟一扭身抱住了我,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不老呀

我真不想回去,虽然我喜欢唱戏,。说实话,唱歌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演戏,演那个叫腾格尔的蒙古族歌手,我捏着嗓子,声音全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唱戏的时候,我才是在歌唱,声音从肺里喷薄而出,每个毛孔都是舒坦的。但让人伤感的是只有在演腾格尔的时候,我才可以酣畅淋漓地唱几段戏,到真正唱戏的时候,我的任务却主要是翻跟头。演腾格尔的时候,我无数次想跟那些与父亲年龄差不多老头说,我就是咱这儿的人,就是一个唱戏的,是县剧团的马根呀。但不能说,说了我就不值钱了。他们就算是看过县剧团的演出,也记不住我,记不住那个翻一溜跟头,然后就到舞台一边打旗的马根。

更重要的是我得养家,但唱戏养不了家,没有今天晚上拿回来的这一千块钱,张娟不会把二百六当成一个笑话。我一回去唱戏,团长就让我把嘴上胡子剃掉,说输戏不输过场,不管唱得好不好,态度要认真。我知道一个打旗的留着两撇胡子不像回事儿,也有观众看着我笑。可我能剃吗,唱完这一场戏,下一场不知在哪呢,没这胡子我能演腾格尔吗。戴个髯口?没那回事儿。

说我对唱戏不认真,我不承认。我唱20年戏了,如果对唱戏不认真,凭我这长相,入不了这行。我从小就迷唱戏,十里八村跟着戏台跑,跟着收音机学唱戏。我也不怕人,在村里的人场里,大家叫我唱一段,我就唱一段,左邻右舍都说我嗓子亮,唱得好。初中毕业那年,我跟他们说,我要去考戏校,真的去唱戏。他们全笑了,前仰后合,有的人还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事儿很快传到了我家里,吃晚饭时,父亲跟我说,根呀,你好唱戏,没事唱唱就算了,说实话,年轻时我也好唱,但吃这门饭,我看着咱爷俩不中。

我知道左邻右舍为什么笑,父亲为什么说不中。我长得丑,我的脸窄、黑,眼睛小,不像个演员,如果长大没出息,找媳妇都困难。我长得像父亲,但是父亲是个闻名乡里的木匠,对于一个木匠,大家是不挑长相的。我听见过父亲在干活时的哼唱,唱得真不赖。最好的选择,我应该当个木匠,但是我不愿意,不是看不上木匠,是我太想站在高台上亮开嗓子,太想一会变成唐王,一会变成张生了。那种日子一想我就浑身发痒。那会儿已经不兴考剧团了,想演戏就得上戏校。我跑到市里的戏校问怎么考,正赶上戏校的艺术考试。老师一见我就皱起了眉,但看我热情高,就叫我唱了两句,然后又叫我翻了俩跟头。我听了也看了,别的考生比我都差点儿,老师不好意思不让我过。

最后老师跟我说让回去好好准备文化考试,文化考试不过,艺术过了也不行。听了老师的话,我回去就开始发奋,我成绩一般,如果不考戏校,初中毕业就准备回家当木匠了。因着戏校这个盼头,我的成绩直线上升。升学考试考完,老师劝我别报什么戏校了,最好报个高中或者师范。父亲也劝我报师范,他的儿子不当木匠当老师,他更愿意。

那怎么行呢,我是奔着唱戏去的。戏校三年,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老生唐王和小生张生都唱得让老师点头,但点完头老师就劝我多练练武功,最好是往武生那一路上走。老师说武生主要看的是武把式,不太挑长相。我当然会有些难过,但也没太上心,从小到大就没人说我好看过,我不信没长成浓眉大眼,我就唱不出来。

张娟是和我一级的校友,她在演奏班学弹琵琶。进校没多长时间,我就瞄上她了。她长得好看,看脸应该上表演班。我们班也有好看的,但是我看不上她们。她们也看不上我,一说让她们跟我搭出戏,就跟沾了她们多大便宜似的,很不耐烦。我们班的女生都很闹。张娟吸引我的地方是她的安静,从没大哭大笑过,总是一幅淡淡的神色,琵琶一抱,跟从前日历牌上的人一样。我一直在给张娟写信、递纸条,跟她说我手里有两张电影票,但张娟没给我回过一个字,那些信全都石沉大海了,那些电影票也全都废了。

戏校毕业后,我跟张娟一块分到县剧团,一起去的还有班上主攻小生的辛中旺。团里起初不想要我,班主任极力推荐,并跟团长说,马根是搭着那俩人的,这个人不要,那俩人也不给你。团长这才收下了我。

到团里后,辛中旺很快就挑大梁当上了主角,而我更多是在台上翻几串跟头,然后到一边打旗。演出前后,我要装台搬箱,他就可以在一边呆着。我自认为比他的学得好,也找过团长,让团长听听我的唱。团长对我说,你唱得真不错,但是你这种形象演个张生或者唐王,老可笑呀!

辛中旺也瞄上了张娟,据他说,他也是在学校就喜欢上了张娟。我很愿意和辛中旺展开竞争,但他对我的态度却很不友好,他对别人说,马根追张娟,污辱了张娟,也污辱了我,我怎么能够和马根成为对手呢。如果不是为了保持在张娟眼中的形象,辛中旺那一顿打是跑不了的。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张娟的追求,接受不接受是她的事,喜欢不喜欢是我的事,一想起她我心里就热哄哄的,这就不错。最后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张娟选择了我。没什么大波折,张娟和辛中旺之间没有故事,张娟直接选择了我,接住了我又一次递过去电影票,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团里双出双入。

辛中旺看来是真喜欢张娟,悲痛欲绝,那一段没少喝酒。要我说,都是他自己找的,说什么我污辱他,这还真把他给污辱了。一直到快结婚时,我才问了张娟一句,怎么就在我们俩中间选择了我。张娟说,我可怜你,我担心不嫁给你,你这辈子就要打光棍了。张娟话说了一半,那一半是想嫁给辛中旺的女人太多。看戏的女人一般都喜欢小生,辛中旺有一大批女观众,有老太太和中青年妇女,也有一些没结婚的。女人迷起男,人来,更花痴,谁跟了辛中旺,前半辈子都很难清静。辛中旺在这些女戏迷的安慰下缓了过来,最后在没结婚的戏迷中间找了个做生意的富婆。

刚到团里那两年,团里的演出任务还很多,一年四季在外边跑。我无数次的幻想过能像那些正常上班的人一样,能够按点出门,到时回家,能在家吃一天三顿饭。但这只能是幻想,我们一上班就等于出差,一天二十四小时跟剧团绑在一块,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周围这几个能演豫剧的省我们跑遍了。有点儿钱的村子还看不上我们这县剧团,所以基本上是哪偏往哪跑,尽住犄角旮旯里钻。不知情的外人以为我们都是拿腔拿调的艺术家,但跟剧团的人一聊天,常觉得我们的做派像他们村里的人。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跟农民呆在一块。进剧场演出,挣的不够给剧场的。再一个我们演的戏不管古装,还是现代,其实说的都是农村的事儿,唐王也是按照村长的路数弄出来的,弄个文诌诌的唐王,谁看着都不像。

焦麦炸豆的时候,没有人找我们唱戏。农民闲了,我们开始忙,从种上麦一直到麦收,我们基本都不在家。到了演戏的地方,村里给你找块平地,舞台一搭就得开唱。只要不下大雨,演出就不会停。冬春雨少,但是风多,唱戏哪有不张嘴的,有时一张嘴就能含住几粒沙土。我这种龙套演员,经常是上台翻跟头翻一身汗,然后站在台边让风吹个透心凉。古装戏还好一点儿,能把自己包严,最怕冬天唱现代戏。现代戏都穿得少,没听说过穿棉袄的现代戏,多的是穿裙子背心的。村里入冬天看了现代戏,津津乐道的不是哪个人唱得好,而是有个傻瓜三九天光着膀子。我经常演这种傻瓜。剧团一般住在大队部或者学校里,舞台上需要留人看道具,我通常都会留在舞台上。铺盖是自己带的,褥子一铺,被子一蒙。很多个冬天的早晨在舞台上醒来,雪已经把鞋给埋住了。

接戏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唱完夜戏,连夜拆台转场。团里有两辆车,一辆卡车,一辆中巴,卡车拉道具,中巴拉人,中巴坐不下,像我这种龙套就得坐到卡车上。夜里,我裹个军大衣,斜躺在道具箱上,一手拉一根绑车绳,在盘山公路上一圈又一圈的转,把天上的星星看遍了。

转场中间掏个空儿,团里会在村镇上找个澡堂,让我们洗洗澡。演员嘛,还是要干净一点,总不能让刚一见面的观众觉得我们蓬头垢面的。洗澡那会儿没了主角龙套之分,全跳到一个池里,一通猛搓,洗完赶紧走人。从没住过宾馆,顶多住个那种被子发粘,得穿着衣服睡觉的小旅店。

但我也不是没在剧场演过,我真在北京演过一个月。

那年市剧团要排一出大型现代戏,说是有一个角色谁演都不合适,就到各县剧团挑演员。到我们团时,团里的主要演员都去了,我也跟了过去。辛中旺一看我也往那走,楞着眼问我,你干啥呢,也去让人家挑呢,别丢咱团的人了。自打张娟跟了我,这家伙就没和我说过一句顺耳的话,一见我就变脸。我跟他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这张小白脸给花了。这家伙怯了,转身走了。他就指着这张脸呢,何况现在这时候。

到了排练厅,所有演员都站成一排让市里的导演看,我站在最后一个。挑选的程序是先看长相,再看功夫。导演像找犯罪嫌疑人一样,脸绷得很紧,目光从打头的辛中旺开始,从我们脸上一个个划了过去。到了我脸上,他停住了。我后面没人了,我以为没一个合适的。突然导演眉开眼笑,指着我说,就是他了。所有人都懵了,包括团长,他上前去跟导演说,他不中吧,他就是个打旗的。导演说,你不知道,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我看了一眼辛中旺,他的小白脸绿了。

到市剧团看了剧本,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挑上我。这个戏讲的是一个中年人再婚的故事,我演剧中一个中年寡妇的儿子。寡妇这儿子不小了,但一直找不到媳妇,主要原因是丑,用剧中他舅的话说,就是这孩儿的脸黑地跟锅底一样,脸窄地一根烟卷就能挡住。写剧本的人跟见过我一样,这个角色还真是非我莫属。

我在戏中的主要任务是阻挡寡母再嫁,一出场就黑着脸木头桩子一样站在台上,观众听完舅舅的话,再一看我,都会哄地笑了。虽然还是个龙套,但我还是很高兴,市团的常老师是全省的名角,能和他配戏,是我的福份。

谁都没想到,这个戏会火到那个份儿上。一场演下来,观众能从头笑到尾,先是在省内演了个遍,获了一摞奖,然后是晋京。在北京也是一再加演,一直演了一个月,文化部长都来了。

那是做演员以来最让我怀念的一段时光。跟生人聊天的时候,我很喜欢说起那段日子,说起那句脸窄地一根烟卷就能挡住,看过这出戏的人再看看我,就会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你呀。

再热闹的戏都有剧终那一刻。这出戏演了一年多,也不连场演了,我又回到了县剧团。临走时,常老师来送我,拉着我的手,说我戏演得好,回去要继续努力,我的泪都下来了。

这以后,剧团就开始走下坡路,找我们演戏的人少了。农村有把子力气的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拉起场子也聚不住人了。在外演出的日子虽然苦,到了后来,想出也出不去了。我真开始在家吃一天三顿饭,但却没有当初想像中的幸福。没戏演就挣不来钱,我们的工资倒没有降,一直是那个数,二百多块钱。八十年代中后期,这是个高工资;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数吃饱饭都难了。

一天下午,我接到了辛中旺的电话。这家伙接通电话,喊了一声马根儿,再没说话,就痛哭起来。我跟他说,别哭了,在电话里哭挺贵的,真想哭,到家里来吧。辛中旺在团里分的有房子,但他一结婚就住到了那个富婆家。没过多长时间,辛中旺就过来了,一进门还是哭。这家伙中午肯定喝酒了,舌头硬得说不了一句囫囵话,那个说起娘子,天色不早,你我歇息了吧浪得找不着屁股的张生没了影子。他声声喊我哥,完全一副受了欺侮的模样。说了半天,我和张娟才听清楚。他离了,那个富婆把他踹了,找了一个税务局的科长,孩子也不要,给了他点钱,就把他和孩子轰出来了。女人变了心,比男人更无情。辛中旺那张小白脸现在皱得跟卫生纸似的,美男迟了暮,比美女迟暮还要凄凉。没戏演了,辛中旺看我也顺眼了,毕竟是老同学,不如意的时候还是比别人亲。我让张娟弄俩菜,和老同学喝两杯。

我和张娟已经结了婚,但一直没要孩子,前两年是忙,现在是怕,怕养不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张娟一直呆在家里,一天到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们的家是团里分的一间房。张娟是家里的掌柜,她来安排一天三顿饭。我很感激张娟,就算是有一天我成了李嘉诚,她也会是我媳妇。她从来没说过什么,我只是看到她的脸绷得越来越紧。她一定是控制不住她的脸,她就尽量让我看不到她的脸,所以家里就算是只有我们俩,我更多看到的也是她的侧影。张娟也很难看到我的脸,没事的时候我就会低着头。我很着急,但我不知道怎么办,除了唱戏,我什么都不会。我把唱戏当成了命,真没想到,有一天唱戏会养不了我的命。那一段,我真觉得自己是进错行了,后悔没听父亲的话。当个木匠,也不至于让我为吃饭的事发愁。

张娟出去买回了一只烧鸡,两只兔腿,又在家里炸了个花生米,拍了个黄瓜。我有点醋意,觉得她铺排得有点大了。但我顾不得了,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过荤腥了,馋得直流口水。啃着鸡腿,我问辛中旺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辛中旺一定问过自己好多次了,他也一定还没找到答案,他哽咽着说,我也不知道,说完又呜呜地哭起来。我也想哭,但忍住了,我不能让张娟没了指望。

辛中旺搬回来了,还把父母接来替他看孩子,只有一间房,中间拉了个布帘,四口人住的很挤。他天一亮就开始在街上遛,到处找工作,但一直不顺,于是就经常找我喝酒,喝不了几杯就开始哭。我和张娟也到劳务市场找过工作,下力活我们干不了,那些不下力的文差事儿,最起码要会个电脑。我俩都不会,辛中旺也不会。辛中旺应该还有些底子,但我和张娟没钱了,每到发工资的前几天,张娟的脸色就会像被逼债的喜儿,我们的饭也只剩下了馒头、面汤和咸菜。我们俩那点钱,怎么掰都是不够花的。张娟开始自己蒸馒头,她说这样能省一些钱。她不太会,蒸了两回也熟了,她弹琵琶的细手在面盆里一下下使劲的揉着,完全像个家庭妇女了。有一回父亲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我,问我带点什么。我跟父亲说,要不你给我带一袋面来吧。父亲怔了一下才说,中啊。我听见电话旁边母亲哭了。

一天晚上,辛中旺了拎个箱子出门,我以为他要出门,就问他去哪儿。他说哪都不去,找着活了,到一个歌厅唱歌。我说咱能唱歌,他说能,比唱戏省劲。我问他挣多少钱,他说底薪一晚上二十,有人点歌了,一首歌十块,老板五块,他五块。我听得心里直痒痒,这样算起来,一个月挣个七八百块钱是没问题的。张娟也在门口,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像是点起了一盏灯,一下子亮了起来。辛中旺一笑,说,你俩在家也没事儿,要不到歌厅听歌吧,给我捧捧场。我们是真没事儿,于是就去了。

很多年没有坐在台下看过演出了,觉得自己从来都应该是在台上的。歌厅里人不少,一张张摆着瓜子、啤酒的桌子后面都坐满了。我和张娟坐到了后面的角里。先是几个女孩子跳舞,然后就开始唱歌。一个女歌手唱邓丽君的歌,《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声音很软,让人有享乐的念头。辛中旺出来了,他走的还是小生路线,头梳得很亮,穿着亮晶晶的、很瘦的衣裳。脸抹了,仍是一个很粉嫩的小生。他唱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毛宁的《涛声依旧》,唱得很动情,全掉眼泪。那天晚上他生意很好,有四个人点他的歌,三个是中年妇女。辛中旺一忧伤,她们就跟着掉泪,把脸上的粉都冲花了。我算了一下,辛中旺今天晚上能挣到四十块。

我们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张娟还不想睡,似乎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却又说不出来。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坐到床上,我拉着她手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唱歌。张娟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她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温柔了。她说,你要是不想去,咱还这么过,反正也饿不死。我跟她说,我去,我得先想想,我唱什么。我感到手上湿了,张娟的泪落了上去。

第二天上午我把辛中旺叫到了家里,跟他说,我也想到歌厅唱歌。我一辈子都要感谢辛中旺,他最终帮了我。这一回他是真帮我,说行啊,你会唱什么。我说,我会唱腾格尔的草原歌。我真挺喜欢腾格尔的,我喜欢所有的成功的丑艺人,他们让我觉得我也能成功。

我很长时间没理发了,胡子也没刮。整天不出门,没心情收拾,也想省俩钱。辛中旺端详我了一会儿,一拍大腿说,嘿,马根儿,你还别说,以前没发现,你这张窄脸还真有点像腾格尔。你头发千万别剪了,再长一阵子咱烫一下,或者扎个马尾。胡子也别刮,就照腾格尔那样修。咱狠一点儿,干脆起个艺名,就叫马格尔,反正跟马根儿差不多,就跟观众说你是从草原来的,蒙古族。你得准备一双长筒靴,你往哪弄一件蒙古袍呢?

辛中旺说得我眉开眼笑,跟他说,你不用管了,我肯定能弄来一件蒙古袍。我到街上转了一圈,倒是有男式长筒靴,但是我买不起,最后我买一双长筒胶鞋,舞台彩光一打肯定看不出来。蒙古袍找遍了都没有,卖衣服的都说,进那个卖给谁呀。我到市场上买了一些花边,准备自己做一件。回到家,我就在柜子里翻着找,张娟问我找什么,我说我要找东西做一件蒙古袍。张娟笑了,说,你啥时候会做衣裳了。我说,现在。

我一眼看见了张娟那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这是定婚时我给她买的,穿了好几年,已经有些破了。我把这件大衣拉出来,跟张娟说,就是它了。我把大衣的扣子去掉,把花边沿着领口、袖口、衣边滚了一圈,张娟要替我做,我不让,跟她说,你不知道蒙古袍什么样。做好之后,我穿上长筒胶鞋,把大衣穿在身上,脱出一只袖子系在腰间,然后给张娟施了个礼,问她,我像个蒙古人吗。张娟说像,她笑起来,止不住,眼泪都出来了。我现在已经有好几件真正的蒙古袍,但我自己做的这一件,我一直留着。

辛中旺工作的那家歌厅门口贴出了海报,说是从乌鲁木齐请到了草原歌手马格尔。

在那天晚上之前,我这张脸从来没受到过表扬,各种说一个人丑的话都曾经贴到这张脸上。我很多次在镜中端详自己,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给了我这样一张脸。那个晚上之后我明白了,老天爷给我这张脸是让我吃饭呢。

登场之前,我当然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上台唱歌。我只练了两天,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舞台。一出场,我就镇静下来了。台下掌声一片,掌声是演员最好的镇静剂。我唱了两首歌,这两首歌现在是我的保留曲目,当然也是腾格尔的保留曲目,一首是《蒙古人》,一首是《天堂》。我唱完之后,掌声更加响亮了,他们在欢迎我这个从草原上来的歌手。我听见有人说,从草原上来的就是不_样,咱这儿歌手唱不出来这个味。开始有人点我的歌,我的备选曲目只有这两首,我只会这两首。我当然不能说我只会这两首,我学着陈佩斯卖羊肉串时的口气跟观众说,我只带了这两首歌的伴奏带。观众来来走走,那两首歌那天晚上我唱了六遍,是歌厅里点唱最多的歌手。

歌厅的工资是一天一结,那天晚上我拿到了五十块钱。我和辛中旺骑着车回家,街口还有个大排档没有收摊,我跟辛中旺说,走,去喝两杯。摊主看着我的头发和胡子,显得有些紧张。我给辛中旺端了一杯酒,对他说,谢谢你中旺。辛中旺笑着一饮而尽。从那个晚上起,我和辛中旺成了最好的朋友。喝完酒,我又给张娟打包了一只鸡腿。给摊主钱时,他说什么都不要。我跟他说,拿着吧,大半夜的,都不容易,我是个好人。

我开始在那家歌厅驻唱,很快就在颖川唱出了名气。一个月能挣一千五,在当时的颖川,这算是高收入了。有一天,我在街上见到戏校的班主任,我拉着他喝酒。班主任现在混得不好,戏校招不来人了。他那天喝高了,拉着我的手说,马根呀,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唱出来。

我会的越来越多,除了蒙古族的歌,藏族的歌也学了不少。我专门找了老师,学了蒙古族和藏族的舞蹈。辛中旺也唱得不错,我们俩的观众群不一样,他受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喜爱,我的观众大部分是那些自我感觉比较有文化的人。市里的音乐家协会发现了我俩,派我们去参加全省的流行音乐比赛,辛中旺得了二等奖,我得了三等奖,但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说的全是一等奖。我和辛中旺开始参加市里大型晚会,开始有人不断约我们出去演出。辛中旺后来走了,到北京去了,他说如果能在北京唱出来,那就火大了。

我走不了,到外地充蒙族人,没人兜着,我怕出事儿。更重要的是张娟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孩子小,我得照顾她娘俩儿。我的头发就这样留了下来,越长越长,超过了张娟。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我们的头发会纠集在一起。张娟说,刚开始看着一个长头发躺在身边,心里很不适应,慢慢地也习惯了。我不怎么上街,我这头发,在小城颖川是一景。

过年时回老家,父亲看着我的头发,没发火,泪却下来了,跟我说,儿呀,你乍成这样了呀。我跟他说,没事,我现在是个歌星,就跟那电视上的刘欢似的。父亲这才不哭了,他认识刘欢,知道刘欢也扎着一个马尾辫。全村的人都跑来看我,问我,听说你是干歌星的。我说,是。他们很惊奇,在村里歌星是个新行当。

剧团里偶尔接个活,我还回去演,挣得很少,就是过过瘾,站在那个舞台上,我很放松。回去演出,头发很好办,古装戏可以装到帽子里,现代戏就那么扎着,反正我也演不了什么好人。胡子有些麻烦,麻烦也不能剃,我指着它吃饭呢。团长不敢跟我太认真,认真我就走,团里已经走了很多人,再走几个,这戏就唱不成了。

我演得最多的还是腾格尔。在农村演戏不行了,歌舞、小品、戏曲全都有的晚会却兴起来了,婚丧嫁娶,只要有钱,都有人办这个,只演一场,比唱戏简单省钱。我经常参加这种演出,比在歌厅挣得多。我跟别人搭班子,自己也组班子,到了村里就跟大家发名片,我形象突出,找我的人挺多的。有一天,我接到了市剧团常老师的电话,常老师问我还认不认识他。我说,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我是您的学生呀。常老师说,再有了演出,也喊喊我,现在市团也没戏唱了,我也想挣俩钱。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常老师怎么也到这份儿上了。我跟常老师说,在乡里演出可是苦呀。常老师说,能怎么苦,又不是没吃过苦。

后来常老师就经常跟着我们演出,我让他坐我的车,来回都拉着他。老头儿快70了,回家的时候经常就在后座睡着了。再后来,不光是常教师,几乎全省的名角都在乡里和我同台演过。只要主家愿意出钱,谁都能请来。多的时候,我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房子换了,车也买了。在颖川,我大小也算个腕了,得有个腕的样子。

我接到了团长的电话,还是说三下乡演出的事儿。我跟团长说,我去不了,您要是真想开除我,您就开吧,不干活老领您的钱,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团长的声音里有了哭音,他说,根呀,算叔求你了,咱这演戏少哪个人也不行啊,你不在乎那一点钱,团里那些唱不动的老家伙还指这点钱吃饭呢。这戏不唱,县里明年就不给咱拔钱了,那咱这个团就在咱这一拔人的手上散了。回来吧,咱还唱《打金枝》,中旺走了,这回你演李世民。

团长把我说动了,为他的不容易,也为唐王李世民。我把随后几天的演出都推了,到团里参加排练。团里现在真有点儿惨,演宫女的都是些老太太,她们的脸怎么绷、抹都弄不平,腰倒是粗得很唐朝。我进剧团那会儿团长还拿架子,现在招也没人愿意来了。团里行头已经多年没换了,色褪得厉害,仿佛是皇帝家的日子败了。我到市团找常老师借了一套行头,头一回演皇帝,我不能让自己看起来跟个假的似的。

演出那天,我早早地去了:唐王的妆好画,但我还是一笔一笔仔细往脸上勾。扮好之后,团长带头鼓掌。这个唐王有髯口,盖住了我小胡子。演出很顺利,这戏我在心里默多少遍了。我唱到那些经典唱段时,台下掌声四起。我在一帮年迈的皇后、嫔妃、宫女中间移形换步、风流倜傥,场景近乎荒诞。弹琵琶的是张娟,她弹得很认真,我仿佛看到她当年在戏校时的样子。刹那间,万般往事在我脑袋里闪回。谁知道下一回演唐王是哪一年呢?

《打金枝》是一出喜剧,可谢幕的时候,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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