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作为总统就任的初期，我在大众经济论中所强调的“分配”并没有被全面地实现，在金融危机缓和之后，分配成了政策的重点，即所谓的“生产性福利”。金融、企业、政府、劳工四大部门的改革正是大众经济论中所主张的内容。我的大众经济论在长久的岁月中成熟发展，再向“国民政府”的过渡中成为正式的国家政策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1970年10月6日，我作为总统候选人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全体国民公布了我在选举活动之前准备的各项竞选政策。在此之前，韩国的在野党仅仅是对政府的实政或者是政府的不正之风等进行漫天的攻击，从来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是其没能取得国民信任的原因之一。于是我确立了各项竞选政策，向广大民众明确地展示我们新民党的先进性。但是，对政府进行批评容易，提出新的政策却并不简单。
在记者招待会期间，我并没有采取对朴正熙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一干执政党首脑进行人身攻击的方法。虽然我们手头掌握着充足的可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材料，但是这一次我要通过新的政治政策来取得胜利。就算是仅仅利用我提出的政策和远景蓝图，我也有在竞选中取胜的信心。这是我费尽心力投入了全部热情研究的改革政策，并对它修正了无数次。
我提出的政策包括：废除乡土预备军，推行大众经济路线，保障美、中、苏、日四国不再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和平统一论，改善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改善教育条件，取消征收中小学学费，征收奢侈品消费税，打破学阀主义，实行双重粮食价格制度等。每一条政策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特别是废除乡土预备军、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和平统一论、推行大众经济路线等都获得了国民前所未有的关注。
乡土预备军是在朝鲜的游击队袭击青瓦台事件之后政府于1968年4月1日出台政策开始组建的，法律规定预备军的军力为200万名军人。预备军平时在家务农，战时作为战斗力量，是一种类似于屯田兵的组织编制，是一支类似于朝鲜的劳动赤卫队的军队。这些预备军的军人在从事生计的同时还要兼顾例行的预备役训练，甚至还有被叫到管理长官家里去帮忙看孩子、给长官家劈柴的情况。不仅如此，它还滋生出了交钱来代替这种预备役训练和让别人来代替自己训练的情况，出现了种种副作用。
预备军当初是为了防御朝鲜军队入侵而组建的，现在却成了朴正熙政权变相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安保成了祸根，朴正熙政权通过这种手段将全体国民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管理了起来。这种方法会将一般民众在瞬间变成军人，任何时候都有为了不正当的目的而将民众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乡土预备军已经脱离了原来筹建时的宗旨，人们对它怨声载道。
我主张废除乡土预备军正是顺应了国民一直以来的期盼和意愿。气氛变得极其不寻常，朴总统就此召开会议来讨论相关对策，并且指使相关团体对我进行了攻击：“撤除废止乡土预备军的政策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最终的结果会诱导朝鲜向南进军。应马上撤销关于此项政策的发言。”
但是我坚决没有撤回所提出的此项政策。这既是对执政党发起的攻势，也是因为这符合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绝大多数国民都支持废止乡土预备军的提案。但是也有人指责废除乡土预备军的做法过于急躁。到了选举中期，我没有过多的时间来对各种质问进行一一的反击。
当然过早的公布政策提案会遭受更多的阻力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政府和执政党、新闻和当时的出版物、国营的广播电台总动员，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我当时比较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虽然处境危险却是肩负责任的政治人。站在这样的立场，当时需要提出的是能凝聚党内力量、引发国民关心、爆发力强劲的焦点问题。当时的政治时局在当局反共的号令下让人不能喘息，这亟须有所改变。这就迫切地需要能打破这一局势的导火线，即提出废除乡土预备军的主张。如果我通过其他的政治主张赢得了民心，在投票的时候再提出这个废除乡土预备军的议案，之后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四大国安全保障论、韩朝的和解和交流等提案，对为了掌握政权而一致利用这些外部因素制造紧张气氛的当局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局政府宣称四大国安全保障论是毫无实现可能的妄想谬论，并且在当时即使是提一提“统一”这样的字眼儿也是要受到当局调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对我的政见进行指责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攻击我的政见是把祖国的国防交到四个大国的手里，甚至给我起了“疯子”的外号，这可谓是朴正熙大总统的最严厉的谴责了。
朴候选人厉声说：“把我们国家的安保交到我们的敌人苏联的手里，这是说什么呢？这分明是正面违背了国家反共政策的主张。”
他们歪曲了我的竞选政见，我所主张的四大国安全保障论的核心内容，绝对不是把国防交给这四个国家。我的政见是让四个国家入驻朝鲜半岛，实现力量的制衡，这样就不会受到如清日、俄日战争那样战争危险的威胁；南北之间互相扶持，达成不发动战争、互不侵犯的协议。一言以概之，就是要求四个大国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我的主张在知识分子阶层迅速散播，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时候我主张的
四个大国和韩朝都要考虑的政见，不就是日后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而召开的六方
会谈的原型吗？我已经看破了围绕在朝鲜半岛周围的力量的实质和实现真正和平的条件。当时提出的理论现在想起来也是无所偏颇的。正确地判断、正确地行动，我对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倍感自豪。
共和党对我提出的南北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政策也给予了强烈的攻击和批判。他们质问
道，朝鲜正在策划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你却在这里谈和解，怎么能和平，怎么和解？
朴总统和金钟泌一干人等，对我的发言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和谴责，这大大地刺激了国民。
“金大中吹笛子，金日成就跳舞；金日成打鼓，金大中就合拍。”
但是极力反对我的主张的朴正熙政权，在仅仅一年之后就采取了与我所主张的南北统
一一样的政策。在韩国政府的提议下，促成了韩朝红十字会谈，在会谈进行的同时达成了著名的“7?4”《南北共同宣言》。他们如此反对我的政治主张，最后却实施了我的政见，其实他们隐藏在背后的出发点是与我不同的。朴正熙政权的目的并不是南北的和解与协力，而是通过这样的政策保障自己的政权，并进一步地垄络民心。
我在准备竞选的过程中，以经济政策为中心提出了大众经济论，即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
实现依托广大民众、为了广大民众的人民群众经济政策。李承晚政府以来，韩国的经济一直是为权贵主义的政府和少数特权集团而服务的特权经济形式，到了朴正熙执政时期，这种经济政策变本加厉。农民等一般人民群众感觉生活越来越困难，整体社会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时急需可以对抗朴正熙政权那种财阀独裁的理论和战略。我为了韩国的经济和民主主义提出了新的蓝图，为了使这些理念能被民众广泛接受，我要向大众努力宣传。
我的大众经济论是在解放之后，在对韩国社会经济进行长期观察下萌发的经济理论。
在第7届总统选举开始以前，我就通过各种媒体提出过大众经济论的思想。1969年我在《新东亚》发表的文章《大众经济论的主张》中阐述了我的核心观点：所谓大众经济是指以社会的实际生产力为依托，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和能力的同时建立一个能保障国民福利的经济系统。另外我还在文章中强调，为了成功地开展大众经济，需要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的体制，群众的意识是构建大众经济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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